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钧老师
自我理想是一个人自己的自恋籍着‘通过双亲的途径’的方式修饰而成的……——科胡特
一. 弗洛伊德的挥别和理想人物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在缓缓驰离维也纳的火车上，弗洛伊德最后望向他祖国的土地——已被纳粹德国入侵的奥地利。这时，弗洛伊德的眼光注意到维也纳火车站的月台上，一位年青人正在向他注目挥手，他想这或许是一位精神分析的爱好者，于是他也摘下自己的礼帽向这位年青人作最后的挥别致意。这位年青人，就是后来精神分析学派革命性观点的原创者，精神分析主流之—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
多年之后，已是中年人的他还多次向他的学生讲起这一幕。似乎他与弗洛伊德的简单互动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对于精神分析职业理想的启动，具有某种薪火相传之意的肯定。这在科胡特的人格理想的建构方面，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在部分影响上，弗洛伊德——这一理想人物对他的致意事件，也在之后为他提供了在精神分析探索上的巨大动力，不然他不会在多年之后还反复提起这一事件。
同样的，对于所有人来说，儿童时期父母亲的成就，青春期到年青时代的老师、长辈或朋友的成就，都可以成为自我理想的基础。影响者和被影响者之间紧密接触的时间越长，可能会使这样的影响越深刻和强烈。
在《未来成就》可能性的心理测量中，就有关于儿童到青春期所接触的亲戚和朋友中，是否存在由一定成就的人物，以预测被试个体未来成就的题目。能够与有一定成就的人有紧密联结的话，该个体的成就机率就相对更高。一个人建立理想的成功与否，与他的生活经历中接触的理想人物的成就直接有关。
这里所指的人生成就并不是指每个月赚多少钱的成就，而是在良好品性、个性成熟度、社会交往力、成就动机、一般成就水平上的，不是极端偏于一面的。过于极端的表现在心理学上并非是健康的表现。
同时在这些理想人物中，父性人物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父亲对于儿童将来的社会交往的影响更有榜样作用。或许在儿童发展的游戏阶段，父亲可能是更多的带领和参与者。
上海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曾有一项研究，发现儿童父亲的成就和社会交往能力好坏，与儿童成长后的社会能力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父亲的成熟度和成就的高低，对于儿童今后的社会交往能力等具有直接影响，父亲的成就和成熟度越高，儿童将来的社会交往和理想水平越好；父亲的成就和成熟度低，儿童将来的社会交往和理想水平就更加一般。
二． 理想化的心理过程
理想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
理想化的过程是怎么产生的呢？
科胡特正是研究这方面的著名精神分析家，他的自体心理学理论很好的解释了这一过程。科胡特解释这一现象道：“自我理想是一个人自己的自恋籍着‘通过双亲的途径’的方式修饰而成的……”
这里，其中的“双亲“主要是指父母，但也可以指任何对于这个人来说重要的理想人物。
而怎么又是“一个人自己的自恋籍着‘通过双亲的途径’的方式修饰而成的”的呢？
科胡特定义人类普遍具有自恋的本质，这在《被重新定义的水仙花》一章已经介绍。在婴儿阶段，人类的原始自恋是一种全能自我感，这一全能感在稍稍成长后，由于和父母的接触，会产生另一种新的自恋形式，婴儿可能会将自己这种全能自我感投射到外在的养育者身上——特别是父母身上。因为对婴儿的世界来说，他或她的世界中父母的能力几乎等同于全能的。当父母接受这些投射而执行肯定和关爱时，这些婴儿就会感受自己与强大全能的客体对象的融合，他们会高兴感受到，“我是全能的你的！”这时候婴儿在感受上有可能会内射记忆这一强大的客体对象。这种情况，凡是有养育婴儿经验的人会知道，当婴儿或者儿童伸出手要求我们拥抱时，我们紧紧拥抱他们，他们会开心的大笑起来；或者要求我们将他们举高时，如果举高他们，他们会很兴奋喜悦。
婴儿到儿童阶段，父母接受孩子的对他们夸大的需要，儿童就能慢慢形成对于理想化人物的记忆。有时候，当父母或者理想的个体暂时的、非创伤性的离开婴儿或者儿童时，婴儿或儿童会在此阶段，会调用记忆中那位理想人物的影像来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样经过许多次的向外投射全能理想和渐渐内射理想人物的过程，理想人物的影像或情感品质就会慢慢融入到儿童的心理结构发展中去，渐渐成为儿童将来发展理想的基础。
科胡特曾说：“理想的强大及其道德上的完美性，是投射及再内射的自恋表现。”
这一内射理想人物的现象，还可以在青少年期和青年期发生，在青春期的自我认同感建立阶段，一个重要的理想人物的内射，例如科胡特给自己的学生讲起与自己的偶像级人物弗洛伊德告别的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我理想是可能怎么建立的。对于青年的科胡特而言，弗洛伊德在当时已经是全球闻名的精神分析大师，是一个喜欢精神分析学青年的超级偶像，而这一理想形象对他特意地挥别给了他足够地记忆刺激，帮助他内射这一理想形象，最后慢慢建立今后人生发展的理想。这类事件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可以极大地鼓舞一个人去产生今后的自我理想，激发全新的自我认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想化过程都会成功，理想化也有失败的时候。失败的原因主要来自被理想化的客体对象——父母和养育者的个性特别。儿童早期理想化过程的失败，许多时候来自作为养育者的父母没有能够神入儿童的需要，当儿童投射全能感给父母时，父母不能理解和回应儿童的需要，儿童就会有不舒适和愤怒感，失去内射理想化影像的基础。但问题是儿童强烈的自恋需要并没有被满足和成熟，由于理想化过程中自恋的失败，儿童就可能自己去通过幻想创造一些理想人物等来补偿自己的情感需要。如果长期发生这样的情况，对于儿童的心理成长就可能是不良的，也可能种下将来进入社会生活时心理障碍的种子。一般意义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就是在这个心理发育阶段没有获得好的理想化的父母影像。
三．社会文化现象中的理想化
理想化过程在社会文化现象中也是相当普遍的。
从古代社会到中世纪，宗教形象是在社会文化中投射自己全能自我感——自恋的一个容器。如基督教形象中的耶酥，作为能够拯救全人类苦难的真正实施者，他的影像被投射了人类全能的理想。正如天主教徒在斋戒时，会冥想耶酥基督为了拯救全人类，而在十字架上承受苦难。信仰者也如此将自己奉献在十字架之前。这样的仪式过程，对于社会中的人具有良好的心理调节作用。一个人如果在世俗社会遭受了生活的困扰、挫折，他的自恋感就受挫而无法实现体验，这时候他如果祈祷十字架上的耶酥，就有机会将自己的自恋感投射到理想化的人物——十字架上的耶酥身上，并通过这一承受全人类的苦恼的教义来实现自己的自恋感，使自己在困境中能够升华到更高更有意义的精神层面去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事件。
在东方社会中，佛教等东方宗教往往呈现两个层面：核心层面和世俗信仰层面。其核心层面，主要是一系列心理认知转化修行方法，这些内容与理想化的心理过程关系不大。但在佛教外围的世俗信仰层面的一般群体中，核心的教导并不是那么被接受，而单纯的佛陀信仰、观世音信仰、弥勒信仰，印度教的毗湿奴信仰等，还是具有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的。在社会生活发生困扰时，一个人无法实现的自恋，会导致挫折感的产生。这使一个人可能通过崇拜理想化的菩萨来实现补偿，将自己的自恋感投射到理想化的菩萨身上。然后菩萨在神话叙事系统中的全能形象可以协助个体获得满足，同时内射菩萨的影像作为自己充实的基础。
不过人们投射的对象——例如菩萨或者上帝，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转变。这是怎么解释呢？
人类投射自我的自恋，或者说全能自我感的心理机制如果存在着，那么类似理想化崇拜的事件就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只是他们投射的对象由于社会群体的价值认同改变而发生改变。人们可以从崇拜上帝这样的对象，改变为多元地崇拜影星、球星、体育明星、歌星、卡通人物等。最典型的例子如东方社会新武侠和西方社会的神魔电影的兴起，这些电影带来的高票房收入就在某个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理想化的追求。当代的高科技发展使许多过去无法实现的特技在演员身上实现，或者至少在画面上逼真的实现，这使我们的全能冲动能够投射到电影画面和情节中获得满足，并影响新一代年轻人的理想。而被崇拜的影星、球星、体育明星、歌星的品行素质，就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人们来完成自我理想的建立和修正。所以这些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可能会被极大关注。
一些公众人物在品行上的坏榜样，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无可挽回的影响。虽然青春期或青年期，发生理想化失败的情况也可能发生，虽然未必如儿童期那么严重，但也不可轻估。如果一个青少年崇拜的球星是颓废的，那这个青少年的内心就可能渐渐内射这一颓废形象作为自己的理想，慢慢地，他的生活理想可能就被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而在人生的总体态度上表现为颓废。例如一个年青人十分崇拜喜欢的歌星，但这位歌星菲闻不断或者道德行为低下，那对于这位年青人来说，就可能导致她人格中某个面向的理想化过程的失败，挫折或抑郁感就会伴随她，但为了克服这一不舒适的感受，她可能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这样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发生交往的障碍。
理想化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另一项最典型表现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爱情的双方在恋爱初期会投射自己的理想影像给对方，只有在一段时间后，这一理想化在慢慢被逐渐熟悉带来的现实化所替代，但作为对方理想化的影像已经深刻的契入自己的心理结构中。这构成了稳定婚姻的基础。
社会文化现象中的理想化是一个很广泛的议题，可以包括许多社会文化内容。在此我们只能告一段落，把更多的思索空间留给读者。
四．治疗中的理想化移情
科胡特讨论了发展心理学和临床治疗实践中，从理想化自体需要到理想的建立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就是理想化移情关系。
什么是理想化移情关系呢？
科胡特的大弟子巴史克定义道，理想化移情是来访者渴望得到（治疗师）力量、受到保护，觉得需要与值得尊敬而有力的形象结合……可以从治疗师得到鼓舞和力量。
这在亲子关系中的表述就是，儿童渴望得到父母或者其它养育者的力量、受到保护、觉得需要与值得尊敬而有力的形象结合……可以从父母或者其它养育者那里得到鼓舞和力量。
在科胡特之前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当来访者陈述对于心理治疗师的崇敬或者投射某种具有理想性色彩的言语时，治疗师基本会面质来访者这一将治疗师理想化行为背后的潜意识动机，或者视此为阻抗。但在科胡特和自体心理学家看来，这一面质显然是不合理或者粗暴的，科胡特认为，来访者将治疗师理想化，预示着来访者和治疗师的接通，来访者将未完成的自恋需要投射到治疗师身上，试图通过治疗师的鼓励和肯定而内射治疗师的品质和形象，以达到自我能够健康充沛起来的目的。
M先生，26岁，未婚，社交焦虑症，IT行业，和父母一起生活。
M先生在开始咨询没有几次后，就对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我投射了理想化的影像，反复夸赞我的心理治疗作得怎么好，以前在别的咨询师那里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等等。我意识到这或许是发生理想化移情现象了，所以仅表示对他夸赞的感谢，对于他的过誉之处也暂时保持一个不反对的中性状态。M先生和我的治疗联盟关系开始良好且坚固的建立起来，他的社交焦虑状况开始有减轻趋势。
在之后的治疗进程中，M先生的家庭情况慢慢显示出来。M先生和父母间有不错的关系，但他的父母一直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不满意的，父亲好不容易作到了一个公司部门的副科长，接着又遭遇到单位面临倒闭，只能拿待岗工资回家，所以一直存在怀才不遇的心情。父母唯一排遣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的方式就是约朋友天天去打牌，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使来访者在童年时代的夜晚幻想中，一直很不安，经常出现可怕的鬼怪的形象。当他渐渐长大后，外出社交时经常会觉得莫名其妙的自卑感，大学时代偶然一次和同学有一些争执后，和人交往就开始变得心慌。从自体心理学治疗的角度看，M先生的自卑感和父母本身一直压抑的自卑感是有强烈关系，父亲在公司事件之后又不能很好地崛起，而以打牌混日子度日，这使M先生的理想化影像受到损失，作为他内心理想人物的基础的父亲是一个失败的形象出现，而且是作为社会生活的失败者，这使M先生的心理结构的发展存在缺陷，并以焦虑和回避的方式来表现。
而与我的互动中，他的理想化影像投射在我身上，当我中性的理解和包容他这点时，他开始获得了重新内射理想化人物的机会，使自己的生活理想慢慢建立起来。
随着会谈的进程，过去的事件慢慢从潜意识层面浮现到意识层面，M先生也开始慢慢理解自己自卑和焦虑的发生，而对于这些有了控制，最后他的焦虑逐渐消失了。
有一天，他在会谈中和我说起他正在寻找更好的单位，希望自己在工作上能够开始提升自己，并问我他是否能够担当这样的转变。我对他这样的行为进行了鼓励，并协助他分析了职业转变的前前后后的各种可能。
之后几次我们就结束了咨询。
大概二个月后的一天，M先生电话给我，他说起自己已经通过猎头公司成功跳糟到另一家更好的IT公司中去了，现在对于生活比较满意，也开始了一段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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