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1683年-1753年），山西兴县人，为官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每逢朝中有需谏诤之事，大臣们便言：“得非孙公耶！”虽然有些文人相轻的嘲讽意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孙嘉淦直言极谏、不屈于上的个性。
孙嘉淦在翰林院担任检讨时，就曾向雍正提出“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的建议。孙嘉淦的建议无疑戳到雍正的痛处，特别是“亲骨肉”一议，在雍正看来，是最为敏感的事，无疑是变相指责自己，孙嘉淦提了出来，致使雍正震怒：“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同僚朱轼为其开脱：“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经朱轼劝说，雍正“亦服其胆”。孙嘉淦敢言众臣所不言，实则是得到雍正赏识之人，也需要承认雍正的明君角色。
孙嘉淦在顺时不得意忘形，在逆时也不沮丧挫败。雍正十年（1732年），孙嘉淦因荐举方从仁等有失，雍正说：“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而后赦免其死罪，令其到银库效力。虽然降为小吏，但孙嘉淦一如既往，尽职尽责，“权衡轻重，与吏卒杂坐，均劳苦”。孙嘉淦查核所计，账币全符，没有丝毫赢绌。
孙嘉淦在任上主张亲力亲为，踏实勤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孙嘉淦开始担任直隶总督。在直隶总督任上，孙嘉淦单为治河就连续八次上书，从治河人员的调动、治河方针的明确、治河举措的实施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孙嘉淦多次到治河工地，从勘察河流到查验工程，都始终亲自参与、亲自指挥。
在民族观上，孙嘉淦反对剿杀镇压，主张容苗自治。乾隆六年（1741年），孙嘉淦转任湖广总督。翌年，针对辖地少数苗民反抗一事，孙嘉淦呈上奏折，辩白苗民之举是事出有因，指出“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于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这样往复下去，形成了恶性循环，是无法治理好苗族地区的。孙嘉淦认为，善为政者，宜因势利导，因而主张让苗族自我管理，“各寨用头人为寨长”，各峒“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于县令”，形成逐级管理、因其俗而利导的治理模式。
乾隆即位后，身为左都御史的孙嘉淦上疏劝谏，这篇奏疏就是被后世称为“清代第一奏折”的《三习一弊疏》。《三习一弊疏》对“耳习”“目习”“心习”作了细致分析，论述了由“习”生“弊”的必然。
“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日复一日的颂扬会使皇帝“耳与誉化，非誉则逆”，“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毕恭毕敬的仪态导致“目与媚化，匪媚则触”，“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骄傲自满的心性，使得“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过”，“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便会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在孙嘉淦看来，“三习一弊”是皇帝常犯的毛病，这种毛病，来源于至高无上的皇权所带来的错误思想，而这种错误思想，最终将造成危及朝政的恶果。孙嘉淦希望乾隆正人先正身、治人先治己，根除“骄泰自是”之心，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排除个人好恶，谨防耳目之习，明辨忠奸，举贤而退不肖。
同朝为官的鄂尔泰曾对雍正说，“孙某性或偏执，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可以说，在孙嘉淦身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士”的影子，注重操守，谏言亦省己，他撰写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意即对君王忠诚而不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自傲，不争权夺利，不追逐功名，办事务求兴利除弊，说话务求简明扼要，慎独不结党，清廉不奢靡。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为官，《居官八约》也是今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鲍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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