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锤揲、錾刻外，镂空也是器物装饰的一种手法，指在物体上雕刻出穿透物体的花纹或文字。辽代契丹民族的镂空技术十分高超，这源于北魏鲜卑族人对镂空装饰的崇尚。这种技艺多出现在金银器、铁器、陶器和玉器之上，装饰风格与中原民族略有不同。此釜分范合铸而成，折沿鼓腹，口两侧附方形扳耳，镂空高圈足，口沿下饰线条纹饰。青铜釜是北方青铜器的代表器物之一，是游牧民族特有的炊具，因其构造多为深腹、立耳、高圈足，非常适用于野外生活，受到北方民族特别是匈奴和鲜卑人的喜爱，并把他们喜欢的纹饰装饰在上面，更具民族色彩。
辽镶玉银络头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络头宽1.5，厚0.05厘米；架长50，宽30厘米
马络头即马笼头，由项带、额带、颊带、咽带、鼻带组成。各条带均用薄银片制作。带上缀圆雕马形、狻猊形等玉饰。络头的组装方法是：先将每条小带部件做好，再按部位连接起来，最后钉缀玉饰件。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2套18副完备的马具，相当精美。马具蕴涵了契丹民族与马上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并成为贵族统治者身份的象征。
东汉
条形饰件，残留一片瓜棱形金坠。长条上錾刻连续涡纹一排，涡纹内以细密的鱼子纹勾勒出变形鸟纹。从涡纹和联珠纹运用分析，此类金器带有明显的中亚、西亚装饰风格，或为与北方草原文化交融之产物，或为泊来品。联珠纹是匈奴文化中的典型要素，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和赤峰地区匈奴墓葬中的饰品上，时代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以联珠纹勾勒动物形象的传统，也一直影响了鲜卑民族的装饰之中。
辽镶玉银胸带、鎏金铁马镫
胸带也称攀胸，马胸部用具，由两条长银带和两条短银带用玉节约连接组成，连接部位钉有银带扣。玉节约主要供牢系横直交汇的两条革带而设。胸带两侧各套马镫带一条，带下垂马镫。胸带、马镫上钉缀马形玉饰等。以玉马饰于银马带上，乃是作陪葬之用。
晋双马形金饰牌
从现存的文献图像、人物俑等形象上看，鲜卑人普遍使用腰带，从考古出土的实物中虽然尚未出土完整的腰带实物，但有不少带扣、腰带牌等遗存，使我们能够从侧面了解鲜卑的腰饰。该腰饰牌由黄金铸造成形。双马纹是鲜卑腰牌中的典型纹饰。小马立于大马背上，寓意母子平安。鲜卑人在生产、生活、战争和民族迁徙中，主要依靠的对象是马，马与人的安全互为相依。因此，马在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类风格的饰牌在欧亚大陆草原上十分流行，展示了游牧民族艺术上的交流与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人们崇马尚马的心理表现。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腰饰牌在早期鲜卑墓葬中多有发现，但进入北朝后，饰牌相对减少。而鲜卑民族的头饰始终经久不衰，一直延续至北魏时期。
西晋金步摇冠饰
“步摇”是鲜卑民族最具特色的头饰之一。“步摇”，意即佩戴者行动时叶片摇摆发出声响。公元前1世纪左右自西亚传入中国，经与中原汉式步摇结合，流行于魏晋时期，尤在慕容鲜卑部最为盛行。该头饰锤揲并錾刻而成，鹿首造型，取材于草原上常见之动物。其形制在方形基座（或称山题）上饰放射状枝干，梢部垂饰叶片。此摇叶后来见于装饰马具，并成为鲜卑文化中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约在5至6世纪这一文化继续东传，曾对朝鲜和日本产生过深远影响。
辽鎏金铜弩机
古代作战器械。铜弩机起源于战国时期，传至汉代及三国，军中已普遍使用。它体积小，携带方便；金属铸成，牢固而耐用；连续发射，以一当十；操作简便，容易掌握。射手将箭矢置于机槽，扣动扳机，箭矢立即射出，与现代的枪炮射击方式大致相仿。所谓“千斤之力挂于一寸之牙，发乎半指之力，其妙无以复加矣”，就是对这种兵器的性能的描述。该铜弩机制作精巧，有的镶嵌装饰有花纹。辽代已经发展十分成熟，得到广泛运用，成为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杀伤性武器。
辽几何纹灰陶砖
契丹佛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砖、石塔的建筑，契丹有了空前的发展，形式繁多，手法和技巧更加细腻、娴熟。和隋、唐佛塔相比，契丹佛塔装饰华丽、结构简练、雕刻细致、仿木结构形式逼真。灰陶方砖，上饰几何纹饰，有红色釉，为辽代建筑构件，雕刻精美，工艺精湛，可见辽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各民族相互交流的文化特色。
辽灰陶龙头建筑构件
灰陶质地，龙首形，装饰于塔基上。造型夸张，威武庄严，为辽代建筑艺术高度体现，也是在建筑风格上汲取中原文化的例证。
辽 石卧狮
该器为压帷账或席角之用镇。石制狮子的形象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的传入把狮子形象神化，认为它是佛法的拥护者和守护者，人们对狮子寄托了神通广大的遐想。狮子是威猛和吉祥的象征，希望用狮子威猛的形象驱魔辟邪。
辽白瓷单孔鸡冠壶
辽代早期制作的盛酒器具，因壶体上部装饰酷似鸡冠而被称为鸡冠壶。该壶也称“皮囊壶”，具有典型的契丹文化特征，器形源头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皮质容器，易于扎捆固定，便于携带，非常适用于骑马涉猎生活的需要。辽代早期的鸡冠壶较多的保留了皮囊的式样，装饰简朴，形状浑圆，壶面上有仿皮子缝制的凸棱、皮绳、皮扣和缝线纹饰。
辽代绿釉穿带扁壶，出土于通辽二林场辽墓，内蒙古博物院藏。口径5.3，腹径24.5,底径7.6，高26.1厘米。器物整体呈龟形。两侧装饰六道桥型穿系并作出仿针脚凹槽，通过壶体底部，以便于皮绳穿系。通体施绿釉，釉质较厚，胎质细腻、坚硬。此壶为契丹风格器物，穿带与扁体更适应马上携带，深深的烙上了游牧文化的烙印。
辽代茶叶末釉牛腿瓶，黄褐色粗砂质缸胎，器内外饰茶叶末釉。瓶肩部刻有两个契丹文字。牛腿瓶为辽代典型器物，牛腿的造型当为契丹民族游牧文化的产物。
辽代绿釉刻花凤首瓶，出土于兴安盟突泉县，由内蒙古博物院藏，口径9.5，底径6.9，高37厘米。这是一件用于盛奶或酒的容器，液体在其内不易洒落，便于携带，很受契丹人喜爱。凤首瓶最早流行于西域，唐代已有类似制品，多采用注壶的形制。辽代发展出高体凤首瓶，晚期流行凤首壶，以细长颈及花式杯口为特征，将生动形象的凤首与器型巧妙结合，打破了一般盘口瓶单调呆板的造型，集装饰性和实用性为一体。
黄釉葫芦形壶，由通辽市库伦旗水泉乡昆都岭征集，内蒙古通辽市博物馆藏，口径3.2，底径8.3，高26.7厘米。腹部饰弦纹，环形扁执柄，饰缠枝花卉纹。釉面均匀、润亮，施釉不到底。黄釉的烧制成功反映了辽瓷在单色釉烧制方面的成就。而葫芦的造型多伴有平安吉祥的寓意，也反映出了中原道教文化对辽文化的影响。
堆花玻璃执壶
蓝色玻璃酒壶，流口呈鸭嘴状，流口后方有一半圆形挡，深腹呈圆筒状，腹部装饰一周突起的波折形花带，腹部有一扁圆柱形耳。足底内凹，留有粘棒痕，带有浓郁的的西亚、中亚风格，为伊斯兰地区常见的器型，反映了辽与西方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
辽定窑摩羯形壶
此壶器型为辽代独有的摩羯造型，将人、鱼、龙、鸟、螭等混为一体，构思绝妙，造型奇特，是辽瓷中罕见的精品。摩羯本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动物，有吞噬一切烦恼的法力，大约在东汉与佛教一起传入我国。摩羯造型在唐代非常流行，辽代在继承中加以创新，是契丹民族开放、进取的表现。
辽鎏金鋬耳银壶
银壶通体鎏金，一鋬耳上饰联珠纹，通体装饰凤鸟、花草等纹饰，此杯具有波斯金器的典型风格。其华贵的质地、精美的纹饰，反映出墓主人高贵的地位和当时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辽鎏金錾花八棱银杯
盛茶酒用具。该杯造型源于中亚粟特系统器型。杯身平錾表情闲适、神态各异的高士，有明显的唐代风格。杯柄装饰简约，柄部下不封口，联珠棱为焊接的做法又与唐代金银器有别，是契丹人的创新与发展。
辽荷叶形银杯
整体作荷叶形，斜壁浅腹，环壁精匀，口为五叶复形花瓣，大敞口。均为银片捶制，下焊圈足，足之外壁錾羽状纹饰。杯内通錾荷叶脉花附五叶，造型古朴，为辽代银器珍品。这件荷叶纹敞口杯，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折光原理，使杯内荷叶茎脉的曲线纹，在注入水酒后，给人以清澈荡漾的艺术效果，表现了辽代制银匠师独特的艺术技巧。
盛食用具。略呈菱形，沿面模压缠枝花纹，盘内底錾刻两摩羯戏火焰宝珠纹，花纹处鎏金，为金银辉映的金花银器。金银器是辽代贵族宴会上常用的饮食器，也是皇帝赏赐臣下、契丹与其他民族间互赠的珍贵礼品。
辽
辽
盛放佳肴或果品的器具。六瓣花口，绽放精致生活；压印菊花，传承中华文化；底刻“官”字，彰显皇家身份。釉层丰润，釉色青碧，光泽柔和，晶莹滋润，当为宋龙泉窑输辽瓷器中的精品。从器型到纹饰，从釉色到款识，无不折射出辽人对中原审美情趣的追求，也反映当时辽宋之间的文化与商品交流。
辽
器外壁至底无釉，内壁施黄、绿、白三色釉，正中饰一朵菊花，四角衬以花叶。辽三彩汲取唐三彩的精华，而又独具匠心、自成风格，反映了辽代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
辽
捍腰是契丹服饰的重要配饰，而双凤戏珠纹饰、如意云纹是宋朝汉族贵族服饰的装饰纹样，说明了中原文化对契丹的广泛影响。
辽
辽
镜背装饰联珠纹、钱纹、方格纹、联珠双圈纹、联珠方框纹，并在方框纹内四角饰以展翅蝶纹。铸造精湛，纹饰清晰，直径较大，在辽镜中较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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