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想像快乐吗？我能感到你在每首诗里的起落，它们的起伏很大。我感到有点纳闷，以你涉入写作的时间你是十分成熟的，不可能被想像撕裂。在这个年纪的诗人，圆熟更胜于想像的扩张，所以你居然还留有那种不成熟的断裂，我感到惊喜。你知道为什么这是惊喜吗？
（答）想像快乐吗？当然。我常常在想象中自我取乐。想象被我理解为诗人对对象的精神赴会。比如这刻身在福建的我想到远在广州的你正在一个地方喝着咖啡听音乐，我就感到那个时空也有我的一份，它成了我第二种存在背景。不会想象，那还当什么诗人？呵呵。想象在诗歌中不是手段，但它是作为一个诗人的基本素质和天性，代表生命冲刺力、眺望和借问；体现了一个诗人对客体的感受力，是他借助自身的灵性使肉身飞起来的工具，它大于诗人但小于诗歌，有时也可能等同于诗歌。
我不知道你在我作品中所看到的想象力在我诗歌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但至今我仍感到想象力在自己身上没有半点衰败的迹象，尽管那不是诗歌中最重要的。一般人认为，想象力与技巧的圆熟是成反比的，它很容易被划入青春活力的助推器等，好象只有不成熟的大脑才拥有它。这是错误的，只有天性值得怀疑的诗人才在自己技巧成熟起来后与想象力割裂或无形脱钩。
技巧的圆熟是相对的，阶梯式的；没有什么依据说它与想象力相抗衡着，它抗衡不了想象力给写作带来的活力。实际上它们也一直在写作中并肩而行着，如果一定有什么发生了变化，那只有写作态度在调整着这二者关系的相互作用，态度一边给技巧提示一种发展的方向，一边给诗歌想象力提示出现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相互携带吧。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诗歌新模式的出现，这当中你说不清它们两者谁的力更能奏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是“扩张”的想象力给诗人的技巧带来了依然可靠的鲜活面貌，并激活模式改变的新可能。这可能也是你所说的“撕裂”作用，撕裂有什么不好呢？它给写作者带来了对立，证实文本在我们手上仍然还有去向。如果成了高山仰止的“模式”，那才真正可怕，证明有什么业已僵硬，已无法峰回路转。至于想象力与诗人个体年龄的关系，那要看上帝对这个人的爱有多少了。年龄很重要吗？我出生于1959年9月27日，我不知我与六十年代这个“代”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也不知与1950年出生的人们是一种什么关系。我由此想到一些大师的文本，不知现在那些自称很新锐的人是不是可以比肩？孔子连自行车也没见过，更不会使用电脑，但他的言论依然在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行为。
我害怕有一天我的作品被人认为已经很稳妥了，从另一种角度说我害怕自己已经“成熟”。它们用手摸上去非常光滑，一点粗糙感也没有，像一个得道的和尚，你不知道他心里装的是黑夜还是白天。从任何意义上比较，作品中活力的不确定性永远要比圆熟的确定性更加可爱和拥有明天，拥抱一个年轻人当然比拥抱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更加可靠。这当中的参照数不是已经拥有什么，而是还有什么。我一直在自己的不确定性中一路写着，我近年提出的诗歌平衡术问题就是为了回应这种看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惊喜”哩。
（问）你的诗中有很强的哲理。事实上，每个诗人每首诗都在做这样的事，而你十分形象地完成了它。这意味着一件事，你时时刻刻在注视这个哲理，并不是你喝酒时才会喊出来。这种时刻的彰显，让你感到痛苦还是快乐？你想对大家说道理吗，还是更想讲故事？或是讲述你随时随地流经的生活？
（答）许多人都说到我的诗歌中存在很强的哲理因素，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怎么写出来的东西都有这种色彩？它们从哪里来和来的方式？其实在生活中我是个更多地服从于自己的感觉，而无暇去考虑什么理由的人。浅表的哲理表现在文本中是一种很刺目的条纹状纹理，说明作者功力的使用是单向性的，他的色调还没有完全调和，他的整合能力露出了可悲的马脚。但事实上如你所说每位作者又都在做这样的事，这说明哲理（或者叫思想吧）是一种总和的东西，它的陷阱随时随地都存在，而做得不露痕迹和浑然一体却是困难的。哲理甚至使我们看到庸俗，想一想吧，现在所有的诗人书架上摆放的几乎是同一类的书籍，这多么可怕，这些书籍象瘟疫一样相互感染着大家的大脑，在这种背景下谈思想，这才是一件很忌讳很可怕的事哩。
哲理是认识性的还是手段性的？我认为定位在手段上更为重要。手段相对于艺术家更具有彰显个性的色彩，那里有众多的密码，而写作者大多是依靠冥冥中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密示”才获得通向写作堡垒之秘密通道的。那里的途径幽暗而艰险，幻像纵生。写作者在这当中所做的工作很难以什么明确的图示来牵引自己，只能通过自己神秘的感应去应和它，通过铺排出来的图景来完成他要说的什么。他已经说出了什么吗？有时答案并不在他自己手里，接受美学告诉他还有另一方——受众。读者说在他这首诗歌中受到了什么恍然的启悟，其实写作者也并不知道那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写与读的关系经常是这么复杂，在写作者这一方，他大概只是释放了对自己也对他人的信任感：这包括种种写作准备和天生灵性。而作品内涵的彰显却非常复杂，要依靠他训练有素的演绎和神秘心像的复制。写作者对于自己说出这一切的过程，不是他向谁显示了什么内涵结果，而是借助自己的心智终于降服了他所要写下的那些文字。对于这种彰显，他的愉悦大多来自自己的演绎性，而非那简单的理性思想。因为这里头有他依靠什么而说出的关键所在，也是事关本体的才情所在。
依照我个人的条件而言，我是更适合于讲故事的一个人。我曾做过多年的专业团体编剧工作，在许多酒局中我说的故事是我朋友范围内不可缺少的一道“好菜”。我的许多诗歌正是通过自己铺设在“水下”的故事性而展开的，这也成了一种写作态度：故事就是道理，我们在演绎的过程中带出了我们说的方法和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我自己的许多诗歌现在想起来都是某个故事的片段或细节，它仿佛只是碎片，却充盈着生活中最精彩的神经。我在一本戏剧理论书籍上看到给编故事规定了二十四种模式，但所有故事的生动性都在于它支离破碎的细部，我们的生活主题正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所组成。如果道理像集装箱一样是四四方方一整块的，我们的生活将令人窒息。
（问）你的作品诗形整齐的居多，但你是想像淋漓。这里面有个秩序的问题，这种矛盾是因为你在生活中也遵这种原则？也许你能顺便谈谈你对一个人和一个诗人身份的生活的理解。
（答）写作就是一种约束，约束是自由给出的结果。约束的写作是为了留给自己更多的自由，懂得约束的写作者才敢真正正视自己的才情、手段和对现有文本的破坏。天才的艺术家都是懂得约束的人，他懂得控制力比才情的宣泄力更为重要，控制力使才情找到了恰如其分的位置，维护着一个作品的最高建筑和终极关怀。宣泄力总是分散的、拐弯的和目中无人的，这是许多少年甚至儿童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身边已有类似的诗人，他们貌似才情四射，而作品最终只留下了一些碎片。约束力是比才情更高的才情，而有些拥有很好才情的人，却就是一辈子也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约束力。实际上许多天才的作品都是极端难以控制又最终被控制住的，它在作者狂暴般的才情冲击下却稳妥的站住了。我们只要听一听帕格尼尼的小提琴随想曲或许就知道控制力在当中起了什么作用。
的确我的诗形有许多是整齐的，要说这是个人嗜好也行，但它统一于作品中更大的规范性。作品中的秩序问题（这一点你提得真好）是留给写作者自己的，谁没有完成它谁对自己的作品就有亏欠。大体地说我的作品在形体上和节奏上相对是整齐的，但我也有太多的裂变，它们在内部相互充斥着，它们像变奏一样是多步的，散点的，甚至是众声喧哗的；但它们又在有形的深度整合中得到了暗合，在一元裂变中得到多元并存。也由于它的形体，这些内部碎裂的激情得到了更安静的排列。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什么都业已做到了。我近年的诗歌写作提倡平衡和失控的对称，我不知是自己的主张造成了你所说的这种诗形，抑或这种诗形也推波助澜地加速了自己的写作主张。生活中也有这种原则吗？呵呵，可能你在明知故问。但我认为，一个诗人处身于社会大概情况不会太好的，对于诗人而言来自生活中的冲突肯定不会比诗歌中的冲突更少，我提议大家还是也把它相对地搞整齐吧，形势太紧张会伐伤自己也会伐伤诗歌的。
对待生活我的原则是“得意忘形”。
（问）你觉得当代诗歌有希望吗？它已经二三十年被局囿在一个小圈子里，无力外冲了。我们经常抱怨商品时代的功利眼光转移了读者，你觉得呢？我心底有个疑问就是，几乎每个读到高中的人都有他的一个文字时期，非常诗性的，大概是15、6岁-20岁、22岁吧，这时他会写点分行的东西，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段诗性成长时期，可是现在诗歌基本上还没有买方市场。你认为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李杜还没有出现，还是因为李杜在这个商品社会也会被扼杀？
（答）诗歌的问题基本上来自外部，当代中国汉语诗歌自身构筑应该是没有多大困难的。（诗歌内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运转得到解决）我最近在重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我觉得诗歌队伍中也有太多的人想让诗歌也早日得到“招安”，并频频作媚眼状，这是何苦？在今天诗歌所受到的种种冷遇真是再正常不过了，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们都是怎样在打发自己的日子吧，再傻的人也会找出答案。二三十年的局囿算什么，时间绝对还会大大的往后推延。我们也不必去抱怨谁，诗歌产生不了那么大的魅力，诗人也不必去想自己有那么大的魅力；在中国，古代除了唐代把诗歌正式作为科举的科目强令学子们趋之若婺外，接着就是上个世纪我国的大跃进时代发瘟般使许多农民和工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民歌“诗人”；除此两例，任何时代的知识份子中真正能诗会赋的人也并不见得有多少。难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仅是唐诗宋词元曲里为我们开列的那些名单吗？还有多少状元榜眼探花们的名字并不在里头。这就是说诗歌自身形成的美学形态本来就形单影吊曲高和寡；诗有别才，它缜密的精神骨胳，细致的文采肌理，不可能在心智和学养较粗糙的人那里产生共振效应。尽管它形成的精神质量是属于全人类的。诗歌的功能需要教育，也需要智性的联络，但现在（也可能是永远）的问题是，许多人不屑于也无暇于去光顾这一头，这使我们的话题也就成了一廂情愿。我觉得这非常正常，如果十多亿人口中有五六亿人在写诗歌，那才真正可怕呢。据我所知，目前在中国凡有过问过诗歌的人（包括大中专学生在内）至少在一千万人以上，有这么多的人还在与诗歌同伍，我看我们早已值得庆幸了。
关于读者的问题我想多说几句话。每个写作者心中都有自己的读者对象，或多或少，或一个层面或一个圈子的人，或一个也没有只是对空而言，但即使是对空那而言也是作者心中模拟的一个没有名字的谁。写作者总是依据自己心中设定的这些人而表达着自己的文字，这个对象其实就是他为自己的写作自我设定的美学高度。他所设定的这种对象与其他对象没有什么关系，他对这个或这些人写着自己的文字，他这样写的同时，心中已经相信了他或他们与自己有着相通的写作美学原则，甚至还高过自己；这当中的他或他们才是他写作命运的救命恩人或全部依靠。而相对于这个对象以外的其他读者，他觉得有与无都是一样的，他宁愿不敢得罪于那个对象而放弃其他一千个读者，他的价值观告诉他这是值得的，并且在那个虚拟的对象的期待中继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一个值得信赖的读者往往要比他自己的作品更为重要；这种读者与现实社会的形态没有关系，与世态的凉热取舍也没有关系。我认为写作的得失盈亏只是价值的得失盈亏，与读者的多与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为读者的流失问题而着急了。有时候拥有太多读者的作品其文学品格反而值得怀疑。
你说到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有写诗经历的问题，这不是很好么，这说明诗歌的内质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与一切向上的、尚未涉世的生命体发生着联系，说明当代诗歌的精神土壤依然是健康的。尽管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后来都不写诗了，但那些写过诗的与没写过诗的人相比，在往后的岁月中犯罪率肯定要少得多。至于诗歌没有买方市场，那怪谁，除了上面所述的原因，谁叫爱诗的人大多没有钱，不爱诗的人偏偏又钱很多呢？呵呵。另外，这与李杜们有没有出现也没有关系，按我感觉，国内诗歌界目前还是有许多高人的，但诗歌现状却绝不会因几个高人的出现而改变的。我们还是好好地把诗歌一首一首写好吧，像巴蕾舞演员练好自己的脚尖，交响乐团乐手练好自己的乐器。面对相似的现状，他们好象并没有太大的怨声而安于立命，难道诗人们就真的那么容易发怒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谁叫你是一个诗人呢，你完全可以去改写电视连续剧或通俗小说，那里掌声最多。
（问）你上网多久了？网络对诗歌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你怎么看？上网写诗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难忘的人或事吗？说说你最喜爱的诗歌论坛，为什么？你对网络诗歌还有什么评价和期待。
（答）我是二OO二年底上网的。那时我来到家在宁德市的诗友凡非家中，当时他已是一名十足的网虫了；看过我的诗稿后，他高兴之下便顺手把我的《提问，我的问题》和《有一些弧线会拐回来》两首诗歌贴在流放地诗歌论坛和网易的现代诗歌上，我们等到被人敲击过五十次后才分手；第二天我便启程去越南了，在中越边境线上，他打来手提告诉我这两首诗歌已被人点击过两百多次了，将近有二十来人给我回了贴，这给了我非常新鲜的冲击——原来这就是网络。回来后我便用全拼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字，当我自己第一次把诗歌贴在流放地时，想不到诗歌行距全部乱套了，杨勇在上面问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马永波说由他来整理，结果无法整理又重新替我打一遍才贴上来。这就是我的上网历史。
网络对诗歌的影响是勿慵置疑的。它一下子推倒了长期以来体制内写作与体制外写作久久隔阂的高墙，人们的写作自由度大大拓宽了，一些真正有才华的边缘写作者可以面向大众了，众多的初学者也可以在这里毫无遮拦在这里被人认识，一些神交已久的朋友也一下子没有了距离，文学或者诗歌终于在纸张以外以另一种面目让人们从新得到认识。一句话：没得说的！
但网络文学的缺点也来自它的优点。特别是交流之间，我怎么总觉得那是一场假面舞会呀？尽管我可以凭借自己的感觉判别出谁是“靓女”谁是“靓仔”，但还是觉得背后还藏着另一个人。另一点就是它太多的自由度反而让人无所适从和不自由。谁都可以随便化个名放开乱说一通，这一点在我还没上网时我就意识到，所以我一上网就抱着一个原则，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用自己的真名说话。在网络上，不但要有自己的说话原则，还得耐得住自己的性子；今年上半年，在我当版主的流放地上发生了一场大面积的争吵事件，以至许多本来是朋友的人因一时的冲动而伤了感情。想一想吧，隔着一层屏面说话，对象大多是未曾某面的人，你的自由度永远是有限的。
我所涉足的论坛只有少数几个，主要是看不过来，呵呵。我去过的诗歌论坛大概就是我个人所喜欢的，要不，我怎么会老往那上面跑呢。整体上说，网络上的好诗比例还是少了些，其实纸刊上也一样，所能期待的总是那么少。但网络作为写作交流平台，这一点纸刊肯定是不能比的，无论你是哪个级别的高手，你对网络诗歌必须正视它和敬重它，原因很简单，它是新生的，也是有无限可能的。
（问）让我们向大家谈谈你的诗歌历史。比如，你啥时写诗，或认识到诗在你生活的份量；你第一首诗；你什么时侯感到自己是个诗人了；你的家人怎么看待你的诗人身份；诗与日常生活有矛盾吗，如果有，你怎么选择；跟我们大伙说说你的八卦，爱情对你诗生活的激发……随便谈。你觉得自己是个天生的诗人吗？这个意识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以什么样的角度处理他的恋爱、日常生活和写作。
（答）是呀，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我知道也该坦白些什么了，呵呵。
我少时的意愿是当一名画家，中学时代我学校的许多墙报刊头几乎都是我画的，以至现在有许多人还凭着我的气质判断我的职业为画家。但不知是何原因我还是成了一名诗人，记得中学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我困于无书可读，一次竞翻墙进入学校尘封的图书馆，顺手在书架上偷走了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有点“神”：一本是有关生理卫生方面的读本，呵呵；另一本就是《普希金的皇村时代》。前一本教我认识肉身，后一本让我见识了精神。两本书都让我无比着迷，并庆幸自己所读到的第一本相关诗歌的书籍就是普希金的。后来，文化馆的一位我至今仍很敬重的文学编辑对人说：“这孩子怎么一开始写语气就有点欧化？”
我第一次发表诗歌作品是在《福建日报》副刊上，那时17岁。意识到自己可以当一名诗人是将近十年后的事，八十年代中期，我写出了一系列大海题材的诗篇，引起了公刘，蔡其矫，舒婷，曾镇南，孙绍振等名家的注意，并得到了《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的大版面评论；公刘先生很率真地在《文艺报》文学评论版上起了这样一个大题目：《他也是一颗海王星》，他是相比较于同样写海洋题材的小说家邓刚而言的。我当时真的是有点乐了，诗歌也从此比较清晰地在自己的生活里有了压迫感和份量。
我的家人都知道我在写着诗，他们不一定读我的诗歌，但他们都知道诗歌对于我这个人是重要的。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慧根的女性，年轻时相当漂亮，童年时听她哼歌谣真是一件很美的事，我惊叹她的语调是天生带来的，要有就有。到现在她还时常问到我的“诗歌功课”做得怎么样；她相当有灵性，前几年我带着两个记者来到生我的半岛上做一个电视片《最后的三寸金莲》，请她替我们找几个老人来谈这件事，在我们事先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她竞把我们的意图一下子向被采访对象都说了，以至我身边的那个女记者都听惊呆了。我是说我的那点诗歌悟性不能不说与她有关。诗人阿坚那也到过我老家，这一点他也是一个见证者。诗歌与日常生活肯定是矛盾的，家人认为这个人既然干不好其他事，那就由着他写点诗吧；还好我已经四十来岁了，年龄已经允许我可以相对平淡地来处置许多事了。
四十岁以后的生活是相对透明的，还摆什么“八卦”呢。“美丽的女性引领我们向前”，经历中也有几个女性影响过我的，第一个是我母亲，一生中享用不完的心灵之源；一个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女老师，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年轻时非常漂亮，至今仍疼爱着我；再一个就是我的老伴，年轻时在我们这个市城也是公认的美人胚子，呵呵。我认为女性是我们诗歌中共同的精神磁场，她们身体的美是日月精华的最佳体现，她们用母性的爱软化了人类精神的种种硬伤；她们让你升华，给你高蹈的神性境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为了写诗的，但一切美的东西都激发着我不断完善自己，包括写作和做人。美，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呀。
（问）说说你最重要的作品。它们是什么情况下写成的，语言、情感和技术上你是怎么考虑的，它们在你的写作史上占什么地位，你在写作中的状态。我对一个诗人在一个作品能达成的状态特别好奇，这是一个自我鉴别的重要标签，——至少对于我自己是的。写作的极至状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你的写作是否曾有这样的体会？告诉我们那 时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心境，和你在这种时候如何接近写作。
（答）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有难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自己写出较满意的诗歌作品大体有《伟大的蓝色》、《雁队》、《山坡上的石头》等，近几年的作品我想主要体现在长诗《一场对称的雪》上。我自己感到比较好的诗歌一般都在写作有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停顿之后产生的，实际上，当我写得很顺手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写作肯定在哪里出了差错。写作就是给自己不断设障碍，制造粗砺的摩擦感。写作中相对的停顿是完全必要的，停下来读书或思考，辨析一些写作中的逆向问题，都能使自己找到新的出路。写作中的满足感作者自己是很难以言喻的，它类似于做爱，每一次都有心仪和激情，但哪一次最好，他自己是很难准确地说出来的。
我的写作是不断拐弯的写作，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诗歌一直处在变脱中。我厌恶写作中的惯性，它在不断地遮掉自己，自己欺骗自己，使写作一直处在一条窄小的直巷中，好象一次的天亮就使自己一生再没有遇到天黑。我意识到的写作好状态是指写作中出现了新弯度，这时候最有新鲜感，证明语言和技术都有了新的可能和去向，在这时我往往会狠命地写，一直写到一段后它又让我感到已经变旧为止。好作品一般不产生在已有圆润的经验之后，而出现于可能的经验前；因为获得经验后的写作往往会多出许多矫情而少了原始的冲动。写作的极至状态对我而言就是内心的冲动极难以把握的时候，仿佛有什么就要满出来，却不知往哪里流。在那时，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都处在颤栗的飘动中。我极少让生活的紧张感带入写作的心境中，生活的真实并不是写作的真实，生活中的心境也绝不能等同于写作中的心境。有时我们无法捉摸自己是怎样进入写作情景的，我们在晃若隔世的言说地带与谁对话着，那当中的身份是自己的却大部分不是自己。当我们完全设置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场景时，里头的情景已无法再适应我们自由的说话。这里头有个人真实与写作真实的隔阂，还有个人写作自由度的高居排斥着属于现世中的伪真实性。写作的心境我理解为是一个大我的心境，这时候他已经超越了一切尘世的羁绊，他的肉身和精神已经交代给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他模拟的或神往的，却必定是他最认可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场，进入这个场的人无法是我们现世中彻底的身份。
（问） 我发现你喜欢长诗，而且你很有耐性去安排一首诗发展的节奏；同时你喜欢那种想像的 出奇、转折和跳脱，在日常回帖里还看得出你是个爱新鲜、热情的人，——这一切意味着种种矛盾的纠合，它们可能形一个人内心的高压风暴，我有没说对呢？这对于你成为一个诗人肯定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它们先成型了你作为诗人的个性，揭开你内心的盖子让我们看看吧？如果有第二选择，你想你会成为诗人以外的什么人？
（答）是的，我喜欢长诗，但我一般不写长诗。长诗是一个诗人一个阶段的总结性写作，要有写作上均衡的力才可把握住。长诗体现了一个诗人真正的呼吸，没有足够的创作肺活量和精神长度就无法适应它。比如，十年前我就一直想写一首名叫《船长》的长诗，约有三千多行，一些人物和情节也有了，但我就是不敢去写它，我怕自己写作上的力量不够，反而糟蹋了一个好题材。等一等吧，也可能它就此会在我意念里迷失掉。对于诗歌写作，再没有人比我更慢的了，从写作成长到写作速度，我才是我自己真正的慢。
我确实是个爱新鲜、热情的人，除了二十多岁的那个年月，现在好象还没有很要命的内心高压风暴与我这个人遭遇过。它只证明自己的现世态度是开放性的、敞开的，许多人说我的性格很率真，许多北方来的朋友还说我的性格很北，而且北得厉害；当然，也有人说我至今仍是个孩子。而我觉得自己是很细心的，甚至澄明和狡黠。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模糊，身上充满着矛盾与对立，孤独而且散漫；电视上一些很朴素的镜头会让我偷偷流泪，而日常里他们又说我是强者。生活让我们觉得自己一直在苟且偷生着，甚至忍辱吞垢；在生活的坐标里，我们的位置总是错的，这是大限，并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在此前提下，我一般会欣赏着别人对自己的愚弄，而诗歌我是要较真的。
生活中真的有第二次选择吗？呵呵，那就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吧，让我去当一名将军并指挥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打完战再回头写诗。
（问）你有过绝望吗？生活有过十分困难的情况，以至你丧失继续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时你如何看待诗歌，痛恨它换不来钞票，还是高兴它支撑了你继续生存？诗是有力量吗，它的力量在你身上是如何体现的？你倾向于诗歌写黑暗、还是美好、还是别处的生活？诗使诗人的精神到达现实取不到的满足感，这个落差你是如何感受和克服的？还是不打算克服？
（答）这个问题我喜欢回答，因为它简单。
我对生活的要求比较简单，只要有饭吃钱够用就行啦。我也从来不入流，一个男人不是一件衣服就能撑起他的形象的。诗歌从来不是换钱的东西，如果心里准备着用诗歌来换钱度日，我看中国肯定已没有几个人在写诗歌了。一个中年男人不应该再因生活的问题把自己拖入窘迫的境地，对诗人而言，生活的压迫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诗歌的压迫。人生苦短呀，保护好自己的生活也等于保护好自己的诗歌；我很难想象诗歌会独立于生活意义之上。如果邻居失火了，或一个小孩掉进河水了，我立即会扔下诗歌而去抢救的。年轻时我有过一段凄风苦雨般无奈的生活，所以我不再相信贫穷就是诗歌的神话。贫穷可以产生诗歌精神，但贫穷不等于就是诗歌。如果你说的是内心生活的绝望，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生存中的种种关系，我整体上是悲观论调者，但行为上我又相对豁达，人生是一个破铁桶，等滴满了水就完事了拜拜了呵。
诗歌的力量主要来自它给我们的精神支援，诗歌是我们由此岸到达彼岸的一种形式，是安慰和善良的劝导，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气柱和对生活尚未兑现的承诺；它给予我们虚拟的飞翔，我们对身边的许多利益之所以能够舍弃而去听命于诗歌的劝导，那是诗歌作用了我们并减轻了我们肉体的负担，我们接受了它的牵引而缓和了灵与肉的种种冲突。诗歌中黑暗与美好的色调我们经常是无法去区分的，无生有，有生无，有无相生。我的诗歌主题走向总的是倾向“别处的生活”，如果说这是一种满足感不如说是一种安慰感，我们不能战胜什么但我们可以向往什么。这当中的落差我们也极少能克服什么，就说是一个梦吧，不是说有梦就有爱吗？谁说精神的浮现不是一种疗法呢？我们想去的地方甚至那个目标也在晃动中，但我们哪怕被谁骗过也要前往。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到底需要克服什么。
（问）诗圈和任何人们的圈子一样，并不特别高尚。你可有特别崇敬的诗人，你想过怎么样的诗人生活呢？我们曾经设想讨论“诗人的人格建设”问题，可我觉得这是个难点，因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可能因为囿于陈规而失去创造力。根本原因是，什么是“道德”这个词本身就是值得疑问和警惕的。你说呢？你如何看待周围诗人朋友的诗与私生活的矛盾，你自己呢？
（答）你说的很对：“诗圈和任何人们的圈子一样，并不特别高尚”。但圈子是趋同感和认同感派生出来的，诗歌写作的美学架构或生活途径的特殊化，都会使一些诗人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志趣的相近与个人的人格问题并不能划等号或对立，这当中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人格完善的人可能诗歌写的并不怎么样，而一个人格有问题的人，相反可能在诗歌写作上会表现出很好的才华；才华与一个人的生活行为和生活途径无关，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不能在人学和诗学之间相互消解问题的位置感。这两个问题因人而异，有统一的，也有分裂的。对于我所喜爱的诗歌朋友，我的原则仍然类似于“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句话。诗歌是一种值得敬重的生活，诗写得很好而人格上出现了问题，总是令人失望和厌恶的，做人总应该摆在第一的。人格有问题的诗人，他的诗歌写得再好，最终也会反过来抵消他诗歌精神的传达。在我的心目中，有许多诗人是值得我尊敬的，但如果一定要我去崇拜谁，呵呵，恐怕已过了这个年龄了。
你话中的“道德完善”与创造力问题很有意思。这问题我曾经也思考过，书法史上有两个人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是宋代的蔡襄，一个便是元代的赵孟頫，从人学角度上说他们都不算“道德完善”的人，但他们又的确是他们那个时代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一个道德并不完善的人在艺术上为什么他们的心智又能超越世俗的羁绊而成就伟大的艺术呢？这说明艺术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游戏色彩，这些个案中的人物就因更精通于这种游戏规则而胜人一筹。道德背景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它也有提升和拐弯的现象，如海德格尔曾经就是个狂热的纳粹思想的追随者。当年李白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时候，如果情况是李白留下来了，时间一长，谁知道他们朋友之间会不会产生心灵上的阴影呢？艺术美感与人格魅力还是有距离的，原因是一种更靠近手艺，一种则存在于社会现象学中。
关于如何看待朋友的诗与私生活的矛盾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你对这两者的价值取向定位。一个诗人他要是这两者的完善者那当然最好不过，问题是我们今天社会中文本与人格严重分离的现象太多了。如果单单是人格要求，我们身边的许多老者可能就是现成的榜样，但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我们要拥有宽容，无论是对别人，无论是对自己，宽容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个天生丽质，气质卓越的美人，当我们靠近她时她却向我们发出了难闻的狐臭，你说这说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性质的问题？哈！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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