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如何开始？ 历史在幽暗中被逐渐照亮。盘古开天辟地是其中第一次。现在我们要说的，便是盘古之后不知多少世代的事了。天地虽已开辟，人却仍不免混于兽迹之中。“羽皮革木以御寒暑”，如此而已。世上分居各地的人类，还没有显着的族群差异。我们将发现，人们首先想到用以区分族属也区分文明与蒙昧的，是服装。 1.垂衣裳而天下治 照亮历史的火炬点燃了。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语出《易·系辞》。作为“天下治”的前提，“垂衣裳”这个意象显出强烈的象征性。 “垂衣裳”之后两千年，又有周公制礼作乐发生。服饰制度及礼乐制度先后确立，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宣示华夏族文明时代及族群个性之到来，也因此成为汉服的起点。 “盖取诸乾坤”一语表明，华夏服饰超出了仅仅遮羞御寒的实用性，还体现先民的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政治哲学。乾上，坤下，如同上衣下裳。由乾坤，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阴阳、天地、男女、父子、君臣等概念。上衣下裳之制，正用以暗喻先民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君臣、领袖、官吏（谐音冠履）等，都属于衣裳。一君二臣（一个裤腰，两只裤筒）；一领二袖；一官（冠）二吏（履）——以衣裳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各部位的名称，设置职务治理天下，才是《易》的本意。 由以上的意义，“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引申出垂下双手，无所事事的解释。意思是，只要合乎宇宙世界的秩序，并在人世复制这种秩序，天人合一，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上衣下裳之制，到周代发展出深衣。此衣得名来自掩蔽人体严实之故。《五经正义》说“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且经过上古儒家的整理和意义赋予，其具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了深意，而“深意”的谐音即为“深衣”。如在制作中，先分裁上衣下裳，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上下连属制的整长衣，以示尊祖承古；深衣的下裳以十二幅度裁片缝合，以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采用圆袖方领，以示规矩；垂直的背线以示正直；水平的下摆线以示公平。 2. 如果没有管仲 夏商时期，农耕上升为华夏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到周代，华夏族与以渔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有了明显的不同。服装因其直观性，成为古代华夏族借以区分族属特征的主要标准。服装、礼仪、语言、生产方式相近的族群逐渐认同，有了诸夏的概念。原来生存于诸夏中间而又外于诸夏的族群，即成为四夷。 西周末至于春秋，诸夏曾受到四夷严重的威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针对当时的农牧冲突，用一句话概括——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诸夏不可能指望周王来保护，周王本身，正是由于挡不住犬戎而迁都的。这种现实刺激了华夏的民族情绪之高涨，夷夏之辩兴起。危难之下，春秋五霸出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中就包括“攘夷”的内容。管仲辅佐齐桓公“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齐国登高一呼，实际上代替周王承担天下共主的实际责任，使诸夏从各自为战、各个击破的可怕前景里解救了出来。 这些成就的背后策划人便是管仲。管仲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齐国之后，强有力的邦国都以齐为榜样，于是霸主迭起，周王的权威不断低落，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整个华夏族。有了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势得以扭转。 因此虽然管仲的道德并不完美，孔子仍要赞赏说——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的评价是文化意义上的。管仲不仅维护了诸夏国君的国祚传承，而且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这其中就主要包括了服装以及与服装密切相关的发式。夷狄服装左衽，与华夏汉服的右衽相反；夷狄批头髡发，华夏则束发椎髻。所以两者的形象很不相同。 有了管仲，汉服从第一次危机中挺了过来，并继续以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 3.胡服骑射之辩
列国变法中，尤以赵国胡服骑射最有个性。应当注意的是，这场变革并不是要将赵变成一个胡人国家，并不是华夏族向胡人的归化。实际情况正相反。 赵武灵王继位以后，赵基本不再参与中土战国争霸，其战略重点转向北方，经略诸胡部落。赵在北方的威胁并不在于胡（匈奴），而在于中山。就血统而论，这虽是一个白狄人的国家，到战国之世，却已被视为中土战国之一，可知其华夏化的程度。同春秋时的中土夷狄一样，中山并不以骑射见长。骑射术实际上来自于胡。 问题是，诸胡部落对赵国边地的攻击没有达到需大规模出兵的程度，充其量袭扰而已。所以胡服骑射并不出于对胡的惧怕，而是主动借助胡人军事技术的一种尝试，其目的在于“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 胡服骑射另一个目的，在于招徕胡人。赵武灵王曾以舜和禹的事迹自喻。舜舞有苗而有苗服，禹袒裸国而裸国化，武灵王以此类比，表明自己利用胡服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文化圈的心迹。事实证明这个预定目的达成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缩小，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两族归顺，为赵国提供了疆土和大量娴熟的骑射士，奠定了赵的强国基础。 胡服骑射的范围如何？《战国策》说“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似乎百姓也在变法要求内。但是我们找到了比这更早的史料《竹书纪年》： 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谪子、戍吏皆貊服。 根据这条史料，可知受命胡服的范围，只限于将军、大夫、谪子、戍吏这四种人，不包括赵的百姓。而这四种人，都是国家从上而下的各级军事头领。同时，作为胡服骑射据点的“骑邑”，只设在北方边境，内陆并无设置“骑邑”的记载。 这说明胡服骑射的重点只在骑射，在伏胡，在军事上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应用。所以百姓不必胡服，内陆不必胡服。胡服并没有大行其道，赵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赵人依然是华夏族的一支。 实际上，骑士所穿窄袖短衣，是夏商以来华夏族的固有样式，不见得来自胡人。“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提倡宣传的古礼制抬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解释说，“上层社会就和小袖短衣逐渐隔离疏远，加上短靴和带钩，一并被认为是游牧族特有式样了”。他进一步认为，所谓胡服，有可能还是商周劳动人民及战士的一般衣着，只是加入了一些胡服的元素。 战国时期的各国战士，就是穿着这样华夏固有的窄袖短衣走上战场。面对奖励耕战、君主集权、骑射作战的新华夏，四夷不堪一击： 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生存在中土的四夷经过五霸及七雄的讨伐，逐渐消灭或融入华夏，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趋于形成。大一统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4.孝文帝的理想 汉服的第二次危机，来自于五胡乱华。 自战国驱逐夷狄、尤其汉朝压倒匈奴之后几百年间，汉人一直对四夷保持巨大的威慑，直到西晋瓦解。人数众多的游牧民进入中土内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重现，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连同汉人的生活方式、汉人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受到大破坏。胡汉相攻，中土之地称为“陆沉”。 除南朝外，汉人社会向两种地方收缩。其一，世家豪族所建立的坞壁；其二，流民聚集的河西。经学的意识形态以及汉服椎髻赖以保存。这时胡汉二元对峙局面遍于中土，社会严重分裂，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出于整合社会的目的，用夏变夷或用夷变夏必居其一。 这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鲜卑君王——他有一位汉族母后冯氏，她重用汉人、崇尚经学，更重要的是给了小国君以汉人典籍和礼仪的熏陶，使他虽为胡人却有了汉心。这就是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成长背景。冯氏执政期间曾设立皇宗学，使皇族子弟入学，孝文帝在这里培养为一个以经为准则的君主，一批鲜卑贵族子弟，尤其孝文帝的兄弟们也成为日后汉化改制的得力助手。 孝文改制的目的，即在于选择用夏变夷之路，求得消除北魏国家的内部差异，更进而消除同南方汉人社会的差异，为最终的大一统作好准备。 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之后，汉化令开始颁行——壬寅，革衣服之制。 作为一系列汉化令中最早颁行的政策，“革衣服之制”类似商鞅徙木立信，要借以宣誓决心和威望，也有试水的意图。这是最直观也相对容易的改革，只有贯彻“革衣服之制”，更艰难的改革才获得了前提。孝文帝为“革衣服之制”用去半年的耐心，从一些细节可知孝文帝对这项法令的认真：尝出行，见妇女仍夹领小袖，乃责咸阳王禧等。 这样强制性的胡服禁断之后半年间，没有任何新的汉化令出现。从第二年6月开始，对于胡语、胡籍、胡姓的禁断才相继展开了。以服装为起点，汉化令逐渐深入，发展为对统治秩序的重构。胡姓禁断以及随后而来的定姓族，带来包括鲜卑在内的新的门阀士族之确立。鲜、汉士族之间由此取得了同质性，合流成为可能，新的统治序列在北魏社会形成。 就在太和二十年正月禁断胡姓之前数日，孝文帝进一步巩固了汉服改革的成果： 甲子，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 经太和改制之坚决贯彻，迁洛而来的鲜卑人，除些许体貌特征外，从本质到形式都消除了鲜卑痕迹。他们穿汉服、说汉语、用汉人的世界观来思想，已是彻底的汉人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南部疆土因此整合为一个华夏国家。 而北魏社会的二元对立却更加紧张了。留在北方的鲜卑，成了孝文迁都及改制的边缘人，终于导致反叛。太和改制的成果动摇了，但一系列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尊崇古老周礼的北周。这个政权虽不像孝文帝那样要求彻底汉化，而汉人的力量仍不断增长，在北周国家政治生活中上升为主力，汉服、汉语、经术，甚至于复兴的汉人武力，都成为汉文明延续不坠的支点。 北周对反汉化的北齐的胜利，本质上是汉人的胜利。胜利的北周正是隋唐大帝国的来源。孝文帝以华夏的北方统一华夏的南方的理想，终于曲折地实现了。 5.禁断、复兴与再禁断 这是朱元璋称帝的第二个月。就在这个月的壬子日，他发布了一道制令：诏衣冠如唐制。 此时蒙古君主还在北京城里，明军北伐，胡汉战争进入了最后时刻。军事讨伐的同时，文化讨伐也展开了。朱元璋执行对胡语、胡姓的禁断，其中胡服禁断成为这一系列制令中的第一条。 与北魏孝文帝不同的是，这次并不是胡人归化，而是汉人对自身的光复。魏特夫在《辽代社会史》里将10世纪前的胡人王朝，称为“渗透型”。它们的建立者事先都有向中土“渗透”的漫长经历。这期间，他们对汉文明形成仰慕和认同心理，同时逐渐疏远、甚至断绝了与原居地之间的联系。典型例子莫过于北魏。这样的王朝往往能接受汉人作为政权的合伙人，并过度为一个华夏国家。 但朱元璋所接手的这份遗产，并非来自于“渗透型”王朝。从10世纪开始，契丹首先进占幽云，接着在很短的时间里女真占有江淮以北的中土之地，再往后，蒙古统治了整个中国。这样的王朝被称为“征服型”。因没有经历长期“渗透”的过程，他们始终将遥远北方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并作为本族认同的珍贵资源。合乎逻辑的是，这些胡人用一种压倒的征服者的眼光看待汉人，汉人只作为奴仆而受役使。 如果说从草原而来的契丹、蒙古役使了汉人的肉身，那么从东北森林而来的女真更要役使汉人的魂魄。契丹因其二元体制，容许南班汉人用汉服，各从其便而已；蒙古对于汉服也未见特别的禁止。女真则不同。两宋之际女真南下之时，他们就着手禁断汉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说： 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 《大金吊伐录》卷三《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 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 这纸改俗令主要针对河北、河东两路汉人。不久宋室南渡，淮北纳入女真统治，于是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强制汉人改从女真俗，措施也更为严厉。在“不如式者死”的威胁下，黄河以北的汉人，不得不“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惟妇人之服不甚改”。山西高平发现的金正隆间乐舞杂剧石刻，其中的汉人均左衽。卫绍王时，宋人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也左衽。 唐代吐蕃曾在汉人中强制推行蕃服、蕃语、辫发，实施范围不超过河西。而女真的改俗令则推行于中土之地，这是诸夏数千年不遇的危机。 女真的改俗令比以往任何一个胡族都更严厉，即便如此，他们仍没能阻止后代日益滋长的汉心。三代以后，女真放弃极北的都城，换上了汉人君王的冕服，禁断汉服束发的制令也逐渐解除了。 在地近南宋的河南，女真海陵王首先宽松了政策：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引用金代煮盐图说明，“看不出一般劳动人民被强迫改服剃发情形，可知长江以北，金政权稳固后，即早已解除”。 即便如此，汉人经前所未有的征服和改俗之后，服饰礼仪风俗不纯。明太祖在军事和政治上恢复汉人天下的同时，也想到服饰上的驱除鞑虏，正是针对了这个现实。在女真及蒙古统治200多年后，汉人终于有机会重整衣冠。他们心怀敬畏，参照古代周汉唐宋的服饰传统，在广泛搜集、整理基础上，用30年时间，重新厘定了明朝的服饰与礼仪制度，并推行于社会日常生活中。 当时的汉人不会想到，276年之后，女真以满洲之名竟然又一次兴起。这批人比其祖先更残酷。轻车熟路南下而来，这次，他们不仅占领中土，而且占领南方，建立起庞大的帝国。更血腥的改俗令被推行，肝脑涂地之后，汉服汉发无处容身了。不仅如此，满洲历代君王再没有给汉服复兴的机会，直到这个政权的彻底失败。清朝统治近300年里，汉人只是满洲人驱策的奴才，这个帝国终究是满洲人的帝国。 10-12世纪，在契丹、女真相继统治的幽云地区，那里的汉人已习惯于被征服。女真称其为“汉人”，而中土汉人则称“南人”。前者因投降早而被女真所信任。但女真逐渐发现了他们的问题。金世宗说，“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之后又比较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金世宗描述的汉人形象，似与近几百年以来的汉人有几分相象。长久的奴役与阉割，使汉人的群体意识衰落了，所以“忠直者鲜”、“临事多避难”，代之而起的只是汲汲于家族和个人的自私利益。 汉服连同汉人的精神及汉人的天命，等待光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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