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黑格尔之后，西方陷入了第四次哲学危机，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实证科学的兴起，而哲学内部心理主义，怀疑论和神秘主义的批判，也使其难承其重。科学长足的发展严重侵入哲学的解释领域，哲学“第一科学”的地位不断滑落。对世界的解释地位正在让位于不断庞大健硕的科学大厦。哲学正在失去其研究对象。面对这样的危机，哲学家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区别是在对待实证科学和心理主义的态度上。这两个因地制宜和片面词语形容是不准确的，却又是无可奈何，细究流派和差别会陷入迷茫。
大陆哲学尤以现象学流派为代表。胡塞尔承认科学取得的种种成就，但忌惮于实证主义还原的事实科学褪去了人的生活意义，人被他构筑的所针对，失去指导，灾祸接踵而至。带着对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反思，伴随而来的是一场彻底的追溯，去思想的源头重新发现思想的可能，真理从何而来。胡塞尔并不反对科学，只是对唯科学主义无法适从，他坚持修复哲学，最后落到了扩大科学概念的范围上，提出科学就是达到对事物的真理认识，然而这种认识分为不同层次，克服自然科学的片面性，就要在更高的认识层面进行反思和剖析，进而围绕科学建立一个严密的体系。尤其哲学和科学的分野变得明晰，科学研究的是经验的对象是可看到的东西，而对于“看”本身则是哲学所要认真面对的，现象学便是在此应用。
分析哲学从地域上是在英美地区流行起来，并逐渐走向主流的。相较于大陆哲学家死守“形而上学”的传统，分析哲学则透露着妥协和服务科学的意愿，这是后费雷格哲学的现状。
费雷格的逻辑学及其变形是分析哲学的发展的背景，也是语言转向成为可能的前提。弗雷格是反心理主义的，意在找到一种非内省哲学视角的可能性。在费雷格的逻辑本体论中，一切存在的东西分属于三个领域:物理领域，心理领域和思想领域。逻辑的对象不依赖于人的心理活动而存在。心理和思想领域的差别在于主观和客观上，思想不是心理过程和现象。心理规律普遍适用于人类，而思想则可以外部于人类，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稳定不变的概念可以对应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和观念，其存在不依赖于人类。费雷格的哲学透露着柏拉图理念论的思想，也是某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延续，但是其解决方法却是从数学入手做量化逻辑的努力，结果是让语言从逻辑上取得了优先地位。
在分析哲学的大家中，理论不存在一个统一性，但就其视角而言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哲学问题被看作是思想的规律问题，并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得到澄清和发展，借由数学，逻辑学的惊人进展，语言，思想和存在之间的稳定联系具有某种潜在可能。严密的逻辑演绎推理系统不仅可以作为方法论使用，其也是思想借以呈现的方式。语言的清晰化，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的形式化成为研究的方向，并借助论证和分析方法，确立其一般规律。
罗素虽为分析哲学家，但其研究问题几乎涉及了传统哲学的所有领域。罗素在语言转向环节的贡献在于摹状词理论的提出。这让逻辑分析能够深入到日常语言中，他清晰的揭示出一个道理就是逻辑结构不同于日常的语法结构，为了避免日常使用引起的混乱和矛盾，需要对其施加逻辑分析，以揭示其真正意涵。限定摹状词理论示范了如何对不存在之事物进行有意义的表述，这为逻辑分析哲学问题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
在看待语言上，维特根斯坦在批判继承前两位功勋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有诸多功能，语词可以作为工具在不同的语境达成不同的目的，表现和描述只是语言的浅显用处，语言可以构造新问题，语言的意涵不能与语境相分离。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分属于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派，却都得出哲学终结这一结论。回归到维特根斯坦身上，这样悲观的看待缘由是他认为哲学就是错误使用语言的结果。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更是明确的指出应把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语法研究。哲学的问题是不干预语言的语法，但是对这些用法起描述作用。在维特根斯坦的消解下，哲学问题正不断向语言和逻辑问题转变，其影响在后现代哲学中得以真正体现。
现代符号学或者说语言符号学诞生在哲学的语言转向时期是一种必然。索绪尔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人类使用的符号系统，但很少看到分析哲学家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术语进行论证，究其原因是语言的哲学分析和符号的语言学分析是大为不同的，那是另外一条知识链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