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登夏日》在当时苏联国内出版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但是，它有在国外出版的可能，正如一些优秀作家当时所做的那样。茨普金最后决定尝试一下，就请一九八一年初获准离境的记者朋友阿查理·米歇尔把手稿和部分照片偷偷带出苏联；米歇尔在两位美国朋友——一对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的记者夫妇——的帮助下，办成了茨普金的托付。
一九八一年九月底，茨普金夫妇和他母亲再次申请离境签证。十月十五日，薇拉·波利亚克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一周后，三人收到再次被拒签的通知。这一次，作出决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一九八二年三月初，茨普金去见莫斯科签证处处长，被后者告知：“医生，你永远都不会获准移民的。”三月十五日，星期一，谢尔盖·德罗兹多夫通知茨普金，研究所不再留用他。当天，茨普金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儿子打电话到莫斯科，说就在上星期六那天，父亲终于成为一名有作品发表了的作家了。阿查理·米歇尔成功地将《巴登夏日》投给了一份在纽约发行的俄罗斯移民周报《新报》，该报于三月十三日开始连载这部小说，并配以茨普金拍摄的一些照片作为插图。
三月二十日，星期六，正好是茨普金五十六岁生日。当天上午在莫斯科，列昂尼德·茨普金一直忙着把一篇英文医学文献译成俄文——对于被拒移民者（指出境签证被拒、又丢了工作的苏联公民，多为犹太人）来说，这是剩下的极为有限的谋生途径之一——他突然感到不舒服（其实是心脏病发作），躺下后大声喊妻子，然后离世。至此，这位作家的作品首次连载刚好一星期。
茨普金坚持一条原则，即《巴登夏日》里涉及的所有事实部分均必须符合真人真事及其真实情境，因为此事关涉信誉。与J.M.库切的杰作《彼得堡的大师》不同，《巴登夏日》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幻想小说，但它也不是纪实小说，尽管茨普金坚持“核实”所有素材。（用他儿子的话来说，他在一切事情上“都非常讲究系统性”。）也许茨普金想过，若《巴登夏日》有朝一日能够出版，那么它应收入他拍摄的一些照片，以此取得温·格·塞巴尔德的作品所显示出的那种标志性的效应——塞巴尔德在其作品中插入照片，从而神秘而悲怆地传达了自己对于“逼真”的最朴素的理念。
《巴登夏日》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从开篇起，小说就采用了双重叙事的手法。时间是冬天，十二月下旬，具体日期没有提供，而只是一种“现在时”。叙述者在开往列宁格勒（曾经及后来的圣彼得堡）的火车上。而时间同时又是一八六七年四月中旬。新婚燕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费奥多尔（“费佳”）和年轻的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离开圣彼得堡，正在去往德累斯顿的途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旅行——因为在茨普金的小说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而且不仅仅在巴登——的叙述，茨普金下工夫作了细致的研究。而叙述者，即茨普金，对自己生活中种种经历的描绘则是自传性的。由于虚构与事实对照鲜明，我们倾向于依靠风格框架，将虚构的故事（小说）与对真实生活的叙述（纪实和自传）加以区分。这是一个惯例——但只是我们的惯例。在日本文学中，所谓的“私小说”是一种主流的小说形式，它基本上是自传性的，但也加入了虚构成分。
《巴登夏日》里，几个“真实的”世界在一种幻觉涌动中被描绘、创造出来。茨普金小说的独创性在于它推进的方式，即在始终没有指名道姓的叙述者的位移（始于他目睹当时苏联荒凉景象的旅行）中，穿插对巡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讲述。在文化的废墟上，狂乱的过去如在眼前。茨普金去列宁格勒的路途，也是在费佳和安娜的灵魂、躯体中穿行的路途。这其中有奇妙的、非同寻常的移情行为。
茨普金要在列宁格勒逗留几天。他是在朝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不是第一次），这又是一次孤独的朝圣（无疑与往常一样），最后一站将是参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刚刚开始拮据的旅行，要在西欧待四年。（值得玩味的是，《巴登夏日》的作者从未获准离开苏联。）德累斯顿、巴登、巴塞尔、法兰克福、巴黎——他们在这些城市的命运将会不断受到搅扰而令他们焦虑不安。他们几乎一文不名，同时又要与一帮傲慢的外国人（挑夫、马夫、女房东、招待、售货员、当铺老板、赌场管理员）周旋。这些事情让他们觉得困惑、蒙羞；此外，尚有种种变化无常的情感折磨着他们，比如对赌博的狂热、道德困惑、疾病、情欲、忌妒、悔罪、害怕……
茨普金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激情主要不是来自赌博、写作，也不是来自宗教的虔诚，而在于夫妻之爱的那种灼热而慷慨的绝对性（无法以所谓的满意度衡量）。谁又会忘记将他们夫妇的床笫之欢描绘成游泳的意象呢？安娜对费佳那无比宽厚、又始终不失尊严的爱，与文学信徒茨普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可谓异曲同工。
一切都不是虚构的，一切又都是虚构的。一册薄薄的小说，其框架情节是叙述者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生活过的及其小说中涉及到的不同地点所作的旅行。我们逐渐意识到，这正是为创作我们现在拿在手里的这本书所作的一些准备。《巴登夏日》属于那种难得一见的、代表了作者勃勃雄心的亚小说。这一文体通过重述另一个时代中事业有成的真实人物的生活，糅进作者本人现在的生平故事；作者是在仔细琢磨并试图更加深入某个人的内在生活，这个人的命运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还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另一例是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西娅》，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的杰作。）
在小说开篇，茨普金离开莫斯科；小说写到三分之二的篇幅时，他抵达列宁格勒的莫斯科火车站。尽管知道车站附近某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生活的那座“不起眼的灰色彼得堡住宅”，他还是拎着箱子，在寒风刺骨的夜幕下继续前行，穿过涅瓦大街，经过一个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息息相关之处，然后来到他在列宁格勒时一向借住的地方。这是一栋破败的社区公寓楼的一隅，他母亲的一个好友（小说中对其有笔触非常温婉的描写）住在这里。她欢迎他的到来，用饭菜招待他，铺一张破沙发让他睡觉，然后一如既往地问上一句：“你还是那么痴迷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她睡觉后，茨普金随手从她书橱上取下革命前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中的一卷，即《作家日记》，沉浸其中，然后一边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反犹太的原因，一边慢慢入睡。
第二天早上，茨普金和这位慈祥的老朋友聊天，听她讲列宁格勒之围中她所忍受的种种恐怖遭遇。接着，他就出去在城里游逛。冬季白天短，天色早早变暗，他拍“拉斯柯尼科夫的小屋”，或者“高利贷老太婆的小屋”，“索涅奇卡的小屋”，或者拍他喜爱的作家在生命中最黑暗、最隐秘的时期，即刚刚结束流放后的岁月里住过的楼房。茨普金“下意识地” 继续往前走，“终于来到了要到的地方”，他的心“甚至因为兴奋和某种隐隐的感觉而怦怦直跳”，因为正面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离世的四层角楼，即现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在对这次拜谒的描写（“展室的氛围如教堂般静谧”）之后，马上就是一段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弥留之际的叙述，堪与托尔斯泰的手笔媲美。正是透过安娜极度的悲恸，茨普金在书里再现了那长长的弥留之际。茨普金的这本小说是一本关于爱、关于夫妻之爱、也是关于文学之爱的书。这几种爱并未被联结在一起，也未互相比较，却都得到了充分的描绘，为小说注入了燃烧的激情。
一个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一个犹太人——知道了他恨犹太人，该怎么办呢？“一个在其笔下对人类的苦难极其敏感的人，一个勤勤恳恳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的人”却恶毒地反犹太，该作何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犹太人特别的吸引力”又当如何理解？
茨普金列有一份早期的爱戴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的犹太学者的长名单，其中最具才学、理性的是列昂尼德·格罗斯曼（1888－1965）。格罗斯曼的著作是茨普金重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味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巴登夏日》开头叙述者看的书就是格罗斯曼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他编辑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的第一个选集，该选集出版于她去世后的第七年，即一九二五年。茨普金思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在回忆录里没有使用诸如“可恨的小犹太”这样预期中的字眼，也许是因为回忆录写于革命前夜，她认识格罗斯曼之后。
茨普金想必熟悉格罗斯曼许多有影响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如《巴尔扎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1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1919）等。他可能也看过格罗斯曼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鲁莱顿堡》（1932），这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以赌徒的狂热为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所作的演绎（《赌徒》原名就是《鲁莱顿堡》）。但是，他不可能看过格罗斯曼的《一个犹太人的忏悔》（1924），因为早就找不到了。《一个犹太人的忏悔》描述了最迷人、也最凄惨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犹太学者——阿尔卡基·科夫涅尔（1842－1909）的生活境况。科夫涅尔在维尔纽斯犹太人居住区长大，他自学成才，但行为鲁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书信联系。他痴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看了《罪与罚》后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不惜行窃去接济他爱上的一个贫病交加的年轻女子。一八七五年，在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之前，科夫涅尔在莫斯科监狱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就后者憎恨犹太人一事向他发难。（那是第一封信，第二封谈的是灵魂不灭的话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反犹太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在《巴登夏日》里，茨普金刚到列宁格勒，这个问题就又冒了出来。他写道：一个在其笔下对人类的苦难极其敏感的人，一个勤勤恳恳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的人，一个热情地捍卫地球上所有生命并为一叶一草深情歌唱赞美诗的人，究竟何以不为一个被压迫了几千年的民族说一句公道话——难道他真的瞎成这样？还是被仇恨迷了眼？——他根本不把犹太人当作“民族”，而称他们是“部落”，好像他们是来自波利尼西亚群岛的野人，而我恰恰就是属于这个“部落”，我有很多常跟我一起讨论俄罗斯文学问题的朋友也属于这个“部落”。
然而，这并不妨碍犹太人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茨普金为此所给出的唯一解释是：犹太人热爱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也许，这令我们想起德国人对歌德和席勒的尊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犹太人促成的，这种溢美之辞一直延续到德国开始杀害犹太人为止。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巴登夏日》一书将俄罗斯文学中所有伟大的主题都呈现了出来，小说仰赖其语言的精巧和迅速推进而统一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语言使作品能够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者（“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场景（“他”、“他们”、“她”）——之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大胆而摄人心魂地来回切换。但这又不是单一的叙述者茨普金朝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在，亦如不是单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八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那年）的过去。还有过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尽情徜徉于自己记忆中的场景和早年生活的激情之中，而现在的叙述者也在激活他自己的记忆。
每个段落都以一个长而又长的句子开始，以“而”（出现最多）、“但是”（很多）、“尽管”、“因此”、“然后”、“正如”、“因为”以及“好像”连接，并伴有许多破折号，直到一段结束，才出现句号。这些炽热的段落式长句在展开的过程中，情感之河随之高涨，不断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普金的生活向前推进：以费佳和安娜在德累斯顿生活开始的句子，会冷不防地闪回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的
年代，对他和波丽娜·苏斯洛娃的浪漫史的回忆又交织着赌博瘾的发作，同时穿插进一段叙述者上医大的时光以及对当年咀嚼普希金一些诗句的回忆。
茨普金的句子不禁让人想起若泽·萨拉马戈的连写句。这种句子中对话绕着描写，描写缠着对话，还有那些既不愿一直待在过去时、又不肯一直停在现在时的动词。茨普金的这些句子绵延不断，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了托马斯·伯恩哈特那样的力量和澎湃的权威。显然，茨普金不可能读过萨拉马戈和伯恩哈特的作品，但他有二十世纪其他令人心醉神迷的小说做样板。他爱帕斯捷尔纳克早期的散文《安全保护证》，而非后期的《日瓦戈医生》。他爱茨维塔耶娃，他爱里尔克，部分原因是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都爱里尔克。外国文学他看得很少，看也只看译本。所阅读的外国作家中，他最爱的是卡夫卡。卡夫卡有本小说集六十年代初在苏联出版，茨普金由此发现了他；当然，茨普金让人惊叹的句子完全是他自己的创新。
茨普金的儿子在回忆父亲时，说他痴迷于细节、有洁癖。他儿媳谈到他选择病理学作为自己的医学专业、并执意不做临床医生时，说“他对死亡极感兴趣”。也许只有为死亡所困扰的顽固型疑病患者（茨普金似乎就是一例）才会创造出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自由的句子形式来。他的小说是表达强烈情感和丰富主题的理想工具。在一本篇幅相对较短的作品里，长句代表容纳，代表联想，也代表一种倔强的性格所具有的充满激情的机敏。
茨普金的小说不光刻画了无可比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次对俄罗斯现实的非凡精神之旅。这一现实当然就是苏联时期（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的肃反运动到叙述者在其中作探寻的七十年代末）的苦难（如果这样讲不是太奇怪），小说与其的脉搏是跳动在一起的。《巴登夏日》也是对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天地所作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描述。普希金、屠格涅夫（小说里有一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激烈争吵的场面描写），还有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和道德挣扎中的杰出人物，如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和邦纳等，也都一一出场，一起融入了茨普金的叙述中。
读完《巴登夏日》，你会得到净化、受到震撼、变得坚强，呼吸也会变得深沉一些，并且感激文学，感激它能有所庇护和例证。列昂尼德·茨普金（的一生）并没有写下一部鸿篇大作，但他做了一次伟大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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