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冬青
内容提要：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是字形。字“形”构造了汉字的“图”、“象”；“文”成为构“形”的特殊效果。这种字“形”，集纳了丰富的感性特征，来自中华先民对世界的“本质直观”。研究形成、创造汉字的结构的人类体验和感悟、洞察和直观的“前理解”，正是美学的应有之义。基于字形乃最初始、最重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地图”。有了汉字字形为“地图”，可以回归中国文化原来的“家”。“字形”是汉字的本质属性，汉字的“声音”则与“汉语”相关，汉语的单音节形成了汉字音韵的一些重要特征。由“文”到“字”，显示了汉字在声音上如何由“字形”向着表音“文字”的进展。对汉字声、韵、调的研究，既与其语义相关，又与非语义性质相关，两者都表现了汉字在声音上的审美特性。汉字的意义，则与“形”、“声”相关。对“指事”、“会意”造字的分析，表明汉字意义生成状况的复杂性。“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可概括汉字“字形”生发的“意义”状态。而形、音、义的激荡，确立了汉字意义的生成界限，也为汉字美学留下了无尽空间。
关键词：汉字美学 字形 逻辑起点
汉字，能够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吗？如果“汉字美学”的概念能够成立，那么，其逻辑起点何在？由此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吗？
尽管，“美学”这一译名是从日译而来，其中包含着一定的文化误解，可是，探讨中国美学，似乎研究汉字“美”字的构成，被视作一种必要的学术工作。学者们在探索“美”字时，从字源学的角度进行，似乎也是自然而然。如，“美”字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乃至从甲骨文来探究“美”，或认为“美”与“羊”其实无关，而是与羽毛的头饰相关。①这些阐说，就关系到原始的“美”意识的一种根源。可是，几乎无人深究，“美”这个字，作为符号，其积淀的审美意识是如何符号化的？也就是说，形成符号的能指的过程本身，是否就包含着一种思想意识。例如，为何漫长的历史中，“羊”与“大”，已经组合成为一个“字”的符号；到了《说文解字》，形成“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的层层递进的阐释。更不必说，“羊”如何从类图画符号转变为象形符号；而“大”则包含着似乎更复杂的思维简化。更重要的是，这个符号的创造，又埋藏着、潜隐着怎样的意识世界？不是“能指”与“所指”之别，也不是德里达所谓“能指的能指”，而是形成“能指”之前的奥秘才更重要：其建构方式与这种建构方式背后的情态、思维、意象等整体的精神方式。也就是说，符号的创立的背后，是人的精神活动；每个汉字之中，都包含着制造这个汉字的造“字”思想；从而，在汉字形成的体系中，或曰体系性形成的汉字中，还更深层次地潜隐着所有汉字的造字思想。这样，“说文解字”，不仅是美学，而且是哲学和诸多学科研究中国文化共同的任务。隐藏在汉字的创造、建构背后的“故事”、“诗”以及“思想”，显然应当是“汉字美学”的起点。
我们看到，在探讨“美”字时，似乎不假思索地，学者们就从字形来分析。为什么“图形”、“象形”或“形”可以成为汉字分析的重要元素？我们以为，这与汉字的基本存在方式相关。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在于拼音文字中作为“字母”构成“词”的元素，是不变的“形”；换言之，这些已经固定化的“字形”，已经不再有构成文字意义的功能。而汉字则不同，字形的分辨，达到了甚至是微妙的地步。例如，“自己”的“己”，和“已经”的“已”。而西方拼音文字则甚至可以大而化之地处理一些变化，例如英文字母在写法上的不同变体，不会影响意义的表达。也就是说，汉字的字形，乃汉字美学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方的拼音文字，极度抽象、固定的字形，作为构成“词”的“字母”，只有表音的功能，而不再有构成“字”的能力。汉语中的“字”，则不同，是一个有效的意义单位。不仅表音、表意，而且，其形体本身，就具有作为“能指”的“能指”作用——这个“能指”的形体，不仅具有认知功能，而且具有审美功能。所以，汉字学中，字形的探究向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形音义的合一，则生长出汉字尤为复杂的审美意蕴。
如此，则汉字的“字”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功能，尤其因西方没有“字”概念，使得“汉字”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概念。“字”如何成为独立的语言分析单位？“字”本位思想(徐通锵、法国白乐桑等提出)，能够成为逻辑分析的起点么？此类问题，我想暂可悬置。但是，汉字研究所独立开辟的“文字学”、“中国文字学”、“中国古文字学”、“汉语文字学”、“古文字源流”等，则不妨均以“汉字学”名之。因为，他们研治的对象，确是独一无二的“汉字”。在这个意义上，汉字确实具有一种“本体”的地位。古人(如刘勰《文心雕龙》)论“炼字”，所指主要是“字”，但也牵涉到现代意义上的“词”；不过，在古人心中，“字”的地位却不妨说是本源性的，具有本体地位。这也是重要的事实。
基于这个事实，“汉字”作为一个独立而特殊的领域，可以成为“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它如何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呢？
显然，我们在前面所论，汉字的“字形”，与汉字的意义有着深刻关系；广义的“象形”，则使汉字几乎带有“图形”乃至“图画”的特征。西方学生初涉汉字，几乎把一个个汉字当做一幅幅神奇的图画；这种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眩晕”，在某种意义上，恰好切中了汉字最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图形”因素。《说文解字序》中，许慎分析“文”字，曰：“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又曰：“文者，物象之本”；汉字作为“文字”，其根本特征在于“物象之本”的“形”。汉字字形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与声音和意义在一个媒介中同时起着符号的作用。所以，汉字可以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它首先是图形符号。这个图形符号，已经经过了各种变异，却能够更深层次反映出审美的特质。这当然就与造字的方式相关，与意义在这种符号中的渗透和积淀有关，更重要的则是，在这个图形符号中，集纳了人的全部的感性特征。所以，汉字中，“字形”与声音、意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课题。
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就建立在汉字“字形”的图像特质上。汉字字形的图像特质，则源于汉字创造中的本质直观，与美学相通。汉字的创造，许慎云：“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古人常常以“此皆视而可见，察而可识者也”来表现这种直观性的能力；在文字形成后，却又显示出“反向”的直观性，即由图形反“观”事物原型。“观象”、“观法”，互文见义，表现在“法象”中直观到一种抽象的“本质”；“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文”与“宜”，则将取象的范围扩展到原初社会的大自然中，从而最终回归到“近取诸身”和“远取诸物”。从对事物的本质直观，到人对自身的本质直观，则表现了一种思维的深度。或有把对世界的观照，从“近取诸身”即由自我扩展开来的意识；可是，我以为，从对天地的仰观俯察，到对与人类世界相联系的一切事物的观照，最后到“近取诸身”的审察，不妨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线。但是，却都表现出对世界的观照由“图像”开始的意识。要之，人类是在“象”的“直观”中，获取到一种抽取“本质”的能力。陈独秀曰：“许慎又易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说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中国文字训诂之学益入歧途。”②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原则，以“象”为核心，正与陈独秀所编撰的《小学识字教本》的体例相同，即都是以“直观”的“象”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确立作为“象”的基本形态。“象形”以及连带着的象事、象意、象声，总之是以“象”即“直观”所得为基点。“象”若作动词，即表现一种“直观”的视觉性悟解；作名词时，则表现了一种经过“本质直观”后抽象的结果。
“象”或者“形象”，其实是指包含着多种感觉的整体性体验，是丰富感性经验的集合。聚集多媒体于一个媒体，使得“象”具有一种调动人类感官的功能。例如，“尿”字，在甲骨文中，“
后来，学者在“说文解字”时，往往首先从字形来理解。正如沈兼士所说：“初期象形字音义之不定于一也。……盖初期象形，只是事物之象征，而非语言之符识，繁省向背，其用一也。”③这就说明，事物首先以形象出现，这种“象形”的需要，乃超越语言，而具有“事物之象征”的特点。字形的解析，成为《说文解字》以来“小学”的第一要义。以至于章太炎曰：“余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将流为字学举隅之陋也。”④可是，字形却是文字学家训释汉字最首要也最重要的根据。于省吾曰：“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形则为确切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⑤这里，需要重视的是，“形”与“音”的最初相对分离，正是汉字最重要的特点。作为“事物之象征”的“文字”，与“语言之符识”不同，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而这就是汉字成为审美符号的最重要特质。
先于汉字字形的思维和理解，是人类经验结构、精神结构的理解，亦即形成、创造汉字的结构的人类体验和感悟、洞察和直观的“前理解”。也就是说，后来，人们对字形的解释，其实与华夏先民的思维结构有关，也与人类的思维结构内在相通。这种思维结构，天然地与审美相关。正如利奥塔所言，“艺术需要图形，‘美’是图形的、无联系的(non-liee)、有韵律的。真正的象征供人思考，但它首先供人‘见’。”⑥汉字字形，当然与“美”相关，而这就与语言的关系，有了一个深刻的距离。利奥塔在“图形”与“话语”之间所做的哲学分析，其实也与汉字在“形”与“语言”之“音”的分疏有着相似含义。不过，汉字令这种关系显得尤为复杂，这个问题，有待以后进一步探索。
正是基于字形乃最初始、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地图”。有了“地图”，我们永远不会迷路，可以回归中国文化原来的“家”。“地图”说，基于一种比喻，一种体验，一种思考方式。所谓“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令问题凸显。古人，比方行路，如何问路？比方上山砍柴或者打猎，路线如何，怎么走？如何“指路”，成为一种特别的方法。西方的语音中心，需要一种符号表述，那是在符号体系的基础上才实现的。索绪尔的学说，以符号的纵横关系和差异来表现。中国文化中的文字，则是一种由图画、图形符号来实现“指路”的任务。告诉在山上那一个什么地方，只要画一个地形图，然后根据这个“地图”就一下子找到这个地方。这就有图像的抽象，有一种直观的描述，有一种意会的基础。这样，“地图”画出来，我们就获得了“前进”的“结构”。这种“结构”又必须“省之又省”，“得意忘形”，成为最深层次的结构图形。所以，文字作为“地图”，即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地图”，不仅表现了中国人对外在世界的“看法”，也表达了对内在世界的看法，是中国文化的心灵“地图”。汉字的“图式”，就是中国文化的存在之“家”，就是中国心灵的“故乡”。汉字“字形”，之所以成为构成“文化地图”的基本形式，其原因在于，“形”，含有构形之义，而“图像”则是构形之结果；“文”，则是构形之特殊结果。
字形，是汉字得以创立的“图像”的内在依凭，是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也是华夏文化原初的、根本的“家”。
由汉字的“字形”而生的“文字”，却不能不与“语言”相关。语言可以独立于文字，大量“文盲”的存在，可以证明离开“文字”，人们的交流同样可以进行。录音机、录像机等现代媒介，则更使“语言”的存在形态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汉字之存在特点，在于“汉字”与“汉语”不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汪曾祺曾指出：“汉语和汉字不是一回事。中国识字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⑦汉字思维，即我们前面所言，是“形”的思维、“象”的思维。所以，汉字的传达可以不经语音作中介。这是汉字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特性。
可是，文字与语言，却又有深刻的关系。“文字”，在《说文解字》中，是分别训释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孳乳而浸多”，意味颇为复杂。以什么原则“孳生”而“乳育”了那么多的“字”呢？“形声相益”是基本原则，不过，这也牵涉到“转注”与“假借”。章太炎云：“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⑧这就是章太炎将他反感的形义系统重组为音义系统的缘由。可是，“孳乳”的“字”，与“语言”相关，并且，在汉字的发展中，日渐形成了一种颇为巨大的力量，但是，其缘起，或曰其逻辑起点却是在于“文”。这不仅因为，“文”先于“字”，汉字之中，“图像先于声音”，而且，汉字的发展中，“形义”关系还是根本性的关系。“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倘使都用声去包括，那么声同义异的文字，便要失去代替言语的价值；所以必须要用形来区别。”⑨“语言”与“文字”之间，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⑩“有形”的“文”，与“滋生”的“字”，自是以“文”更具先在地位。所以，“文字”并非单纯的语言符号，却自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要之，“文字”的价值，不尽在于“读”，而在于“看”。“读”由“看”而“孳乳”。汉字的“看”，对于“字音”的异读，以至于方言上的意义，自不待言，她对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物象之本”)化，起到的作用更是巨大的。“汉字”的功能与作用应当在更高的视角下审视。
不过，“汉语”的声音系统却确实自成体系，发展出汉语的“音韵学”；“汉字”中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为一种观念的“韵”与美学的关系，更为历来中国美学所特别重视，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汉字的声音特性，也就成为汉字美学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读”是古人非常重视的一项文化活动，汉语的“神理气味”，由“读”中“体会”到的“格律声色”来显现，乃传统思路；就汉字而言，其蕴含的内在之“气”、之“精神”，正通过“声音”这一美学特色而体现。
所以，“汉字”与“汉语”，既有不同的指向和特性，又有内在联系，具有深刻的美学关联。重视汉字是“两回事”，就要关注汉字“字形”的首要性；而汉语与汉字的内在联系，即汉字毕竟是表达汉语的主要符号，则需重视其声音属性。章太炎所指出的汉字的音义系统，乃自汉语语言论而来，所以，对汉字特点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于章太炎这样的大师，其实并非“偏至”，盖因他对传统的字形学说实已熟而生厌，由声音一路，彰显其重要学术发现。但是，却在“文字”与“语言”的分别上，有所未明。不过，他却在很大程度上，显明了“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正是由“声音”而纽结在一起。章太炎重视的音义系统，其实在古人已经有深刻认知和阐发，太炎自谓“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好之甚深，终以戴、孔为主。明本字，辨双声，则取诸钱晓徵，既通其理，亦有所歉然。”
从声音的特点来看，汉字单音节特点，构成汉字乃至汉语的独特性质；汉字美学一个基本特点，即于此显现。齐冲天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成熟的单音节语，从商周文字到周秦时代的文献，都是单音节语。虽然也出现一批为数不多的复音词(大多或双声或叠韵)，它们也大多可分解为两个单音节词。”
那么，如何解剖单音节，既是一项文字学、音韵学工程，更是一项美学工程。汉字音韵的解析，首先重视声、韵，声韵结合，又有汉语独特的字调分析。声、韵、字调，是构成汉字、汉语独具的感性特质。这方面的美学探索，在朱光潜先生《诗论》中有所涉及，但是，落实在“文”、“字”单位，对这些因素作过细探讨，则与音韵学已取得成就，未免不相称。汉字美学当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应当注意汉字语音的非语义特点，这在特别重视声音与意义关系的传统音韵学中，似乎容易被忽视。传统文字学认为，“凡字声之所在，即是义之所在；无论什么字，但举右旁的声，懂音韵的人，可以因声以知义；因声是义的根本。”
在先秦典籍中，《诗经》《易经》《老子》以至《楚辞》等作品中，都有声音的非语义特点的充分运用。《诗经》《楚辞》且不论，即使《易》《老》，都有有韵文字，加强了著述的表现力。即使在《论语》这样的著作中，一些表达语气、语调乃至声、韵的文字，也都加强了孔子言谈的表现力。如，子曰：“辞，达而已矣。”这里的“而已矣”，从意义上，似乎是“赘余”，但是，却表达了一种情绪，一种“温柔敦厚”的精神。非语义的特点，在汉语语言层面，如何沉入文字层面，应当有更为深入的分析。特别是与西方的拼音文字所具有的非语义层面的分析，所显示的相同与不同，均应在“单音节”这个特性上进行探究。
由单音节特点，解析汉字的音义关系，则由来已久。汉代人四部语言学著作《尔雅》《说文解字》《方言》《释名》，都注重声训，即联系语音以解释语义。齐冲天先生则提出“双声为训与叠韵为训”的结合，由音的结合到义的结合，对音义分析做到彻底而完善的地步。
所以，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是“字形”，却从“文字”与“语言”，或“汉字”与“汉语”的不同性质中，产生了“声音”，产生了声韵的结合及其复杂关联。对于汉字美学来说，这是重要的资源。
任何文字，最重要的是其所指的意义。汉字之“义”，是这个“形音义”结合体的最为重要的指向。必须注意的是，汉字的“字形”起点，使得汉字的意义状态变得尤为复杂。
图像先于声音，也令图像先于意义。本是为“表意”的文字，首先以图像的形式出现，正如利奥塔所说，这种供人“见”的图像，作为沉默的艺术，“意味着图形的某个未被赋予意思的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围绕着话语，甚至处于话语中心。它意味着象征的超越性在于图形，亦即某种语言空间不可能纳入自身而又同时不受动摇的空间性表现，某种语言空间无法内化为意思(la signification)的外在性”
从人类全部感性活动中，以视觉为重要根基，来形成文字，是《说文解字》开宗明义的原则：“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远取诸物”，被认为是象形的根本；可是，如何“象”形？则不能不与“近取诸身”相关。这种“象形”，正如古文字学者所说，“绝大部分的象形字都要猜想、推敲”。“今天我们在古汉字形训所遭遇的困难，就是因为历史上的脱节，缺乏这种共识和造形意图的失落，以致往往不明所以。”
由此，我们不仅重新审视“象形”，还可以观察“指事”、“会意”，是如何与“形训”相关的。要之，汉字的“图像”、“图形”的“意义”是如何产生，并且，更重要的是如何“约定俗成”，形成共识的？这些，都值得深入地探讨。“象形”已牵涉到最根本的问题：殷商的文字已远离图画文字，那么，这些需要“猜想、推敲”的“字形”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这些字的“形”与“意”、“义”之间，又是怎样的联系？至于“指事”，清人王贯山云：“所谓视而可识，则近于象形；察而见意，则近于会意；然物有形也，而事无形，会两字之义，以为一字之义，而后可会；而‘┴’‘┬’两体，固非古本之‘│’，于悉切之‘─’也。明于此，指事不得混于象形，更不得混于会意矣。”
字形为本，本义难求，在于其本“意”难知。华夏先民造字的原初情境很难再还原，而由此原初情境产生的原初图像，则是一种本质直观。正因是本质直观，所以我们现在仍可与之相通，心知其“意”；可是，也因是图像的本质直观，又使我们与之有了巨大的“隔”。这种“隔”固然使我们产生一种茫昧感，却更激发我们“猜想、推敲”的想象与推理。毕竟，字形、字义有了较为确定的范围，让我们的探索有了一种浑茫的原始意识和理性的穿透力。也就是说，意义固然“有限”，却又有似乎“无限”的空间。“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可概括汉字“字形”生发的“意义”状态。
《说文解字》解“意”义谓：“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从“形声”到“假借”、“转注”，汉字的音韵所产生的意义，则是由“形”而推演出来的又一特殊课题。因声求义，却成为造字的新契机——不再需要造新字，只要以既有的“形”和代“声”的“形”；以“假借”、“转注”，就可以在一个系统中，完成一种圆满、自足。声音，这一属于“语言”的要素，在形成“意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甚至幻想抛弃汉字的图像体系，只保留其声音体系，汉字拼音化也成为一个重要选择。
历史无法假设，汉字尚未成为历史。电脑没有淘汰汉字，却意外发现了汉字某种优于拼音文字的长处。所以，汉字由“形”展开的“形音义”关系的逻辑演绎尚应细加研究。
①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4页。
②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6～7页。
③杨树达：《集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沈兼士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④⑧
⑤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页。
⑥
⑦汪曾祺：《认识到的与没有认识的自己》，《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⑨
⑩
〔责任编辑：刘 蔚〕
作者简介：骆冬青，1964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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