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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楼记忆
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在大部分时间里,实际是一座拱卫中原文明的边塞城市
碉楼:老北京的城防风景                                              北京晚报
西落坡村碉楼
正白旗村碉楼
曾经遍布北京的碉堡,大部分是日军修建的。
张硕 陈坦 李嘉瑞
北京至今已有3000多年建城史、近800年的建都史,初中课本上对北京地势的评价,叫做“北依燕山,南控平原”。而对于古代的中华大地,北京已是中原文明的最北端,翻过太行山——燕山山脉一线,便是少数民族统治地区。于是,无论建城与定都,这京北的山脉,便成了防御要地。
沿山而起的长城和碉楼,便是最好的证明。历朝历代几乎都修建过京北的长城,甚至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翻越长城统治中原后,甚至也要修筑长城,防御北方新崛起的民族。
遗留至今,一些长城的城墙因年代久远消失,然而碉楼,却因为独特的结构和瞭望的战略用途,得到了些许维护,比长城保留得稍好一些。从燕长城到明长城,串起那些碉楼,便串起了北京这3000年的城防历史。当然,另外一种城防设施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就是抗日战争时间,日军在北京大量修建的碉堡,它记录着北京城那八年屈辱的历史。
古北口碉楼
东北抗契丹 西北抵突厥
古北口自古就是北方进京的重要路口,几乎是必经之路,自然也是用兵之地。开车走在101国道上,远处能看到两道长城,一道是北齐时期修建,另一道是明朝修建。慕田峪、八达岭,这些长城大都是明朝修建。
不过这么说其实并不准确,拿慕田峪来说,一般认为就是从北齐时代开始修建的,明朝徐达元帅重新督建了,留下了今天的雄关。而其他的“野长城”,不过是今天旅游开发没有将其圈起来收票罢了,若论地势与功能,谁也不比谁差。
至于如今能看到的长城,最古老的当属古北口镇“双长城”南线的一道北齐长城。尽管对于北京境内的长城年代,史学界对于某一段的年代略有争议,但保存相对完好且被广泛承认的最古老的长城,便是这里。北齐以长城为屏障,东北抵契丹,西北抵突厥。
位于古北口这个碉楼名叫“大花楼”。101国道即将进入古北口隧道的地方,有个明显的指路牌。顺着指路牌走不了几十米就来到了山脚下,山脚下的亭子里是抗日战争古北口战役的纪念碑。亭子后的一条小路,走上10分钟,就来到了大花楼脚下。比起那些练兵的碉楼,这实战的大花楼可以说是雄伟多了,两层楼高,里面足能容下二十来个人。
只是这碉楼入口处就位于中间的地方,四面并没有修筑如碉楼般石料的楼梯,好在有一架铁楼梯立在外面,但明摆着,论岁数这楼梯给碉楼当孙子都不够格。许多到此的网友怀疑,作为防御工事,如同烽火台的碉楼作战时怎么进去呢?
碉楼的四面都有如普通房屋的窗户,您住在30层楼上,能从西城区看到海淀区,算是了不得了吧,可站在这个北京的碉楼上,随便一放眼就到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县了。难怪它是北京的北大门。
走在碉楼旁,冬天的北风吹散了天上的云彩,下午的阳光给群山罩上了些许暖光。放眼山下,是古北口镇、蜿蜒的潮河和远山上的长城。
附近的餐馆店主,早已见惯了这一幕,聊起站在山上的感受,老板娘还颇为平静,“你们这样的属于比较正常的。前些天,有一帮摄影爱好者来那个碉楼上采风,他们拿着相机给我看照片,每个人都是站在碉楼前,迎着太阳指点江山的。”
来古北口旅游的人不少。天气好的时候,“还常常有人来拍婚纱照呢。”餐馆大婶说。
西落坡碉楼
金长城遗迹
西落坡村位于京西古道旁。金代建国于东北,灭辽后正式入主中原,然而随着北方蒙古族崛起,金代也不得不在今天山西至辽东修筑了长城。
至于西落坡村的碉楼,从地理位置看,虽与边界距离较远,但毕竟这里也是京城的西大门。碉楼所处的位置,除了观测京西古道,也能俯瞰北面的整个村落。碉楼前的介绍写着,这座碉楼底部的地道,与“大寨”相连。这大寨,如今也是一个村里的景点,有传说,当年北宋徽钦二帝,就被囚禁在这里。不过也有不少人指出,按记载,徽钦二帝囚禁地并非这里,这里顶多是个押运途中的“中转站”。
这座碉楼就在村中小路北边,与小路之间隔着一道墙。若想来到碉楼下面,需要进入一个居民院。不过记者刚走进院子,就被一位老爷子拦住了,劈头盖脸一顿数落。记者又是掏证件又是递名片,无奈老人一口咬定,“得有镇政府的证明才让你进。”
无奈,记者爬上墙头,从那里向里面望了望。大概10米高的碉楼,除了靠近顶部有个通风口,朝南的一面有两个铁皮烟囱粗细的观察孔。碉楼下面便是老爷子的后院,围绕着碉楼堆积着不少木柴。
香山碉楼
乾隆爷的演武场
北正白旗村,位于香山南路西侧。据记载,乾隆年间,四川土司武装挑起事端,乾隆设立西山锐健营,练习云梯作战。为了模拟攻取土司的碉楼,西山一带建设了不少碉楼。
究竟是先有人们聚集居住的村落,还是先设立了军营,进而带动人口在此定居,已难查证。但正白旗村的老人们说,至少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村子的规模和人口扩大了很多。难怪,曾经得说是远郊的西山,如今已被六环路围在了里面。
这碉楼算到现在已有大约250岁,得算是村子里最老的家伙了,据记载,曾有四座碉楼位于兵营印房(掌管都统印信,办理章奏文移,协办各项事务,并兼管恩赏银库事宜)的四角。若是在城里,就算没有售票处、铁栏杆,至少也得立块牌子写清楚它的传记;然而在这里,它就是小煤棚后面的一堵山墙。
碉楼旁的房屋只是一间平房,不过5米高的碉楼比它也高不了几十厘米。房屋算起来至少得有十多平方米,而碉楼的底座不过是两米多见方,乱石摞成的外墙已被水泥溜缝加固过。四面墙的每一面都有小窗口,但是都已经被堵死,而碉楼并没有入口。
“从来没听说过这里能进去人,几十年前我刚来到这里,这碉楼就是个死膛的东西,也没听说过有地道能进去。”村民们说。这“死”家伙,只是在顶上长着一头能变色的“头发”,到了冬天自然是黄色的。
香山一共有多少座碉楼?在1982年的本报上,曾有四季青公社社员,根据记录和走访提出意见,共有68座。除了正白旗村里的几座,附近的北京植物园等地也都有遗留,并被修缮和保护。虽说记载挺明确地说这里是乾隆练云梯兵所建,但在居民嘴里,这些碉楼有着另外的用途,那就是“镇物”。
“镇的是这个国家,得保住他的位子。有这镇物,北京出不来皇上,也就没人跟他争天下。”住在路口的一位先生说,“什么练兵的,别看那书里瞎写,这就是镇物。咱海淀风好水好,出的粮食是专供,水也是自古就给皇上喝的。这地方人杰地灵,能不镇着点吗?”
作为边塞的北京
城市防御包括设施、人员等很多个方面。仅就设施而言,最主要的就是城墙、城楼等。但对于北京来说,除了内城和外城的城墙城楼,还有长城。在历史上,北京的位置属于北部边塞。从春秋时代开始,历朝历代为了防御北部的匈奴,都不断修筑长城。
四个朝代建起北京长城
具体到北京来说,一些史学家和古建筑学家认为,北京地区出现长城的历史较晚,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不过,考古工作者们发现,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北长城即出现在如今的延庆县内西拨子。至今,墙体、墩台遗迹依然可见。
历史上,一共有四个朝代在北京地区修建过长城,分别是燕国、北魏、北齐和明代。秦代、汉代所修筑的长城规模很大,但都没有经过北京地区。明代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修筑长城的朝代。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城北京段,大多都是明代所修筑的。
长城北京段从山海关蜿蜒西来,在平谷的将军关附近进入北京界,从东向西跨越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以及门头沟等六个区县,沿北部山区呈现半环形状。基本上是沿燕山和军都山内侧山脊而行,明显呈现出怀抱北京小平原并拱卫京师的态势。
经航测发现,北京地区现存的全部长城加在一起,长达1258华里。同时测出,全线有城台(包括墙台、敌台、战台)827座,关口、城堡71座。
明朝修筑的长城,主要目的在于防御北部的蒙古势力以及后来崛起于东北的女真政权。明朝开国的第一年,也就是1368年,朱元璋就派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各处关城。到隆庆年间,谭纶、戚继光继续大规模修造长城。一直到1600年,明代不断修造长城达200年之久。
居庸关、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司马台、金山岭等处的长城较为著名,也属于建筑上的精品。长城是统治集团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工程,既不是牢不可破的民族壁垒,更不是北方的国界。长城早已失去了其原本的作用,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早已凝聚其中。
金山岭长城是由戚继光指挥修筑的,这一带的长城和敌楼不仅利于实战,也是建筑艺术的精品。为此,戚继光从各地调来了众多民工和士兵。至今,这一带仍残留许多长城刻字砖,刻有“山东左营”、“宁夏营”、“德州营”等。那正是无数长城建造者们用血汗留下的永久纪念。
北京城区 肇始于蓟
1995年,宣武区政府在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侧的滨河公园建立了“蓟城纪念柱”,柱上题文:“北京城区,肇始于斯,其时惟周,其名曰蓟。”不过,北京的建城历史应当再往前追溯到商代。在商代,北京附近有两个小国,蓟国和燕国,都臣属于商朝。燕国的都城在今房山琉璃河,城墙由夯土筑成。蓟国的都城蓟城在今广安门附近。后来,燕国吞并蓟国,并迁都到了蓟城。
春秋战国时期,蓟城一直是燕国都城,直到秦王嬴政派兵攻占,其作为都城的历史才结束。之后的秦、汉、三国,以至两晋、南北朝、隋、唐,蓟城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到了辽代,又成为陪都,位置仍在今广安门一带。名称也从最开始的蓟城,先后改为幽州城、燕京。
到了金代,完颜亮执政时,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决定从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县白城)迁都到燕京。为了将来南下,完颜亮在辽代的基础上,按照北宋汴京改建。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并改名为金中都。中都城周长37里多,近似正方形。城墙的四角由东北角顺时针分别是宣武门内翠花街、永定门四路通、丰台区凤凰嘴村、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全城一共有12座门,每一边有3座。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金中都城燕京。那一年,他的孙子忽必烈恰好出生。等到了忽必烈即大汗位、进入燕京后,他决定要迁都至此。
忽必烈的大问题
迁都燕京之前,忽必烈以开平(内蒙古多伦西北)为都城,燕京为陪都。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设在开平,而在燕京分立行中书省。从那时起,忽必烈就在考虑迁都燕京的问题。不过,忽必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究竟是利用金中都的旧城建都,还是在附近另选新址建都呢?忽必烈一时决定不下来。
同样的大问题,将近700年后也出现过一次。1949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梁思成、陈占祥曾主张在旧城西郊的月坛、公主坟一带新建行政区。按照“梁陈方案”,新北京将会有两个中心区:旧城中心区,以及西侧的行政中心区。
不过,1949年所做出的选择,与1267年忽必烈的却大不相同。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在旧城东北另建新城,并定名为元大都城。虽然,这并非是要保护金中都的旧城。金中都城是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蓟城旧址,忽必烈之所以选择放弃,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都旧城残破,改造旧城要大拆大建,还要迁走大量居民。二是中都旧城供水有限,不如城外东北水源旺盛。
元大都的城墙是个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史称“城方六十里”,实际测量为南北长7600米,东西宽6700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共有11座城门。南墙在今天东西长安街南侧,北墙在德胜门外、安定门外的小关一线,东西两墙大约是今天东西二环路的位置。北面城墙如今仍有残存,已经辟为遗址公园。
700年后的选择
明清两代,基本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扩建。朱元璋攻下元大都后,改名北平府。朱棣登上皇位,改北平为北京,并迁都至此。这期间,北京的北城墙、南城墙先后南移。元大都北城墙被废掉,南移后设置安定门、德胜门。南城墙南移1里半多(将近800米)。明嘉靖年间,在南面增筑外城。至此,北京城的城墙形成了“凸”字形布局。
清朝建都北京后,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也没有改变布局。在清代,统治者曾经不断修补内外城的城墙。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拆掉了北京内外城的几座城楼、瓮城和箭楼。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环绕北京的内外城城墙以及内外城绝大多数的城楼、箭楼、瓮城都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并定都北京后,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中央行政中心区建设的位置。对此,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1949年11月,时任市长聂荣臻主持,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城市规划会议。中国专家梁思成、陈占祥等,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等,以及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到会。
巴兰尼克夫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具体的计划是,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第二批、第三批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右边、外左边。苏联专家团认为,应该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
会议上,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发生了争执。会后,他们在1950年2月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建议,行政中心区应该建设在旧城以西约1.5公里的三里河地区(公主坟与月坛之间)。
综合起来,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建议有两个重要思想。其一是应该吸取外国大城市走弯路的教训,使新北京避免“单一中心”发展格局的错误,避免城市中心区人口拥挤、住宅拥挤、车辆拥挤。其二,就是应该把北京古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设想,把北京的城墙建设成“环城立体公园”。护城河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城墙上面“砌花池……可供数十万人纳凉……城楼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
拆城墙也与防守有关
700年前,忽必烈曾经选择了另建新城。当然,他不是为了保护古建筑。相反,忽必烈因为顾虑金中都城墙的存在,可能会被反叛者据为屏障,因此下令拆毁。不过,因为没有旧城的限制,新城的建设进行了理想的规划。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曾记载了理想的都城设计方案:“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相比于汉、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东京城,元大都的规划布局最为接近这个理想设计。事实证明,忽必烈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在700年后,历史没有再次选择另建新城。梁思成、陈占祥在和苏联专家的较量中失败了。这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方针已经定下,拆除城墙只是早晚的事情了。已经拱卫北京500多年的明城墙,很快被拆毁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防备美军空袭,1950年11月开始,内城和外城的城墙陆续开凿了许多豁口。城墙不再相连了。1952年,拆除城墙运动真正开始。虽然中间曾有暂停,但到了“大跃进”,外城城墙已经几乎被拆完了,内城墙也被拆了一半。1964年后,中苏关系紧张。为了备战,内城城墙也被拆毁。城楼、瓮城、角楼、箭楼也陆续被拆毁,只剩下正阳门城楼、箭楼和德胜门箭楼。
如今,北京的城墙只剩下两段。一段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已经建成明城墙遗址公园。虽已破败,但仍可抚今追昔。至于另一段西便门城墙,在1988年改建修复,还建造了一座歇山小式顶的方楼,还命名为“西便门”。但这只是假古董。
这样的假古董还有,2004年重建的永定门城楼,也只能算是个景点,毫无历史文物价值。在原来内外城墙的位置上,下面修地铁,上面修二环路。
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的颈环”、“我们的国宝、人类的文物遗迹”的北京的城墙被拆毁了。这个城市也向着梁思成、陈占祥所说的“人口及工商业过度集中……城乡对立尖锐化……人口过挤……极拥挤的住宅楼房……车辆拥挤等病态”步步逼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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