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汉代运气最差的将军，不用说也知道，非李广莫属，故事还得从汉武帝与霍去病说起。
当我们回望汉武帝的天马情结，回头考量霍去病的丰功伟绩，吃瓜群众自然也会疑惑：霍去病能够势如破竹，难道仅仅因为优质战马？难道有了优质战马，汉帝国就能有效控制河西、经略西域？显然，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如此简单：作为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如此特殊，匈奴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从大将军卫青开始，在霍去病涤荡匈奴的胜利背后，自然也离不开诸多军事将领的浴血奋战，以及无数前线将士的前赴后继。其中，有一对汉代历史上运气最差的爷孙俩，不应被历史忘记，他俩的故事令人扼腕叹息，他俩的的举动更关乎中国历史的传承与记忆——他们就是李广和李陵。
在卫青和霍去病征战匈奴的过程中，李广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却一直没有被详细描述，也总是被当做配角，照耀在卫、霍二人的光环之下。李广是陇西成纪人，即今甘肃天水秦安县，他善于骑射，自汉文帝时就开始从军抗击匈奴。李广多次跟随汉文帝出猎，格杀猛兽，文帝也曾慨叹，“可惜啊，你生不逢时。假如你生在高祖时期，封万户侯简直轻而易举！”
汉文帝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似乎一语成谶，在接下来的军事生涯中，李广果真生不逢时，他一生与匈奴作战，却没能封侯，似乎注定成为一个悲情人物。李广的一生，前后与匈奴斗争四十余年，大小七十余战，每逢汉匈作战，都能看见李广的身影。当诸多昔日部属建功封侯之时，他却仍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纵使经历过这么多的坎坷之后，李广最终没有屈服，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传奇式的结局，以抗击不公的命运。
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进攻匈奴，汉武帝以李广年老，未加启用。李广多次强烈恳求，才被任命为前将军，跟随卫青征战。出塞之后，卫青得知单于驻地，决定自率部队正面袭击匈奴，命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出东道夹击。东道迂回且远，水草极少，不利于行军，故而李广不大情愿，希望能够成为前锋正面作战。
试想，自己和匈奴较量了半辈子，好不容易才与单于正面遭遇，李广自然不愿错失良机，于是拒绝调动。大将军卫青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命长史修书，让李广按命令赶到所属部队。无奈之下，李广没向卫青告辞就动身了，满怀愤懑地回到营中，会合赵食其从东道出发。“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东路大军因向导死亡，迷失了道路，延误了军期，因而在漠北大战中没能及时接应中军主帅。卫青凯旋班师南下，与东路大军在漠南会合。
由于要向汉武帝汇报战事经过，卫青派长史持干粮、酒食送给李广，并问起迷路情况，李广不屑回答，于是大将军命长史催促李广到幕府对簿。此时，李广毫不犹豫地担负起责任，称“各将领无罪，是我自己迷了路。如今我自己会解释清楚。”李广回到军中，对部下交代了一番遗言，认为自己六十多岁的人，再不能忍受刀笔吏的羞辱，横刀自刎。
做了四十多年的大官，李广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他将满腔热血投入到对抗匈奴，就连匈奴人也尊称他一声“飞将军”。然而，在大大小小的对匈战役中，李广总是遭遇各种各样的意外，这使得汉武帝本人也对他失去了必胜的信心。飞将军固然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却总是无法摆脱多舛的命运，成为千百年来时运不济的典型。时隔八百多年之后，忆及汉武帝时期的对匈战役，唐代著名边塞诗人、“七绝圣手”王昌龄曾赋诗一首，以为凭吊，“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诗就史实而言，歌颂的应是公元前129年卫青的“茏城大捷”，然而后人在品读的时候，往往将该诗的主角误认为李广。这在某种层面上反映出飞将军勇抗匈奴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并没有因历史的演变而被遗忘，在汉代画像石中就经常出现“李广射虎”的英勇场面。
李广固然没能封侯，但他也没有向命运低头，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敏行讷言的他选择了横刀自刎，以这种无言的方式，明证自己的一片冰心。“李广难封”的遭遇也得到了无数人的惋惜，历代文人在哀其不幸的同时，还与自身的不如意遭遇发生共鸣，成为一种宣泄愤懑不满、报国无门情怀的窗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司马迁所给予了的高度评价。
相对于霍去病的“燕然勒石”，李广的结局显得格外凄凉，他的一生正应验了唐朝大诗人王勃的那句老话，“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从这一点而言，他和王勃同是难兄难弟，因而后者也为发出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时至今日，在甘肃天水李广墓前，两匹汉代石雕骏马依旧庄严伫立，造型粗犷、风格古朴，这是飞将军戎马一生的象征，又是其豪迈不屈的写照，以至于该墓所在地也被称作“石马坪”。
天水的这座墓虽然只是李广的衣冠冢，但其坐落于远离京畿的陇右，似乎也在诉说着李广远望河西、涤荡匈奴的内心期望。这项未尽的事业无疑是李广的遗志，也自然落在了李家后辈俊彦的身上——这就是李陵。
李广有子三人，名当户、椒、敢，李当户和李椒都比李广先死，李陵为李当户的遗腹子。李陵幼时，李氏家族正面临巨大危难，李敢更因李广的死怨恨卫青，而被霍去病射杀。李陵继承了祖父李广的优良品质，善于射箭，关爱士卒，刚成年的时候，就曾深入匈奴二千余里，来到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视察地形，后被拜为骑都尉，率领五千丹阳楚人，在酒泉、张掖演练骑射，同时屯戍以防备匈奴。
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敦煌至天山，进攻匈奴右贤王。李陵率部属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以作配合，分散匈奴兵力。不想在按期回防的途中，却与匈奴且鞮侯单于的部队遭遇。且鞮侯单于以八万兵力，围攻李陵的五千人。面对相当不利的局面，李陵奋勇反击，且占且退，尽管损失惨重，却也大伤匈奴士气。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李陵部顽强坚守了八天，在离居延百余里的时候，匈奴放火隔绝了撤退道路。食物极其短缺、救兵迟迟不至，李陵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无奈中只能慨叹，“无面目报陛下”。于是他投降了匈奴，部属兵士几乎全军覆没。
匈奴人在降服李陵后，对他相当重视，犹如当年对待张骞那样，匈奴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两年之后，因杅将军公孙敖在出征匈奴的行动中也没有斩获，无功而返，此时李陵已沦陷匈奴有段时间。或许是为了规避罪责，公孙敖将战役的失利归咎为李陵的原因，认为是他出卖了朝廷。汉武帝龙颜大怒，李家由此遭来了灭族之祸。李陵的回归之路彻底断绝，他也仅仅因为无名俘虏的一句话而背了黑锅，再也难以返回故乡。
李陵不仅在戎马骑射上有李广遗风，也继承了祖父的糟糕运气，这注定他将拥有同样的悲剧色彩。投降事件发生之后，普通人哪有胆子不管皇帝脸色，大都选择了见风使舵、人云亦云，因为“成王败寇”历来就是官场上的不变真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不识趣的“书呆子”站了出来，为李陵打抱不平——他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认为：李陵的投降仅仅是权宜之计，是因为爱惜士卒性命、保存有限实力；李陵以五千步卒与匈奴数万大军抗衡，转战千里，拼死杀敌，直至弹尽粮绝，即便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他之所以不一死以谢天下，只不过是曲线报国，希望将来找机会报答朝廷。可是，战争的失利已让汉武帝大失方寸，司马迁的辩护不仅没能平息汉武帝内心的愤怒，反而引来了不测之祸。公元前98年，汉武帝将满腔怨气发泄在了司马迁身上，司马迁因此被捕入狱，处以宫刑。
腐刑对于所有男人而言，都是无法忍受的耻辱，可是太史公却并没有自暴自弃，倒是以惊人的毅力战胜身体的缺陷。他秉承先父遗愿，发愤著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作出了名垂千古的《史记》。《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黄帝写到汉武帝时期，时间跨度长达三千余年，名列“二十五史”之首，史料价值极高，分析鞭辟入里，也与《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鲁迅先生更颂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汉帝国在河西的一场小小军事失利，不仅关乎陇右李家的命运，也为后世留下了说不清、道不完的历史话题。李陵成为归国无门的异客，他的国仇家恨成为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谈资。十三年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等人非常同情李陵的遭遇，派老朋友前往匈奴招降李陵，却遭到李陵的毅然回绝，“丈夫不能再辱！”
“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最终李陵选择了胡服匈奴，漂泊二十余年，并于公元前74年客死异乡。李陵与他的爷爷一样，尽管运气差得要命，却都以尊严为重，宁愿埋骨边陲，任由他人评说，正所谓“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河西的军事失利并非李陵一人过错，无关汉匈形势大局，因而司马迁抗颜强辩，为他鸣冤叫屈。汉武帝的冲动使得太史公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也在无意中促使了《史记》诞生。这既是李家的不幸，或许也是历史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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