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郑杰先生能成为莫逆连我自己也有些吃惊，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不同。
从现状看，年龄、性别差异显而易见，言谈举止也大有不同。他喜欢衣冠楚楚，我追求随性舒适；他常作深沉冷峻态，我总显轻松乐天状；他思维缜密严谨，我想象丰富、联想翩翩；他说话条分缕析，我语言跳跃穿梭，他常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我常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他自夸著作等身，我自诩学生满天下。如果一一比较下去，实在难以言尽，只得借用文学，做个比喻，他像山，棱角分明、兀立不移，我更像河，清波细流流淌不已。
如此两人，竟然有漫谈教育的爱好，他开篇必从哲学侃侃而谈，我则用教育小故事应对；他中篇讲历史、法律、制度，我则讲我的感觉、感想、感受、感悟，他随后一定会谈到教育模式、理论、技术，我总是津津乐道我的策略、方法、案例；最后他一定会严肃地批判现实，轻看现有的教育现状，我则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声称只要还有理想，我们总能改变现实。我们的交谈虽常风马牛不对，但每每相谈甚欢，各得其所。
有一天郑杰对我说，我们一起谈本书好吗？我居然没太大犹豫就欣然答应了，轻轻松松地聊天，把内容记录下来，就能聊出一本书，这真是一个符合我特点的好创意。
于是，很多个下午，他香烟袅绕，我咖啡氤氲。我们围绕一个主题，各从各的角度，没有任何约束，完全放松交谈。有时为了一个观点，各执一词，很难调和，我们会迂回而过，另辟蹊径；有时为了打断他不厌其烦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概念分析，我会插播“最后一条是什么？”；有时为了佐证我的做法的正确，我会拉一、两个同事做旁证，以多胜少；有时我也会耐心听完他的长段演说，并给予他高度评价。经常感觉头晕目胀时，我们已经谈了数小时，一章的内容有了丰富的“谈资”。
随着一次次的交谈，我们惊喜地发现，一个极其理性的人和一极其个感性的人在思维的不断碰撞中竟然闪出一色的光芒：我们有着极其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实郑杰的理性思维似乎包裹得严丝合缝，但有一种温和的、散淡的、随性的光辉在悄悄散发，而看似让感情做主的我在关键时刻却也有沉静理智的时刻。
“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我和郑杰因为不同而成为莫逆之交，这是比谈出一本书更为宝贵和值得庆幸的。
徐红写于上海市实验学校
2011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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