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幸南容与1:幸南容与桂岩书院
江西最早的书院出自一位退休的国子监祭酒幸南容之手。他在高安城北六十里，一个“环西山之间，地厥邃而深，水泉清冽而草木敷茂”之处办起了一座书院，取名桂岩书院。
幸南容（746-819），又名显，字惕微，祖籍在河北沧县。幸南容少年聪慧，可“日记数千言”，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幸南容四十七岁，得乡里举荐，与柳宗元、刘禹锡、李绛同登进士榜，政绩卓著，后任国子监祭酒兼太子宾客。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六十八岁的幸南容告老还乡，创办桂岩书院，聚徒讲学，求学者趋之若鹜。自元和九年至中和二年（882），桂岩书院存在时间约为68年。现在被开发成旅游景点。
2:义门陈与东佳书院
义门书院（现已不见踪影，只有一堵义门陈大院的残墙静静伫立），位于徳安县城西北（今车桥镇义门村）32公里处，是我国最早的书院之一，它比白鹿洞学馆至少早半个世纪。据中国古代书院史之研究，江西徳安东佳书堂创立于唐龙纪年(公元889年)前，发展到宋，成为江南著名的书院，所藏书、帖“号天下第一”。
义门位于现今江西德安县车桥乡的义门陈村。义门陈氏为舜帝后裔之大宗，周武王克商后，为感舜德，寻舜之后裔，以奉舜祀，得妫（音“规”）满，并将长女太姬嫁之，封为候爵，统辖陈国故地，国号仍叫陈。妫满谥号陈胡公，是陈氏得姓的始祖。胡公满之66代孙陈旺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徙居中江西德安建庄，从此到第十五代陈延赏，袁可辈，于北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奉旨分庄。中经330余年，一直是累世义聚不分家，规模极大，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首次旌表陈门，南唐升元元年（937）正式诏立义门。1062年7月3日，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初等奉旨监护分庄，分出大小29庄，依派拈阄分迁到各处，其中江南110庄，楚地接壤91庄，两直、川、浙、闽因官立产90庄。这291庄陈氏家族遍布全国各地，其大门的门头都有着一个相同的匾额——义门世家。
当年，陈门大族能够聚居三千口为人间第一，正是以义为聚的核心，以书院教育为彼此相容的礼节和素养，使陈氏家族后世走出了不少俊彦良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大批著名人物，如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格、陈独秀等，都是江西德安义门陈在各地支派的后裔。
为此，由陈崇所办的东佳书堂是功不可没。
从中国书院史角度看，东佳书堂是最早具备学田、教规的私办书院。
东佳书堂的创办者陈崇为南朝陈文帝第六子宜都王陈叔明之后，乃唐末江洲浔阳县蒲塘场太平乡永清村东佳庄义门陈氏家长。陈崇针对族人的实际和教学特点，出资创建了宗族两级学校，低级的称书屋，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初中，高级的为书堂，近乎于今天的高中和大学。开始，东佳书堂完全是族人的学校，只收本族子弟就学，到了后来也就向外姓开放，有求学志向的人都可以前来就学，渐渐便成了江南一带十分著名的书院。与南康洪氏雷塘书院、洪州胡氏华林书院三家鼎峙于江东。唐宋时期，东佳书堂出了大批人才，陈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进士”传为美谈，可谓名噪一时。
只是义门陈氏分家之后，乡下的东佳书堂无人管理，便迁到了德安县城博阳河的东边，改名为义门书院，由官方来管。到了明嘉靖十年（1531），义门书院又改为河东书院。至清道光三年（1832），名字又变成了敷阳书院。一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通令全国书院改为学校，敷阳书院就成了县立高等小学。至此，东佳书院融入云卷云舒、沧海桑田的时间记忆，让人去钩沉，让人去凭吊，让人去思考和研究。
3:周敦颐与濂溪书院
宋代理学奠基者，世称濂溪先生的周敦颐（1017-1073），自称为江西九江人，而其实他本来是北宋道州营道也就是现今的湖南道县人。周敦颐曾长期在江西虔州（赣州）、南康等地任参军、通判、县令等小官。1072年，周敦颐在南康任职的第二年，辞官归隐，在庐山北麓莲花峰下修建的书堂里隐居讲学。周敦颐的故乡道州有一条小河濂溪。为寄托相思之情，周敦颐将庐山莲花峰下的一条溪水名为濂溪，将书堂称为濂溪书堂，世人便称周敦颐为濂溪先生。
濂溪先生洁身自爱，甘于清贫，在濂溪书堂隐居期间躬耕田亩，讲学授书，笔耕不辍，可惜仅在此一年多，于1073年（宋熙宁六年）6月7日不幸病逝，终年57岁。
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解释宇宙的生成和人类的起源。后人将其著述汇编为《周子大全》。史称“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其思想继承孔、孟、董仲舒和韩愈的儒家正统思想。濂溪先生在世时，他的理学思想并不为世人所识，亦如一支寂寞开放的莲花。
濂溪先生逝世后，由其弟子程颢、程颐及朱熹的推崇与弘扬，才奠定了他的理学地位，被尊称为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南宋宁宗时，赐谥“元”，取“春秋以一为元”之义。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加封汝南伯，至此，确立了周敦颐理学奠基者的地位。
为纪念这位理学大师，后人将濂溪书堂改为濂溪书院。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江州军守赵崇宪将书院规模扩大，建筑学舍二十六楹，立周敦颐塑像和《太极图说》石刻。
4: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有人说，天下书院千计，以白鹿、嵩阳、雎阳、岳麓为代表，而又以白鹿为最。
清人王昶在《天下书院总志序》中称白鹿为“天下书院之首”，不少学者也将它誉为“天下书院第一”。
白鹿洞坐落在庐山五老峰南二十多里处，是李渤当年韬光养晦养鹿读书的地方。后来南唐在白鹿洞设立了庐山国学，任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做了洞主，主持教学等一应事务，朱弼为助教。白鹿洞便成了庐山的第一座学校，比周敦颐的濂溪书院还早130多年。北宋初年，庐山国学改称为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州知州周述将白鹿洞书院办学情况向朝廷作了报告。宋太宗赵光义随即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系五代冯道等人主持刻印的《九经》，包含《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书）赐给书院，“驿送至洞”，以便生员阅读。白鹿洞从此扬名四方。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赵恒下令给全国各地学校、书院发送国子监印本经书和修缮孔子庙堂。咸平五年，白鹿洞又得到了修整，塑了孔子及其弟子像。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礼部郎中孙琛又增建学馆十间，生员经常有“数十百人”。白鹿洞书院至此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白鹿洞书院自诞生以后，好像就是在等待这样一个人的到来。
一个人与一座书院，一个人相对于一座书院的重要性，从他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出来。
正是他的到来和付出的努力，才使这座书院真正达到了鼎盛时期，并超越过各地的书院，“遂为海内书院第一”。
此人便是朱熹，朱熹先后经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在京中和地方任过各种职位。每到一处为官，政务之余，还致力于兴办书院学堂，甚至亲自登堂主讲。此外，他还著作等身，所撰写的《四书集注》成了后世明、清两代朝廷指定的学子必读教材。朱熹将儒学推到新阶段，自己也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
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被任命为知南康军。他一上任，很快就看中了白鹿洞这个地方，认为这里便于他传播理学和聚集门徒，满意地称赞该处“山川环合，草木秀润，真闲燕讲学之区”。他随即上奏朝廷，要求“修立”庐山白鹿洞书院。朝廷是时正忧于金兵南犯，哪能顾及教育？
虽然步履维艰，但白鹿洞书院按照朱熹的计划和设想，还是一步一步在修复中重现新的面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白鹿洞书院于淳熙七年（1180）三月宣布初步修复。
朱熹以一个大教育家的思路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一系列准则和规章，明文规定了白鹿洞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先把儒家的三纲五常作为帅旗挂起来，再规定生员学习的五个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认为学、问、思、辨，属于学与知的范畴，而“笃行之”则是实践，属于行动范畴。二者不可分离，互为作用。学而不行，等于不学；行而无学，势必乱行。这就是朱熹所说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就行而言，朱熹提出的内容是“修身”、“处事”、“接物”。修身呢，必须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就是所有言行要合乎三纲五常，不可越矩。处事呢，必须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就是要重道德礼教，而不计功利。接物呢，必须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做不到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不能去责怨他人。白鹿洞书院的洞规成了书院规章的典范，被奉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圭臬。
当然，朱熹的知与行并重的学习理念和“未得乎前，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的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是非常符合学习规律的，显示了一个大教育家的智慧之光。
与此同时，朱熹为书院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还在进行土木兴建，盖起了二十多间房舍，并在考虑筹措院田事宜；他把《大学》、《中庸》自《礼记》中辑出，与《论语》、《孟子》汇成《四书》，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主要课程。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时，除了请他的好友、南宋理学另一派代表吕祖谦写记外，淳熙八年（1181）二月，南宋又一理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论敌陆九渊来访。朱熹以学者的大度胸怀，请他在白鹿洞书院外堂讲学。陆九渊在白鹿洞的讲学并未涉及哲学命题，而是就《论语》“义利”一章展开讲演，对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了诠释与发挥，并谈及唐宋以来科举的利弊。
毫无疑问，这位理学名师的讲学是极其成功的，由此书院便把这次讲学作为一个范例，经常为此后讲学者所援引效仿。朱熹称赞这次讲学“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要陆九渊将讲义留在书院，以便刻石竖立，作为其所订教规的最佳阐释文本，以促使生员学习遵循。这就是至今仍可以在书院碑廊里见到的石刻《白鹿洞书堂讲义》，朱熹还为这份讲义题了跋。
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南宋理学三大学派的首要代表人物。在我国历史上理学发展的高峰时期，作为全国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与理学三大派都发生了联系，这使书院与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淳熙九年（1182），朱熹奉命离任南康，转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在朱熹离开南康一直到他死后，白鹿洞书院在很长时间都是由他的门人所经营与掌管。按时间而论，朱熹在白鹿洞连头带尾只有三年，但他对书院“守其规不替”的影响，却一直持续到明、清。
时至今日，白鹿洞书院的名字和朱熹密不可分。博大的朱子，仿佛依然在以锦绣庐山为基，以千古明月为灯，在中国文化的风景深处，伴随熟悉的呦呦鹿鸣而皓首穷经。
如其诗言：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智仁独得之天。
5:陆九渊与象山书院
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象山书院坐落在贵溪上清应天山。
宋淳熙十四年（1187），金溪陆九渊的门徒彭世昌来到贵溪。贵溪在当时是个有很深山林气的地方，这种地方文人士子都喜欢来。彭世昌登上应天山（今鹰潭龙虎山东部）的时候，发现此地山高谷幽，林茂泉清，景致宜人，心便为之一动。他与朋友商量，如此绝好的所在，如果请陆先生来此结庐讲学，岂不是再妙不过的事。
当时，陆九渊正以祠禄官闲居故里。而此时正值宋代书院盛行，白鹿洞书院经朱熹、湖南岳麓书院经刘淇重修，白鹿洞书院更是由朱熹聚众讲学而闻名遐迩。此情此景也使陆九渊产生了强烈的办学念头。在彭世昌的恳请下，陆九渊携二子一侄偕诸门徒登上了应天山。至次年春，陆九渊在山上建起了一处居所，弟子们环绕其居所各自结舍。陆九渊在居所前抬眼望山，应天山形似巨象，有股浑元之气，便把应天山改名为象山，自号象山居士，人称他为象山先生，讲学处也取名象山精舍。
象山先生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江西金溪青田人。出生于世儒之家，好学，悟性极高。乾道八年（1172），陆九渊中进士。在南宋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时期，他异军突起，创立了心学体系，开创心学一派，与朱熹理学长期争论不休，成为理学两大流派，并称“朱陆”。
陆九渊在象山精舍期间既是他讲学盛时，也是他的“心学”体系得以完成时期。
陆九渊规定象山精舍的办学宗旨是：明理、志道、做人。
其“做人”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二是做一个能“备道”的圣人；三是做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人”。
陆九渊的教学授徒贯穿着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促进人格的和谐发展。难怪从学者甚多。他在象山的五年时间，就因为他的声名，来见者居然逾数千人，使象山精舍有了“非从学象山不得为邑寓贤”的盛誉。以至清人全祖望在《答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将象山、白鹿洞、岳麓、丽泽并称四大书院。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退位，光宗登基。陆九渊被诏任知荆门军。但陆九渊并未及时赴任，而是在应天山又逗留了两年，扎扎实实给弟子们多讲了两年的学。直到绍熙二年（1191）九月，才挥别应天山，赴荆门上任。其时他在象山精舍已历时五年矣！临行之际，他握着自己看重的得意门人傅子云（字季鲁）的手，要他代为主掌书院：“书院事，俱以相付，其为我善永薪传。”又对所有弟子说：“吾远守小郡，不能为诸君扫清氛翳，幸有季鲁在，愿相亲近。”并望其将精舍扩成书院。
陆九渊赴任荆门一年零三个月，旧病复发，他带病操劳，病情加剧，于绍熙三年冬十二月十四日逝世，享年五十四岁。
陆九渊去世后，象山精舍日渐衰落。绍定三年（1230），陆九渊的高足杨简的得意门生、时任江东提刑的赵彦械（字元通，余姚人）巡视地方，在贵溪转了一圈之后，便打报告给朝廷，以应天山交通不便为由，将象山精舍迁建下来，挪至贵溪县城河对岸的三峰山下徐岩。
宋绍定四年（1231），书院破土动工，同年冬天落成。书院内有祭陆九渊、陆九韶、陆九龄三先生祠一栋，学生斋舍百楹。次年，得诏赐“象山书院”匾额。至此，陆九渊离开应天山，交代弟子将精舍扩为书院的心愿方为实现。
到了元代，象山书院由于长期没有修葺，荒凉不堪，几近销声匿迹。明代来临，书院又开始兴盛起来。明成化二十年（1484），象山书院得到再度修葺。尤其是著名文学家李梦阳任江西提学副使期间，亲自到贵溪对象山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明正德五年（1510），生性好游玩的荒唐皇帝明武宗还诏刻了“象山书院”四字，石刻在西峰峭壁之上的十四米高处，每个字大一米见方。石不烂，字不朽，武宗不一定是图名，他的此举却足以让地方有更大的理由对书院予以重视。明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颁行废毁各地书院之举，象山书院也被奉例废除，财产充公或变卖。好在有位叫伍袁萃的知县，他以捐资的形式将书院赎回，并改为象山祠，算是保住了一方文脉。直到160年后的乾隆十年（1745），又一位知县彭之锦为了辟所讲学，便在贵溪城西巍峙溪旁万安山一座废寺的地基上拓基建房，恢复了象山书院，以至出现了久不曾见的“慕学者骈肩累迹，席不能容”的情景。
除了应天山、三峰山、万安山三处有象山书院的发展足迹外，清嘉庆十五年（1810），贵溪士绅提议，由邑人捐资，在梅花墩义学旧址上建新舍，初名“景峰书院”。后于1813年由儒生联名上书得以获名，将此复名为象山书院。咸丰年间，梅花墩象山书院房屋遭毁坏。同治二年（1863），知县周葭浦重建书院。他的手笔要大一些，居然把城东的旧当铺购下来，在那里建起了文昌宫、讲堂等一应书院设施，使之气象一新。
而陆九渊的家乡金溪，在这位大哲和教育家去世四十一年后（1233），陈泳之在县治之西建起了一座象山书院，礼聘陆九渊的门生傅子云主教。此时，这位当年在象山精舍年龄最小、侧席从教的弟子业已白发苍苍，联想师尊当年英姿勃发执讲授学的模样，目视眼前恩师家乡的弟子，傅子云一定常常泪眼婆娑吧！
如今诞生地只剩下四个大字。
6:鹅湖书院与两次鹅湖之会
鹅湖书院位于铅山县河口镇东南三十里的鹅湖山，未建书院前，俗称鹅湖寺，亦称慈济寺，为唐代的高僧大义禅师在766年至779年所建，曾有江南第二寺之称。
在尊崇儒道释的中国大地上，千百年来寺庙之多、书院之盛，恐怕都难于数计亦难以尽述。但真正有名，且历千载而不坍塌的也许就不是很多了，如果千百年不仅没有坍塌，而且一直盛名不衰，以其独特的气场，吸引着世人不断朝拜的，就更少了。鹅湖书院能成为后者，是因为它的前身——鹅湖寺，在南宋年间迎来过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一批特别客人。
陆九渊讲学不照本宣科，不只讲经书里的字句和文意，而是着重引导学者领悟做人的道理。在他看来，做人的道理是“本”，知识技能是“末”，不能堂堂正正做人，拥有再高的学问也成不了君子，而且反有可能成为更加阴险的小人。唯有明确了做人的道理，树立起坚定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将学到的东西为天下人谋利益，而不会陷入个人功名利禄的泥沼。
朱熹讲学注重讲经解典，强调广求博览，考订古今礼仪，认为把那些古代圣贤制定的礼仪考证清楚了，行为就有了准则，人们就可以照着去做，不论是当官还是做人，为政还是处事，都能有章可询。
朱、陆两人讲学的主旨都是传扬儒学，但在讲学的内容和方法上却有很多差异。朱熹说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九渊说朱之教人太支离，分歧是如此的明显，这就引起了另一位始终关注他们的学者吕祖谦的隐约不安。能不能找一条折中的路，在朱、陆两家的方法论的分歧上作出一些调和呢？吕祖谦产生了这个想法，并作出这么一个决定。
于是，吕祖谦借机遣人致信，约陆氏兄弟与朱熹会于鹅湖寺。一方面，朱熹和吕祖谦从福建北行抵鹅湖，陆氏兄弟由家乡金溪东行，来鹅湖相会，时间是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
有趣的是，这场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学术辩论竟然是以诗开场的。
陆氏兄弟至鹅湖寺，稍事休息，吕祖谦就问陆九龄：“子寿别后有何新功？”陆九龄便吟出途中所作的一首诗：“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才吟到第四句的时候，朱熹便对吕祖谦说道：“看来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陆九渊插话说：“来的路上，我也和了家兄一首诗。”遂吟道：“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吟诗至此，朱熹脸色有些不太好看，知道陆九渊在挖苦他。当陆九渊吟完最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朱熹已是很不高兴，随即做诗反驳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二陆主张先发明本心，本心之性是千古不变的，然后再博览。又说顿悟功夫是久大的，朱学之渐修功夫失之支离，不免要浮沉。朱熹因此说陆九龄上了陆九渊的“心学”之船，以诗强调学问要靠逐渐积累，逐步走向绵密深沉，反对陆九渊的简易功夫，谓当先博览而后简约。
这样的开场，意味着接下来的论辩更为激烈。
果然，在持续三天的交流中，两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朱熹说自己的学说是“资质笃实，极为邃密”，批评陆氏教人“太简”，是“禅学”；而陆九渊则标榜自己的学说“资质高明，故好简易”，贬斥朱熹教人“支离”。结果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双方对自己的学说反而更加坚信。
他们两家学术思想的分歧主要在于：朱熹的学说主张严实，注重实践。陆氏兄弟则偏向简易，立于大处。“朱子之学”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其宇宙观中存在科学的成分，而且他的知识面宽，对问题认识深刻，因此他提出教人要以学问为主，从细微、广博处着手，这样的教育自然严实，要求循序渐进。“陆子心学”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主张以心来解释、探求宇宙，因此陆氏教人以心为主，主张简易，立乎其大。在如何观察世界的问题上，朱熹提倡综观博览，然后归之约；陆氏则提出发明本心，再使之博，即演绎法。
大师的论辩、砥砺，自然引起当时学界的高度关注。闻讯而来鹅湖赴会的，还有“江浙诸友”，如刘清云、赵景明、赵景昭、朱桴、朱泰卿、邹斌、詹仪之以及蔡元定、何叔京、沈叔昌、范念德、张公庠、连崇卿、傅一飞等，可见其会之盛。
至为难得而成为千古佳话的是，鹅湖之会虽未调和朱、陆两家的观点，甚而其学说的分歧也愈来愈大，然而却成就了他们的深厚友谊，彼此反而更增添了相互的了解与敬意。
理学门徒为纪念鹅湖之会，遂立“鹅湖书院”。
信州剌史杨汝励就在寺西立祠以祀四贤，曰“鹅湖书院”。理宗淳熙年间赐名“文宗书院”，从此鹅湖书院便成为鹅湖之会的永久纪念。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上产生了久远的震荡，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大师的名字也和这座书院永远紧密地连在一起，鹅湖书院因大师的峰会而成为理学圣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也就是在上次鹅湖之会后的第十三年，又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鹅湖之会。
这次鹅湖之会的发起人是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词人陈亮。
是时国家正处“南共北，正分裂”的局面，为挽民族危亡，陈亮约辛弃疾、朱熹仿淳熙二年“鹅湖故事”，至铅山紫溪相会，商谈世事与学问，希望就他们的“王霸义利之辩”进行探讨。
在南宋学派之争中最有价值，乃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朱学与事功学派的论争。事功学派以讲究经史文献、开物成务为宗旨，包括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之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吕祖谦的金华（婺）之学三家。因永嘉、永康、金华都在浙东，又称浙东学派。而在这三家中，朱熹争辩的重点是指向永康之学的陈亮。从淳熙九年（1182）至十三年（1186），朱熹与陈亮书信往复频繁，互相辩难，围绕“王霸”与“义利”的问题，激烈论争。朱熹“谈性命而避功利”，陈亮则是“专言事功”而“嗤嗤性命”。这场论争的余波延续到光宗绍熙四年（1193），在当时思想界震动之大可想而知。
这一次，曾给鹅湖带来巨大声誉的朱熹竟失约了，只有陈亮的好友、著名词人辛弃疾慨然而至。《辛稼轩年谱》记载：辛、陈二人在“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他们共商抗金雪耻大计，加深了相互间的友情。辛弃疾在词作《贺新郎·小序》中写下了当时两人相处的一些场景及分手后的挂念之情：“陈同父（又作同甫，陈亮字）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贺新郎）以见意。又五日，同父来书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来回共四首。
这四首词皆壮怀激烈，相互酬志，有山河气势，更有情义抒发，二人鹅湖相会之情景词中可见其大概，两个大词人的相会，思想的交碰，为文学史贡献出词语的盛宴，成为后世佳话。
此次鹅湖之会，朱熹虽未如约而至，但陈亮与辛弃疾的相会犹如两座昆仑并立，相映生辉，又一次谱写了一段鹅湖佳话。
八百年来，鹅湖书院历经烽火沧桑，仍旧把它白墙黛瓦的身影倔强地投射在激情饱满的红壤上。明正德六年（1511），时任江西提学副使的李梦阳，发现山上的书院地势危峻，居舍毁坏，人迹殆绝。在山下寻见故址，遂与县令秦礼动议，并由秦礼筹措资金、劳力，在旧址上重建正堂五楹，外门三楹，并于泮池前立石坊一座。坊之前额书“斯文宗主”，坊之后额书“继往开来”。重建后的书院，仍以“文宗书院”为匾名。此后书院又多次重修，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皇帝亲自为之题写御匾一块“穷理居敬”，又题楹联一副：“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
康熙赐书的匾、联，揭示了朱熹理学的修养目的和方法，并以铅山鹅湖的形胜借喻了朱熹的讲学业绩与要旨。为了迎合皇帝御赐的匾联，官员们赶紧对原有的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扩建。一时间土木工程与文化工程并举，以至在此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鹅湖书院的生员都能保持有百十人之多。
清嘉庆十六年（1811）至十八年间，鹅湖书院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山长，他就是清代著名诗人、东乡人吴嵩梁。白云苍狗，岁月如流，时至光绪末年，清廷废除科举，而兴起了学堂，鹅湖书院也改成了鹅湖师范学堂。至此，书院之名也就成了历史。然而，鹅湖书院及中国所特有的书院制度在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泯灭，反而愈显其独有的分量和光彩。
7：江万里与白鹭洲书院
在江西古郡吉安市区东部，赣江中双水夹流之处，有一块如同上天遗落的绿洲，这便是著名的白鹭洲了。洲上古木葱茏、绿树成荫，四面波光云影捧着掌心的白鹭洲。几幢挥云层阁在绿光莹莹的洲上风景中翘起它如翅的凌空飞檐，勾起人的悠然怀想与千古凭吊。
这就是名列江西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鹭洲书院。
南宋嘉熙四年（1240），朱门后学、朱熹门人林夔孙的弟子都昌人江万里（1198——1275）知吉洲时，发现庐陵地处赣江河谷盆地，四周诸峰环拱，而洲上又是江水回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幽静别致，是个读书讲学、著述论理的好地方。又得知周敦颐曾携程颢、程颐兄弟到过这里，心里觉得这儿更是个建书院的极好所在。
为景仰先贤，阐扬理学，造就人才，江万里于上任的第二年即淳祐元年（1241）便“因命构楼，开讲学之堂，创立白鹭洲书院”，首立六君子祠，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又建道心堂、文宣王庙、棂星门、云章阁、万竹堂、浴沂亭、风月楼、斋舍，并将《白鹿洞书院揭示》复揭示于道心堂。紧接着便是置田、聚书，再集郡中九邑诸生讲学其中。
白鹭洲书院的办学宗旨是敦教化，兴理学，明节义，育人才。
是时书院山长尚无合适的人来担任，江万里便亲自为学生们讲说。他的讲说相当出色，可谓“载色载笑，从容水竹间”，令学生们“忘其为今太守古诸候，盖有意成就后进者，使之来己如此，此所谓犹父兄之于子弟也！”就是这位可爱可敬的师长，用自己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操守，为白鹭洲书院奠定了使后人敬仰的人文底色。他不仅在讲堂令人心仪，而且在官场、在赫赫皇殿也是气宇轩昂，品格清峻，议论风生，倾动一时。
为江万里所器重的门人欧阳守道（1209—1273），江西吉安人，德行正直，学识渊博，曾任赣州司户参军等职，应江万里所请，出任白鹭洲书院首任山长。在他的指导和管理下，书院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邓光荐、爱国诗人刘辰翁“皆出其门”。
1257年，一件轰动朝野的事使白鹭洲书院名声大振。
这一年科举考试揭晓，一座白鹭洲书院居然有39人同登进士金榜，其中二十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理宗皇帝亲自手书“白鹭洲书院”匾额赐给书院，从而使白鹭洲书院与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同为当时江西三大书院。
欧阳守道两次任教白鹭洲书院。景定三年（1262），吉州又有47人考中进士，刘辰翁及邓光荐等书院门生名列其中。
文天祥在祭欧阳守道的文中说到先生的讲学与为人，足以证明他是一代名师硕儒：
“先生之学，如布帛菽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不为蔓衍而支离。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宁使人谓我迂，宁使人谓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饥，而宁使我无卓锥。其与人也，如和风之着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义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为性也，如盘水之静，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电风雨，互发而交驰。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子之自洁，及其为人也，发于诚心，摧山岳，沮金石，虽谤兴毁来，而不悔其所为。天子以为贤，搢绅以为善类，海内以为名儒，而学者以为师。”
这样的师者，堪为同代乃至后世师表。
江万里在白鹭洲书院推崇着一股舍生取义、誓与国家共存亡的精神节操，书院崇祀庐陵的“四忠一节”，用欧阳修、周必大、胡铨、杨邦乂、杨万里等人的精神鼓励学生，要求学生见贤思齐，奋发有为，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欧阳守道德高望重，发杨江万里开创的好学风，是为学生楷模，深受学生爱戴，他的“及其义形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和“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风雨，互发而交驰”的风范与美德，使白鹭洲上的每个学子都深受影响。文天祥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面对四忠画像，他曾立下誓言：“殁不俎豆其间，非大丈夫也。”表示如果死后不能成为庐陵忠臣，为国建功立业，誓不为人。
咸淳九年（1273），江万里与文天祥相会于长沙。江万里的风度气概一直是文天祥所仰慕的，在他眼里，江万里就是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人物。江万里也很欣赏文天祥的志气与抱负，对文天祥期望甚殷。江万里对文天祥“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江万里的确慧眼识人，文天祥也确实以自己的行为谱写出一曲剑胆琴心的爱国颂歌。
白鹭洲书院的另一位书生刘辰翁（1232—1294），和文天祥同为欧阳守道弟子，其才情文章也深得江万里赏识。刘辰翁后来曾在临安太学从时任国子监的江万里受业半年，江万里曾为他作《充泉亭铭》，以泉水之充满澄清比喻人之体用性情须充实周达，最后以远大目标与修身要则勉励刘辰翁：“毋矜毋淫，毋怵毋怩。期于此泉，澄泓演溢。”属望殷切，语重心长。刘辰翁终身受教，铭记不忘，后来在祭奠老师的诔文中回忆当年：“门生满眼，青独在予。”江万里独以青眼相待，可见刘辰翁的出类拔萃。他受知遇之恩，努力进取，成为与文天祥并重于世的江门弟子。
白鹭洲书院以道德、气节为魂，如同树立在世人心中的一块碑，千百年来受人崇仰。从宋至清，在漫长的岁月里，这座书院屡废屡建，造就了多少风流人物。应该说这是一座在历史上足以值得骄傲的书院。
白鹭洲位于江水中流，好像是天地间的一个暗喻，出自这个洲上书院里的书生英雄——文天祥和江万里，他们在那个天崩地坼的年代，的确无愧于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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