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天瑜，历史文化学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985“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创新基地负责人，中国实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及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编纂。 |
■冯天瑜
童蒙读物的编撰和推广
两汉以降，经学确立，“五经”等元典成为学术宗主、“雅文化”基干。与此同时，朝廷和士大夫也重视两项“俗文化”工作：一为搜集民情民意，如乐府采风，记取田夫野老呼声；二是使元典精义渗透民间、普及孺子幼童，集中表现为童蒙读物的编撰和推广。此项工作成为中古、近古乃至近代教育不可忽略的环节，所积累的经验至今仍有鲜活的启示意义。
童蒙读物，又称“蒙养书”。“蒙养”二字连用，始见《周易》。《蒙卦》有言：“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序卦》对“蒙”的解释是：“蒙者，蒙也，物之稚也。”故“蒙养书”是指对蒙昧者、幼稚者作启蒙式教养的书籍，所谓“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新五代史·刘岳传》）。
最著名的“蒙养书”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较广的还有《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家诗》、《笠翁对韵》、《声律启蒙》、《治家格言》、《兔园册》、《二十四孝》等。除《千字文》作于南朝，《兔园册》作于唐朝，大多数“蒙养书”成于两宋及元明，如《三字经》作于南宋，《百家姓》作于北宋，《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编于元代，《幼学琼林》作于明代。清代则对多种蒙养书作了修订，使其广布民间。
童蒙读物分为伦理道德类、历史知识类、博物类、识字类、诗歌属对类、综合类。多以韵语编写，利于记诵，高度凝练，篇幅短小，又出自名家手笔，大俗大雅。
童蒙读物的教育功能
传统童蒙读物在如下几方面发挥教育功能。
第一，训练识字能力。《三字经》、《开蒙要训》、《百家姓》、《对相识字》以及《上大夫》等杂字书，是中国人的识字门径，一代又一代老百姓正是在诵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上大夫，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上大夫》）的过程中认识汉字的。南宋诗人陆游曾以“农家十月，遣子入学，读《百家姓》”，勾画出一幅“农闲识字图”。清人王筠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教童子法》），强调识字教育的基础作用。传统社会保有较高识字率，正得益于童蒙读物的功效。
第二，培养造句及初步写作能力。《千字文》优雅精练的四字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国人耳熟能详，脱口而出。《增广贤文》的警句俚语使用极广，“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知己知彼，将心比心”、“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等佳句，活跃在国人的口头笔下，不仅深藏人生智慧，亦洋溢文采机趣。
第三，传授自然常识、生活经验、舆地知识。《孔子备问书》为自然读本。《名物蒙求》中“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水之蒸”一类通俗的自然现象解释，使老百姓获得常识。算术歌诀《九九表》国人熟记，普及了应用数学。《幼学琼林》的天文舆地篇虽不乏异说，却又颇具知性，其舆地篇堪称一篇精要的中国地名录，今人亦当熟记。
第四，普及历史知识。中国文化有重史传统，童蒙读物在史学传授上尤其用力。历史知识蒙书《古贤集》用生动句式讲述《史记》所载历史人物故事。一些综合类童蒙书以介绍国史为己任，如《三字经》系统陈述朝代更迭，人称《三字经》为“小纲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第五，元典启蒙。五经、诸子是中国文化经典，攻读不易，而蒙养书以生动简约的形式，引人登堂入室。影响广远的《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属综合类蒙养书，内容涉及自然常识、历史故事、人生经验、经典义理，而贯穿全篇的政治、伦理基旨，多源于元典，堪称中华元典的通俗宣讲本。许多无缘阅读经籍的老百姓，却粗识元典精义，原因之一便是蒙养书发挥功效。
一般认为是宋元之际学者王应麟(1223~1296)所撰的《三字经》（另说作者为南宋区适子或明代黎贞等），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延及自然常识、历史进程，然其宗旨皆遵元典(主要走思孟学派的元典阐释路向)。《三字经》对元典研习的概述，言简意赅，堪称一部大众朗朗上口的经学简史，确有化艰为易之效。
南朝梁才子周兴嗣（469~521）撰《千字文》，由4000个不重复的常用汉字组成，韵语成篇，文采飞扬，分为50个专题，可谓中华文化的小百科全书，而元典精神贯穿其间。
明人所撰《幼学琼林》，更特辟篇幅直述五经：“《书经》载上古唐虞三代之事，故曰《尚书》；《易经》乃姬周文王周公所系，故曰《周易》。二戴曾删《礼记》，故曰《戴礼》；二毛曾注《诗经》，故曰《毛诗》。孔子作《春秋》，因获麟而绝笔，故曰麟经。荣于华衮，乃《春秋》一字之褒；严于斧钺，乃《春秋》一字之贬。”
清人所撰《增广贤文》集人生警句，虽多感叹世态炎凉之语，如“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之类，然亦不乏劝学之殷：“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第六，推动伦理践行。童蒙读物不仅从学理层面介绍元典，而且着力推动元典精义转化成行为方式。清人李毓秀(1662~1722)撰《训蒙文》，贾存仁修订改编成《弟子规》，题旨取《论语·学而》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全篇着力处在于指导少儿从家庭生活到社会生活处处践行礼制，视、听、言、动皆符合仁者风貌。
童蒙读物的跨文化传播
童蒙读物因其生动、简练，便利文化传播。以《三字经》为例，清代已出满文本、蒙文本，为少数民族所诵读。
《三字经》最早的外文翻译，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老师罗明坚（1543~1607）于明末译出的拉丁文本。清道光年间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翻译的第一本中国典籍便是《三字经》。清末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在其主办的《中国丛报》刊载《三字经》、《千字文》，中国童蒙读物英译本传入美国。法籍犹太汉学家儒莲（1797~1873），积四十年之力，翻译《孟子》等中国典籍，其《三字经》法文本尤其传诵久远。日本江户时代已印行各种版本的《三字经》，私塾以之作教材，还出现各种仿本，如介绍日本文化的《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广东南海人潘世兹以精妙的英文翻译《三字经》。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译《三字经》英文本，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推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式教科书普遍使用，然传统教育的某些优长仍辉光闪耀，章太炎等学者推崇《三字经》一类童蒙读物的教化功能，章氏1928年《重订三字经题辞》中说：“余观今学校诸生，或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认为“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甚远也”。当然，时过境迁，《三字经》也有迂腐不切时代的内容，章氏于是亲自动手撰修《重订三字经》，其中关于元典研习，在《三字经》基础上，有所损益，颇有深解。
时下“国学热”，多有介评古典的文章书籍面世，然以精确简明论，少有出章太炎《重订三字经》之上者。章氏之后，继之涌现《女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西学三字经》、《工农三字经》、《军人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表明蒙养书的内容与形式的可取。
“三百千”等童蒙读物使中华文化切近童叟、深入大众，并走向诸民族、走向世界，使元典精义传播于广阔的时空。无论从学术史角度还是从教育史角度观察，传统童蒙读物都是一份丰厚而富于生命活力的遗产。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