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当时的疑古思潮中，曾出现过一种极端的说法，叫作“东周以上无史”论。过去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通通成了空白。
李学勤（1933—2019年），当代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与古文献学家。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有极深造诣。针对宋代以来低估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他高瞻远瞩，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继往开来，以地下出土古文字、古器物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引领人们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揭开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真相，打开了中国早期文明世界的大门，展示了先民创造的经验、成就与智慧。2013年度荣膺“孔子文化奖”学者。
下面内容是《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李学勤卷 》摘编。
'清华简'对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而疑古则有着相当久远的根源。各个时期的疑古之风，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绝不可一概而论。
疑古之风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庆历以后，学风丕变，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士梗。”宋儒之学的一般特点，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
疑古之风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学，而于辨伪书方面则继续了宋人的统绪。他们所辨古书，每每同反对宋学有关。例如阎若璩等指摘古文《尚书》，宋儒津津乐道的《大禹谟》十六字心传便失了依据；胡渭等批评河图洛书，也是针对周敦颐以至朱熹的学说。清人崇尚门户，先以汉学反对宋学，接着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刘逢禄作《左氏春秋疏证》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变法维新的进步思想结合起来，这一趋向，在龚自珍学说中已见其端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
康有为的著作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疑古思潮有颇大影响，可是两者的思想性质实有根本的不同。康有为和其他今文经学家一样，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后来力倡建立孔教，20年代的疑古思潮则与此相反。
顾颉刚先生1924年在一则笔记中说：“我们今日所以能彻底的辩论古史，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这崇拜圣人的观念须到今日伦理观念改变时才可打消”。这与康有为的孔教刚好对立，有很不同的历史背景。无论如何，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确实把信古打倒了。凡细读过七册《古史辨》的人，都会看到这一思潮的成绩。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清以来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如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
可见，疑古思潮的真正出现，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疑古思潮从起源上说，可追溯到19世纪末，也就是晚清的时候。当时人们正向西方寻求真理，对旧的传统观念，包括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看法，产生了怀疑，开始采取批判的态度。
实际上，这种疑古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出现，差不多在同一时刻，日本和欧洲也都有人对中国的古史表示怀疑。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疑古思潮在中外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外国的例子，如日本的白鸟库吉有“尧舜禹抹杀论”，是很有名的。
从中国当时的思想史来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因为这一思潮的兴起，有利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不过，我们今天加以回顾，也有必要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
在当时的疑古思潮中，曾出现过一种极端的说法，叫作“东周以上无史”论。过去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通通成了空白。
疑古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应该可以说是社会变迁对时势的呼唤。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都有信古的观念。西方中世纪的人们就认为古代好，认为创世纪时的天堂伊甸园的极乐世界最好。即使文艺复兴后，他们也认为希腊、罗马人的哲学和理想是最好的。把这种观念颠倒过来是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的呼喊，而不是古代流传一贯的思想。
有不少中国人，19世纪前叶还在读经书。只是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晚期，由于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才迫使极力维持科举的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兴西学，建立京师大学堂，用新兴的学科取代读经。
因为当时如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能自立，我们的人民就不足以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古代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这样做，必须打破古代的偶像，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能冲决旧的罗网，不足以立新学，不足以使人们接受世界的新知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以考察，不难看出，疑古思潮之所以兴盛于兹，乃势之必然也。
对于疑古思潮的作用，我曾做过如下三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是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众所周知，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许多曲折，但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传统观念之所以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的内容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为了维护经书的尊严，就要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点。现在古史辨学者指出古代有些东西并不是进步的，而且存在许多问题，这有助于冲破罗网，解放思想，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
第二，是古史辨学者对许多古代文献，甚至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这和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对以《圣经》为代表的所有文献进行审查一样，为繁荣文化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由于古史辨学者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最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
在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最痛恨“偷挖坟墓”，因此在传统的中国刑法中，对挖坟的人都要处以最高刑罚。可由于疑古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崇拜进行了大扫荡，因此以发掘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现代考古学能传入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对疑古思潮的作用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疑古思潮的一些副作用。
疑古是晚清今文经学一派率先倡导的一种思潮，反对古人对文献一味尊信，要求就古史普遍做理性的审查。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因怀疑过度，难免造成古史的空白。由于这一思潮的深远影响，要对古代历史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有关观点的约束。
我们在肯定疑古思潮历史作用的同时，必须指出其不足，或者说不利于中国古代研究的一面。不迷信书本，“疑义相与析”，这是推动与促进学术研究发展的动力。
《古史辨》肇端于1923年在《读书杂志》上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随之一个阶段的论争主要是环绕古史问题。后来讨论的范围渐趋扩大，涉及古代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古书的真伪问题更是突出。现在看来，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最显著的，正是在古书的辨伪问题上。冯友兰先生专门提出的史料审查，也是这个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
自宋以来，学者疑古，首在辨古书之伪，其成效昭著，为人所共见。但是他们的辨伪，每每议论纷纭，难于折衷，并且扩大化，以至于如梁氏所说伪书极多，汉以前古书几乎无不可疑，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
由于古史辨学者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此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冤假错案。
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了，中国也没有什么传统和文化了。如胡适就曾发表《东周以上无史论》一文，认为东周以上没有历史。他认为《史记》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前就没有什么可信的记录了。而《诗经》《书经》《周易》《周礼》等都不可靠，《左传》中所讲的东西全是假的。这样一来，东周以上就没什么可讲的古史了。
流风所及，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写了一部名为《中华二千年史》的中国通史，把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一下子砍了三千年。这在国际上也造成了重大影响，如现在国外最权威的研究中国史的书，就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中国史》，而这套书的第一卷就是秦汉史。
为何如此，《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时，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中国的考古日新月异，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在这本书中，中国照样被砍去了三千年的文明史。
当然，现在一些外国汉学者的这种观点正在改变，他们已完成了一部《剑桥中国古代史》（按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剑桥先秦史》）的初稿编写工作。
李学勤先生在观察舜帝陵庙遗址出土的文物
疑古学者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仅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而且扩大化，汉以前古书几乎无不可疑，“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就是这样产生的。显然，无论是“无不然之”，还是“无不可疑”，都无助于中国古代研究。正因如此，疑古思潮显然冲决了“非圣不法”的罗网，但难以挑起重建古史的历史重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经开始了。这里当然要提到王国维先生，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王国维先生早年治哲学、文学，1911年冬东渡日本后始转攻经史小学。他研究经学，既不是康有为那样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样的古文家。实际上，他对于清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并非漠视，而是做了很多切实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他在1916年开始研究汉魏石经，尤其注意魏石经的古文，这一工作随着石经陆续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还在继续。
李学勤向总理赠送《民心惟本,厥作惟叶》卷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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