ZZ：我觉得汉语现代诗49年后就一直没有重心，港台的诗跟大陆的客观上一直是分开发展的，80年代开始有了交流，但我看不出互文的关联。70年代末开始，大陆的诗在代与代之间，流派与流派甚至南北之间忙于争夺“正确性”，其实很封闭。香港的诗与台湾的也一直有所不同。前年我在荷兰听梁秉钧说，香港诗是在殖民文化和母体文化的夹缝里确立了身份的。台湾诗脉承了4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使汉语第一次承担了都市病和怀乡病的交织忧虑。总之，这几十年来，汉语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在不同的历史地域分头应付各自的问题。文学的汉语是分裂的，但这只会有好处，因为这会从整体上丰富汉语的表现力和它的精神派生力，使它最终完成向一门卓然自足的现代文学语言的过渡。
80年代中期之后流落在海外的诗有两种走向：一种已不再是汉语诗，也就说汉语只是一个马虎的影子，很快便踅进了不同的译本中，原作就像报刊快讯，用过了就可扔掉。这类诗或许会进入世界阅读，但已开始在汉语中失传，因为它之于汉语文学建设无功，第二种仍是汉语诗，翻译取消不了原作，至少在目前仍与大陆的诗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是大陆诗的一支探险队，目标：汉语的边界在哪儿？
HCR：6.由上面这个问题又带出另一个……
ZZ：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想法是对诗人而言，母语并非一种自然语态而是虚构，诗人写作是寻找母语，或者说母语中的母语，因而人在哪儿写作并不重要，哪怕是远离母语，日久说话都不熟练了，也不一定会影响写作，而说不定是塞翁失马。我当时想从理论上确立这种想法，给自己在海外的写作打气。现代汉语已相当成熟了，可以生成出流放文学，这在二三十年代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汉语的特性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一般说来，它的特性是一种平衡于传统汉语和西语之间的开放性。但80年代以来对外的接纳能力越来越强，暗喻和主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因而先锋文学读来很像西方的东西，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它忽略了对自身历史的挖掘，也就是说忽略了对自身的开放，因而也就违背了它开放的特性，这是我们母语的危机。这危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它的现代性携带了西方的病毒，也就是消极主体的和空白超验的以及语言本体主义的危机；二是忽略了从其自身对克服这危机的可能性的挖掘，也就是说忽略了对传统汉语的（不是字面上的）圆润恬静的非暗喻命名境界的挖掘。可惜的是，极少人领悟到我们写作的母语即今天的现代汉语是一枚罕见的有着两面的勋章。实际上我不知道当今还有哪门语种比汉语更适合生成综合的记忆和伟大的诗歌，因而它对有雄心壮志的写者的要求也格外高，让他们成熟得格外慢，要他们做到古今不薄，中西双修。可惜片面的写者太多，他们动辄就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但丁啦，俄罗斯灵魂啦，诸如此类西方用来克服主体危机的成品来引入某种“中国崇高”，殊不知这是简化，是滥用，它们一脱离其历史地点进入中国语境就不但不能克服主体危机反而加深了它。极端地说来，在当下的母语语境中，但丁可能是反动的。因而滥用但丁对但丁本人很不公平，为何这事不好好想一想？其实呀想了也没用，有的人就是才华不够，到这时还在写假大空的东西。
HCR：7.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ZZ：我很能理会你讲的，也基本赞同你的判断，语感确实是这问题的关键。港台诗人的学养很高，又有老中青的正常衔接，生活相对安定，因而哪怕是在偏激的作品里语感都带有很强的文人味儿，这些情况刚好和大陆对立。大陆对立的两类诗人，消极主义者如非非诗人和语言本体型的诗人如海子，除了都反官方外，也都极端反对文人味儿，连生活在书斋里的钟鸣也一直呼吁要警惕“美文”。钟鸣是极有远见的，我个人眼下一时想不透为什么。是不是文人味儿在当代社会即意味着暗含了中产阶级似的对艺术不温不火的态度呢？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不过语感就是调式的词语成品，本身是艺术虚构，是对同一语种内词语神经的最佳震撼点的虚构。同一语种的好诗人对它的感受既富于个性又有某种直觉的共识共鸣。我相信这种共鸣能超越地域和历史。我的阅读面不广，就我看到的而言，我觉得大陆一些好诗人的语感跟台湾的商禽，香港的也斯很有共鸣之处。我想，普遍不能融入阅读，是语感的失败，而品味完全超不出当地，是阅读的失败。
至于我的语感，它也完全是我的虚构。我的内心交织着许多声音：长沙话，四川话，普通话，还有几门外语，像有好几股真气在回荡，最后变成一个虚构的调式和语感。我迷恋学语言，也是想不断给我的语感以新的滋养。每门语言都有不可思议的独特之美，对世界的看法也很不一样，要能把它们都融进我的汉语就好了！你说得对，这是陌生化。我当然不喜欢那些从翻译语感里派生出来的诗，我觉得那些诗还没入门。
流畅？我不知道这个时代诗人如何能流畅得起来。诗人总是结结巴巴的。
HCR：8.提一个十分幼稚的……
ZZ：不是提这问题幼稚，而是简单地回答这问题怎么都会幼稚，写东西有点像抽烟，抽上了就很难说为什么，虽然总有点原因，但解释起来难免显得勉强。我自己也老想把这事弄清楚，每次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人得想一辈子，不是吗？不过在我近20年的写作中，有样东西一直没变，那就是对文字的组合排列之美十分过敏。这也许要追索到童年，我老是回想这样一个情景：冬天，我10岁，外婆带我睡在同一床被子里。这还得具体交代一下：我祖父，外公和父亲都是右派知识分子，都不在长沙，我是外婆带大的。她本人出身也不好，调到了一个汽车配件厂值夜班。我记得早晨醒来，她常温和地怨我不好好睡，把她踹得浑身痛。有一次她的表情遥远，轻轻说：“娇儿恶卧蹋里裂”。我一下子就被那个语气迷住了，但不太明白，她说：这是杜甫写的诗。“娇儿”就是你，“恶卧”就是说不会睡觉，把被子踹破了。我当时觉得这诗句说得又准又美，说的既是我，又像说别人。我突然觉得周围叠合进了另一个周围，但看上去样子并没变。我相信那是我对诗歌之境的第一次开悟。这是一次本真的经验，我后来当然通过主动的阅读不断强化着它。读与写有着深不可测的联系，诗人是否高明全在于他阅读的心得是否高明，这就是才能之谜。心得是体悟，不是知识，说不出个理所当然。我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这类本真经验的复制，也就是把自己从读者的角色换到写者，将心比心，希望用同等强烈的语言魔力唤醒另外的人。这也构成了我诗歌方式里某种基本的东西：我总爱用假设的语气来幻出一个说话者，进而幻出一个情景，这情景由具体的、事理性的也就是说可还原成现象和经验的图像构成，然后向某种幻觉，虚构或说意境发展，一到高潮就自然戛止。这过程是一场纯粹的语言魔术，它伴随我的生存使我不断与语言以及语言命名的世界发生亲昵神秘的关系。诗就是人与语言和世界发生的三维共鸣关系，这关系比散文纯粹，它绝对纯粹，自给自足，无需他求，因而我当然不会想到去“拯救诗歌”，我想什么时候这种关系对我结束了，哪怕只是变淡了，变得不自然了，我的诗也就写不好了，也就完了。这关系因它的绝对纯粹而半点都勉强不得。
HCR：9.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即诗人责任的问题……
ZZ：说真的，我不太欣赏布罗茨基的那类辩证法，他很会写诗，他的音韵和格律美得无以复加，但他的散文油腔滑调，常常骗人，总是在说他如何如何对，世界和时代错了，这与他的诗歌，至少是他最好的作品里表达的精神不一样。或许他是想报复那些弱智者吧，他们总是通过他的散文来套出他诗的意思。写作纯粹是一个美学过程，它是专家在经营一项本职工作，完全独立于社会，不受任何需求所左右。这一点是《恶之花》之后现代诗赖以发展的前提。诗干不了什么事。我想，诗可以强化人心智的美学和情感的深度，丰富和修改人的现实觉悟和生存感，但这事本身就很虚幻。诗人要谈社会责任，就不该写诗，而该写散文，或干脆身体力行介入事件中。其实，社会进程永远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这就决定了诗有更高的本质，它超越了时代社团和制度，也超越了意见态度观点和意识形态，它是对人的生存实境中不可根除的矛盾和困难的和解。这个和解不是事实，而是境界，诗的境界。诗的天敌是简化。至于诗是否该有时代的缩影，这是一个修辞的问题。有的人爱扩张词汇，有的爱缩约，如杜甫和王维，两者都是大诗人。
HCR：10.你虽然身在海外……
ZZ：我想，假设我只是一个内行的旁观者，我一定会十分赞叹当代中文诗歌。它无疑是世界文学中最活泼的一股生力，它在汉语中一直保持了先锋势头，从来未曾妥协过，因而处境也最艰难。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精神可贵。它的读者和支持者少得出奇，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知识分子缺乏读现代诗的修养，绝大多数所谓后朦胧诗人也无海外的译介，诗人全无社会地位，没有一举成功而改变经济状况的可能，连出诗集的机会都少见，写作基本上可称作是同行自娱，但仍有那么多聪明的脑袋干这个事业，真是奇迹！这种艰难是一次历史机遇，我只祈愿它还延续长一点，成全一代诗魂。诗给诗人的唯一酬报就是诗。在这个时代，我想诗人应有孤独求败的精神，不妥协，包括不向同情者和善意的外行妥协。我看不牛皮一点，不经历这种极端的冷傲就难以最终求得与人的和谐。执意处在失败的状态中，故意去对自己成功的可能性进行捣乱，是今天诗人得过的最后一关。许多人过不了这一关。
至于热闹，我倒真怀恋86年我出国前的那段热闹。那是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可惜一些奇才后来都不写了。我很羡慕他们，我要一直留在国内，也可能不写了，生活如此广阔，为何一定要写诗？不过真要写，同伴越多就越好。我很喜欢听民歌里唱的一句话：“走路要走大路口，人马多赖解忧愁”。今天诗人的冷傲，是求全身，实在是下策，是没办法的事情。
HCR：11.你最近的诗歌写作……
ZZ：
（这篇未完成的访谈原载于《飞地》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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