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生产经营罪 | 从司法判例看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

破坏生产经营罪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认定行为人犯破坏生产经营罪，主观方面要求其出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客观方面要求其以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显然，界定“其他个人目的”和“其他方法”的内涵外延对案件定性至关重要。

同类解释规则

当刑法词语含义不清时，对附随于确定性词语之后的总括性词语的含义，应当根据确定性词语所涉及的同类或者同级事项予以确定，总括性词语只限于未列举的同类情况，而不包括不同类情况。

刑法通说认为，针对列举式条款中兜底项的解释，须适用同类解释规则。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来说，当刑法分则中的条文在列举某些具体情形之后使用了“其他”、“等”字眼时，就意味着只有当案情与所明确列举的要素具有相当性时，才能适用刑法分则中的“其他”、“等”的相关规定。

破坏生产经营罪条文中，与“其他个人目的”并列的是“泄愤报复”，因此，若行为人具有其他在性质上明显不同于“泄愤报复”的目的，则不属于“其他个人目的”。例如，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其作出的(2010)静刑初字第295号一审刑事判决书裁判：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这个“其他个人目的”，必须与泄愤、报复的目的具有同质性，一般是指出于个人恩怨而产生的不正当的心理追求，如憎恨、厌恶、不满等。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如因受到领导或他人的批评而产生不满；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不满；与他人发生冲突而心生不满；厌烦工作而产生不满等等。行为人只要出于泄愤、报复或与泄愤、报复具有同质性的其他个人目的，故意给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破坏的，即构成本罪。

刘俊的行为动机是扩大销售业绩，目的是实现“个人升职”，与“泄愤报复”等恶意目的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因此，不能将刘俊的行为目的解释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个人目的”。 

同理，本罪中，与“其他方法”并列的是“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而毁坏机器设备和残害耕畜具备的共同点是实行行为的物理毁损性，即行为人在客观上以物理毁损的方式实施了毁损、破坏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行为。仍以(2010)静刑初字第295号一审刑事判决书为例：

刑法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规定，侧重于对生产经营活动赖以正常进行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及其他生产经营条件的保护，其规制对象是对生产经营条件进行破坏的行为。而刘俊低价销售公司产品，不是对生产经营条件的破坏，而是对生产经营对象的处理，属于生产经营行为的一种方式，不属于“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但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同时认为：

破坏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除了传统的破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毁坏种子、禾苗、未成熟的果实、切断电源等方法外，还包括使用现代的破坏方法，如干扰生产控制系统的指令、讯号、向电脑释放病毒，改变科学配方或工艺流程，导致生产劣质产品或废品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足以使生产经营活动遭到干扰破坏，甚至无法进行，或者使已经进行的生产归于失败，即构成本罪。

该判决认为干扰生产控制系统的指令、讯号、向电脑释放病毒、改变科学配方或工艺流程（导致生产劣质产品或废品）的行为，即使行为人未使用物理毁损的方式毁坏生产资料，也属于破坏设备、残害耕畜的同类“其他方法”。同时，该判决认为行为人为实现个人升职的主观目的，因不属于“恶意目的”而不属于与泄愤报复同类的“其他个人目的”。

显然，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上述判决中，对同一法律条文中两处需进行同类解释之处所作出的上述解释，显然尺度不一，难以实现逻辑自洽。

笔者认为，严格适用同类解释规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的精神一以贯通。就本罪而言，应采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2010)静刑初字第295号一审刑事判决书对“其他个人目的”的同类解释标准，将“其他方法”解释为与破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相当的其他物理性毁损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方法。

刑法用语中的“破坏”有两种基本涵义，其一为物理性、暴力性的破坏，如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其二为对秩序、关系的破坏，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破坏选举罪和破坏军婚罪。

1979年《刑法》将破坏生产经营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部分，而现行《刑法》却将本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已从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转变为财产权利，其根本属性并非破坏经济秩序类的犯罪，而是侵犯财产类的犯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且，现行《刑法》在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了故意毁坏财物罪，随即在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了破坏生产经营罪。若从两罪的罪状描述来看，似乎可以理解为：行为人故意毁坏的财物属于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的，即使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因存在破坏生产经营的情节，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入刑。这样的关系构造与盗窃罪等罪名的一般入罪形式与特殊入罪形式（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关系非常相似。

或者，仅从两罪的量刑规则来看，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人故意毁坏的财物属于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的，因存在破坏生产经营的情节，实质上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其他严重情节”；行为人故意毁坏的财物属于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的，因存在严重破坏生产经营的情节，实质上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若按此理解，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破坏”，应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取同意，这也是应对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进行严格同类解释的侧面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