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禽兽”是一个含有贬义的成语，出自明·陈汝元《金莲记·构衅》：“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常用来指道德败坏的人,说他们徒有人的外表，行为却如同禽兽。以通俗话来解释，是指那些虽道貌岸然、人模狗样的人，却成天干伤天害理、损阴丧德的丑事，此类货色，才是百姓怒斥的“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的“衣冠禽兽”。殊不知，这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在诞生之初，却是个万众仰慕、光彩照人的“体面”词儿。
衣冠禽兽一词，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当时社会十分讲究衣冠，不同等级身份者不可胡乱穿衣带帽。如，受鄙视的商人，两只鞋不能完全一样；地位低下的妓女，必须穿裤子，而不能随便穿裙子……如果上升到朝廷官仪，就更不能马虎了。所谓“衣冠”，就是“看得见的权力”、“贴上标签的等级”。
因为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将官服绘兽。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六品青袍，绣鹭鸶；七品青袍，绣溪敕；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可见，此时此刻的“衣冠禽兽”， 是人们称文武官员的美称。
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武将中不少人开始欺压百姓，甚至无恶不作，声名狼藉，于是乎老百姓视其为匪盗瘟神，“衣冠禽兽”一语自然开始有了贬义，老百姓纷纷对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称其为“衣冠禽兽”。
据文献资料记载，其贬义之称，最早见于明末陈汝元所著《金莲记》一书。清代以后，“衣冠禽兽”一语遂用做贬义，泛指外表衣帽整齐，行为却如禽兽的人，比喻其道德败坏。
就语言涵义发展历史分析，“衣冠禽兽”一词的内涵变化，很值得我们研究探讨。为何一个原本富含褒义的词语，竟发展到了纯粹贬义的特指呢？其实，明朝以前，原本有个成语，指斥那些道德沦丧、行为卑劣的“伪君子”，叫做“衣冠枭獍”。“枭”，是一种穷凶极恶的鸟儿，传说它为了存活，不择手段，不惜吞吃母亲。“獍”，也不是东西，传说它饥不择食，杀气腾腾，居然敢咬死自己的父亲。这两种丧心病狂的禽兽，衣着再体面，也是千夫所指，人人喊打。宋朝人李昉编撰的《太平广记·谄佞》中，提到了一个叫苏楷的人：“（苏）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可见，现在“衣冠禽兽”一词的涵义，原来是“衣冠枭獍”。
之所以后来“衣冠枭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衣冠禽兽”取代，皆因明朝中晚期，乌烟瘴气的宦官政治，彻底颠覆了“文死谏，武死战”的从政理念。无论是京官还是外臣，都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很多官员甚至干起了鱼肉百姓、为虎作伥的勾当。故在文武官员的名声越来越臭的大环境下，曾广受推崇的“衣冠禽兽”，渐渐堕落为“披着人皮的狼”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中国封建社会无疑是等级森严的时期，明代官员衣冠所绘禽兽标志就是最好的明证。然而，等级不同的标志却成为了人们讥笑讥讽的代表，就蕴含了太多官德官风官品的评价，早已超出了以貌取人、以衣冠取人的范畴。
看来，为官者穿衣带帽问题，百姓需要的不是官位官职官威的外在，而关键要看是否内藏着一颗为公为国为民的心。没有后者，不过是道貌俨然的“衣冠禽兽”罢了；有了后者，哪怕是衣衫褴褛，依旧深得拥戴。
失民心者失天下，古往今来莫不是如此。它无关乎穿戴如何，仅关系怎样执政为民、勤政为国。明朝“衣冠禽兽”一词涵义的演变，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那些以貌取人的“窗口”服务做法可以休矣；那些以“衣冠”欺压群众的部门可以罢也。衣冠光鲜的人未必就是堂堂正正的人；制服在身的人未必就是高人一等的人……重要的是要有“官德”。
官德，指的是官员恪守职业道德，保持政治操守。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职业道德像“官德”这样涉及到运用国家权力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问题。官德，要求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即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
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官员违法行径背后透露出的“官德”缺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于官员而言，知耻而后能治。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如果丧德失耻，不仅仅是造成一时一地的不公，这种风气还会像瘟疫一样蔓延，甚至动摇法治制度体系。一些官员的失德很可能已经构成了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短板”。从这个意义看，彻底整治和扭转“官德”缺失现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大事。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
衣冠禽兽一词，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当时社会十分讲究衣冠，不同等级身份者不可胡乱穿衣带帽。如，受鄙视的商人，两只鞋不能完全一样；地位低下的妓女，必须穿裤子，而不能随便穿裙子……如果上升到朝廷官仪，就更不能马虎了。所谓“衣冠”，就是“看得见的权力”、“贴上标签的等级”。
因为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将官服绘兽。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六品青袍，绣鹭鸶；七品青袍，绣溪敕；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可见，此时此刻的“衣冠禽兽”， 是人们称文武官员的美称。
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武将中不少人开始欺压百姓，甚至无恶不作，声名狼藉，于是乎老百姓视其为匪盗瘟神，“衣冠禽兽”一语自然开始有了贬义，老百姓纷纷对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称其为“衣冠禽兽”。
据文献资料记载，其贬义之称，最早见于明末陈汝元所著《金莲记》一书。清代以后，“衣冠禽兽”一语遂用做贬义，泛指外表衣帽整齐，行为却如禽兽的人，比喻其道德败坏。
就语言涵义发展历史分析，“衣冠禽兽”一词的内涵变化，很值得我们研究探讨。为何一个原本富含褒义的词语，竟发展到了纯粹贬义的特指呢？其实，明朝以前，原本有个成语，指斥那些道德沦丧、行为卑劣的“伪君子”，叫做“衣冠枭獍”。“枭”，是一种穷凶极恶的鸟儿，传说它为了存活，不择手段，不惜吞吃母亲。“獍”，也不是东西，传说它饥不择食，杀气腾腾，居然敢咬死自己的父亲。这两种丧心病狂的禽兽，衣着再体面，也是千夫所指，人人喊打。宋朝人李昉编撰的《太平广记·谄佞》中，提到了一个叫苏楷的人：“（苏）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可见，现在“衣冠禽兽”一词的涵义，原来是“衣冠枭獍”。
之所以后来“衣冠枭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衣冠禽兽”取代，皆因明朝中晚期，乌烟瘴气的宦官政治，彻底颠覆了“文死谏，武死战”的从政理念。无论是京官还是外臣，都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很多官员甚至干起了鱼肉百姓、为虎作伥的勾当。故在文武官员的名声越来越臭的大环境下，曾广受推崇的“衣冠禽兽”，渐渐堕落为“披着人皮的狼”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中国封建社会无疑是等级森严的时期，明代官员衣冠所绘禽兽标志就是最好的明证。然而，等级不同的标志却成为了人们讥笑讥讽的代表，就蕴含了太多官德官风官品的评价，早已超出了以貌取人、以衣冠取人的范畴。
看来，为官者穿衣带帽问题，百姓需要的不是官位官职官威的外在，而关键要看是否内藏着一颗为公为国为民的心。没有后者，不过是道貌俨然的“衣冠禽兽”罢了；有了后者，哪怕是衣衫褴褛，依旧深得拥戴。
失民心者失天下，古往今来莫不是如此。它无关乎穿戴如何，仅关系怎样执政为民、勤政为国。明朝“衣冠禽兽”一词涵义的演变，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那些以貌取人的“窗口”服务做法可以休矣；那些以“衣冠”欺压群众的部门可以罢也。衣冠光鲜的人未必就是堂堂正正的人；制服在身的人未必就是高人一等的人……重要的是要有“官德”。
官德，指的是官员恪守职业道德，保持政治操守。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职业道德像“官德”这样涉及到运用国家权力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问题。官德，要求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即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
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官员违法行径背后透露出的“官德”缺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于官员而言，知耻而后能治。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如果丧德失耻，不仅仅是造成一时一地的不公，这种风气还会像瘟疫一样蔓延，甚至动摇法治制度体系。一些官员的失德很可能已经构成了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短板”。从这个意义看，彻底整治和扭转“官德”缺失现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大事。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