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与名人——司马迁

 

       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史记．封禅书》把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直至秦始皇、汉武帝的泰山封禅活动进行整理，给予生动翔实的记载介绍，从而使这种富有浓厚政治、文化色彩的祭祀活动，引起后代帝王重视，作为隆重的国家大典加以延续。《史记》作为史书的范例，其《封禅书》也成为后世修史的重要内容，列出专章加以记载。可以说，对于封禅进行专门研究，始于司马迁；把封禅列入史书专章，亦始于司马迁。这是他对泰山文化具有开创性的独特贡献。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人）。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为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汉初为长安“市长”，祖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父司马谈，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_前135）为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开始学习古代文献，并受学于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时，大约是奉父南下远游，从京师出发，“上会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同上）。约在二十五六岁时登上仕途，担任“郎中”。元鼎六年（前111）秋，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元封元年（前110）春正月，汉武帝准备东巡齐鲁，封禅泰山。司马谈侍从武帝到洛阳，因病不能前行。司马迁从西南返回，见到快要病死的父亲。父子执手而泣，司马谈作了临终嘱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对这番教诲刻骨铭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同上）”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父职，作了太史令。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外阅读、整理历史资料。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把《颛顼历》改为夏历。改历结束后，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时，意外的灾难降临。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迁震惊。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曾与他同事，认为他是明“国土之风”的“奇士”，委身匈奴的迫于形热，日后必然寻机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便以此相告。武帝认为是替李陵辩解游说，因而大怒，被问成死罪。当时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是拿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家贫无钱赎罪，而接受“腐刑”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并不怕死，但是想到著述大业“草创未就”，不应轻于赴死，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著述。太始元年（前96）六月，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实际是以宦官身份在内迁侍候。太始四年（前93），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十二本纪》、《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说明他的著述此时已基本完成，时年五十二岁。此后司马迁事迹无考，大约卒于武帝未年（前87）。除《史记》外，曾有八篇赋作传世，今存《悲士不遇赋》。

      《史记．封禅书》是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作。司马迁以“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的亲身见闻，结合对封禅文献的研究，“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他首先对于封禅的起源作了可贵的探索。

      司马迁父子认为封禅是远古流传下来的礼仪。司马谈称汉武帝封禅是“接千岁之统”，而不言承秦代封禅之制。司马迁《封禅书》也在开篇即指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卦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其具体仪式，是“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于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张守节《史记正义》）。举行封禅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改朝换代，即“易姓而王”；二是致太平，即出现太平盛世；三是君王有德，“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亦不能成功；四是符瑞见，即出现吉兆。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要求比较严苛。所以并不是所有君王都可以举行封禅，以致于“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搜集到一些有关封禅的历史文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条：

      一是《管子》一书中的《封禅篇》。这大约是司马迁见到的最早文献。管子首先提出远古以来七十二代帝王封禅说，《史记．封禅书》中予以引录：

      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昔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俈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二是孔子关于泰山封禅的言论，出于《韩诗外传》等书，亦在《封禅书》中引录：

      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 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

      三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封禅赋》。《史记．马相如列传》是加以转引：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以迄于秦。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纷纶葳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

      但是，司马迁并未完全把这些材料直接作为信史。他认为仅有这些尚嫌不足，因而采取了审慎态度，取《尚书》中的记载，以大舜祭祀泰山作为封禅的直起点，即所谓“岁二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此后有“禹遵之”，以至于周，遂成系统。因为资料文献缺乏，司马迁对封禅起源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远未究其究竟，但这种探索精神是相当可贵的。

      《封禅书》以主要篇幅详细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的封禅活动。

      秦始皇兼并天下，改正朔，易服色，“即帝位三年（公元前219年），东巡郡县，祠邹峄山，颂秦劝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在议论了一番古代封禅礼仪后，“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基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封禅书》）。封禅的具体仪式，是采用“祀雍上帝”之礼。秦在雍（长安西南）设 、密、上、下四畴，分别祠白、黄、青、赤四帝。上帝即天，祭天称“郊”，与“封”内容一致，祭献用驹、犊、羔三牲及珪币，礼毕“皆生瘗埋”。

      封禅仪式完毕后，始皇便匆匆“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从而把封禅与求仙拧在一起。当时源于燕齐一带的方仙道十分流行，他们认为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封禅书》）。始皇巡海上，“冀遇到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于是先后派遣徐福、卢生、侯公、韩终、石生等人入海求仙。卢生入海归来，献上“亡秦者胡也”的谶言。始皇立即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三年后，卢生又说仙药可求，只是有恶鬼作害，要避免，就不能泄露皇帝行止。于是始皇自称“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如此不计工本，惟命是从，孰料卢生等人却逃跑了，理由是：始皇贪婪残暴，秦法过于严酷，根本无法求得仙药。始皇暴怒，坑儒四百六十余人，作为对卢生等人的报复。徐福的求仙整整经历了九年，始皇一直挂在心中念念不忘，其间两次东巡查看。第一次，徐福称已登上蓬莱拜见大神，只因所带礼物菲薄，不能见到仙药。欲得仙药，须选送男女三千人，携五谷良种去见大神。第二次，徐福称仙药可得，却又因蛟龙大鱼作乱，船不得停靠神山，须配置连发机驽及弓箭射杀之。恰逢始皇梦与海神搏战，海神的模样与人相同。根据占梦博士意见，这海神正是蛟龙大鱼的象征，射杀它。便能找到真海神。于是始皇为徐福装备巨型鱼网，并亲自伺侯在连驽机旁一同下海，行至芝罘岛，一条大鱼浮出水面，始皇亲自射杀，除去了获取仙药的障碍。不料神山仙药仍未找到。此后徐福一去不复返，始皇在求药不得的归途中崩于沙丘。秦始皇的封禅与东巡求仙，真可谓“死而后已”。

     汉武帝即位，有白麟、宝鼎之瑞，正应合武帝急于封禅的心理。元鼎六年（公元前110年）下诏证涉西方北方，并亲率大军“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汉书．武帝纪》），然后先祭华山、嵩山，三月登泰山，因“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封禅书》），即玉皇顶之汉无字碑。武帝乃东行至海，求蓬莱仙人之属。四月还泰山，先于梁父禅地，又在泰山脚下东方，按照祭祀太一神的仪式举行封礼，其封土高九汉尺，阔一丈二尺，封土下秘埋玉牒书。封礼之后武帝独带奉车子侯霍嬗上泰山极顶，再行封礼，其仪式与内容皆秘之，第二天，自泰山之阴返回，按照祭祀后土之礼，再禅于泰东北之肃然山，开创了两封两禅的先例。山巅封礼的唯一见证人霍嬗不久已暴亡，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这显然与武帝神秘其事有关。典礼完毕，武帝在泰山旧有的明堂接受群臣朝贺祝寿，并颁布诏书，宣扬在泰山见到的种种神异，表示封禅已为上天接受，并改年号为“元封元年”。为了便于巡祀泰山又专门下诏：“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想以泰山脚下的奉高城为东方行辕。元封二年，武帝据济南人公玉带所献《明堂图》，在泰山东侧周明堂遗址不远处重建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封禅书》）此后汉武帝双多次来泰山举行封禅大礼，并在明堂中朝见诸侯。

     汉武帝伴随封禅泰山的求仙活动，较之秦始皇更为急切。他本来就“尤敬鬼神之祀”，热望得仙长生。早在即位之初，方土李少君便以献炼丹术、却老方见宠。少君称：“祠灶则致物，至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封禅书》）黄帝边封禅边求仙炼丹，最后升仙而去，正合武帝心愿，也正是武帝封禅泰山的模式。据《岱览》、《莱芜县志》等记载，武帝曾命少君求仙于泰山东南之新甫山，建迎仙宫，新甫因此又名宫山。有少君祠、迎仙宫遗址。后来少君病死，武帝却以为尸解而去怅然若失。其后齐人少翁又以方术使武帝与死去的李夫人相见，被封为文成将军。后用帛书喂牛，假充牛腹生书之异，上书时被识破笔迹，于是被杀。后来与少翁同师学艺的栾大得宠。栾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自称经常来往于海中，能见到安期生、羡门等仙人，但因身份而得不到仙方。武帝乃以二千户封栾大为乐通侯，赐甲第、僮仆千人，又将卫长公主嫁他，以金万斤为嫁资，又任为五将军之职。于是“大见（武帝）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齐燕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是年秋，栾大派去下海求仙的人不敢下海，因而上泰山祭奠。武帝使者随行监督，见方术用尽而无效验，栾大因之被杀。又有齐人公孙卿假托仙人传言。鉴于少翁、栾大的教训，劝说武帝要坚信神仙可求，但不可急于求成。武帝乃令天下郡国整治鬼道，在名山修筑宫观、祠坛，并遣使居之，以伺仙人驾临。次年又匆匆赶至东海。依方土之说建五城十二楼，命曰迎年宫，并亲往礼祀上帝。返程到泰山，行巡守告祭之礼，并加禅泰山南部的石闾山，因为方士皆称此处为仙人之闾，故又命改称仙闾山。武帝求仙凡五十年，封禅祭祀泰山八次，对方士言听计从，却无任何效验，“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靡不绝，冀迂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封禅书》）。司马迁在这些客观记述之中，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泰山封禅既然是天下统一的标志和象征，那么秦皇汉武的荒唐之举就不能仅视为笑料。司马迁正是从这些举动中透出的消息，反映出的政治内容，来寻求春秋至秦汉之间思想变革的轨迹，显示了他求实的探索精神和高人一筹的历史眼光。

      在统治思想方面，秦朝奉行苛刻的严刑峻法导致暴亡。鉴于前车之覆，汉初统治者尊奉黄老，无为而治，使人民在战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无疑是正确得当的过渡措施。但要“永惟万世之统”，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这是历史发展向秦汉学术思想提出的重大课题。汉初陆贾、贾谊开始强调儒家礼仪的守成作用，但统一思想的萌芽可追溯到更早时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的齐人邹衍，即利用《周易》的“阴阳消息”（矛盾的消亡与生息）为立论基础推出阴阳五行说。以之解释社会发展，则形成“五德始终”的历史循环论。其后《吕氏春秋》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宇宙万物为一体，从天、地、人相参的角度来沟通天人关系，为统一帝国作出论证。秦始皇即依照五行说制定出一整套制度。汉代淮南王刘安门客编集的《淮南子》以天人合一为原则，企望建立一种制度来规范社会，统一人心。武帝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兼采诸家学说建立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为刘汉五朝的合理性、永恒性作出论证，并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加强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武帝推行这一学说的必然行动，秦汉学术思潮也从“百家争鸣”的思辩转化为“独尊儒术”的崇信。

     《封禅书》中较多地保存了有关这种变化的资料，其中也不乏司马迁思想的积极影响。这表现在他肯定重大变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赞扬秦始皇“兼并六国”、汉高祖“改制易俗”；于历史发展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认真考察历史现象之始末，于盛世观其衰迹；着意于反映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所谓“略协古今之变”。他在《报任安书》说自己“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的目的，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表现出高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历代修史书者，无人能达到思想高度；《封禅》一书，近乎政治思想变革史，后世论封禅者，更无人达到其学术水平。

      司马迁一生曾多次来往于泰山。他二十岁时奉父命南游，并在向往已久的泰山领略峰峦之伟岸，考察封禅的遗迹，流连低徊，不能遽去。先父的遗恨，使司马迁对泰山的崇敬情感更加刻骨铭心。武帝历次到泰山，司马迁皆为随从，详于记述（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他“承敝通变”的《封禅书》。

      司马迁对泰山文化的贡献，不止于《封禅书》和《史记》中有关泰山的文字，更在于他的崇高精神和峻洁人格。遭李陵祸后，司马迁“身直为闺閤之臣”，“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他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来激励自己忍辱负重，完成著述大业。泰山在他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他把“重于泰山”作为崇高的精神境界引入人生哲学，富有雄壮的阳刚之势。他在《报任安书》中还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理义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他自己正是把事业置于生死之上。这种砥砺名节，慎于生死，推崇建功立业，名扬后世的思想，这种高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把个体对社会应承担的现任置于崇高地位的进取精神，是他一生辉煌的写照，也是泰山文化乃到民族精神中宝贵的财富。

      与这种精神密切相联，他还十分推崇“不羁之才”、“倜傥非常”之人，肯定他们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贡献，和他们对社会不平的积极反抗，对黑暗的尖锐批判。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的《史记》，也正是这种“发愤著书说”的具体实践，所以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他的“舒愤”之作，不是精神的自我解脱，而是为了“遂其志之思，”寄希望于未来，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这种不畏艰难的宏伟气魄和自强不息的可贵品格，也在激励着百折不挠、勇于创造的民族气质，强化着凝重深沉、坚韧不拔的泰山精神。

 

 

摘自：泰山网 http://www.mount-tai.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