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架又称笔格、笔搁，也称笔枕，属文房常用器具之一，为中国书写毛笔字时搁笔的文具，多为古人在书写绘画构思或暂息时借以置笔，以免毛笔润湿污损他物。是中国文人案头的必备之物，历来受到中国文人墨客的重视和喜爱。
笔架的材质一般为瓷、木、紫砂、铜、铁、玉水晶无不具备。其中实用性的笔架以瓷、铜、铁最为普遍，式样则尤为繁多。
笔架具体的产生年代已不可考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载，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笔架的最早记载。根据巧石推测，王羲之的笔架似为未经雕琢的天然石料。
南北朝之前的笔架传世品还不曾发现，故具体面目不甚清晰，不过从文献来看，当为山形。另外有南朝梁吴均所作《笔格赋》：“幽山之桂树……剪其片条为此笔格看在南北朝时期，笔架材质应当以为木为主。
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但从文献来看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如杜甫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陆龟蒙诗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材质已不局限于木，呈多样化，如罗隐诗：“珊瑚笔架真珠履，曾和陈王几首诗《开元天宝遗事》：“学士苏廷页，有一锦纹花石，镂为笔架”。遗憾的是对笔架的形状不曾提及。
1981年浙江诸暨发现一座南宋夫妻合葬墓，出土了砚台、镇纸、水盂和石雕笔架等文房用具。该笔架为石制，色泽黝黑，石质细腻润滑，高5.9厘米，长26.8厘米，雕成二十座起伏的山峦，中部山峰突兀，两侧逶迤叠嶂，是一件罕见的石雕艺术品。这说明最晚到宋代时已对石质笔架进行人工雕琢。
宋代笔架的形状大致有以下三种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凹孔用来搁笔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孔和一个长方形凹孔，长方凹孔用来放墨一为山形，即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远峰列如笔架。而以此种形式的笔架最为多见，山峰或陡峭，或平缓，峰峦少则五个，多达二十。
明代以后，文人们对文房用具的追求逐渐高起来不但要求有与笔、墨、纸、砚”相配套的文房用具，而且要求这些用具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还要追求观赏性。
笔架也由最初的石质发展为瓷质山形笔架为明代主流，峰数一般不过五峰。故宫藏明万历青花三龙纹笔架呈“山”字形，高10.1厘米，底径15.5厘米。塑三条立行龙，中间正面龙怒目伸爪，两侧龙昂首呼应。基座为海水江崖纹，下呈弯月状足。底长方框内青花横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三龙纹笔架为万历官窑创新之作。
清代笔架更胜明代材质有玉、紫砂、水晶、铜、木、珐琅、象牙等。而以自然之物最为名贵，如乾隆皇帝为之赋诗“茸长八叉老，蜕然去不留雅宜供架笔，毛颖本同游的鹿角笔架。清代笔架从形状上可分为传统的山形，山峰较为粗壮，多用镂雕彩绘等进行装饰；象生形，以动植物的形状起伏搁笔；天然物，如鹿角等。
现在流传下来的笔架以瓷质最为普遍，特别是明清之际，样式更为丰富，流传更为广泛，不仅适用，而且讲究观赏，质精形美。
迄今所见最早的瓷质笔架为江苏无锡北宋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影青瓷兽形笔架水注，为一件笔架和水注两用器物。北京元大都遗址中也曾出土有影青瓷笔架，如青白釉笔架，共有五峰，山峰中镂空，上有海水植物等纹饰。山峰数量较宋代减少。
明代瓷制笔架以山形居多，有明确纪年的为正德时青花笔架，如青花缠枝灵芝阿拉伯文笔架，以雕塑技术成型，为五峰山状，中峰略高，两侧山峰渐次。五峰以青花勾勒边线，内绘缠枝灵芝纹饰，中峰开光内书有波斯文字。五峰山下为青花勾云纹。底有青花“大明正德年制”楷款。
明代瓷质山形笔架的另一特点是山形随意，并加以彩绘，如青花五彩笔山，为三峰山形，峰形极为随意，山峰上雕有龙纹，并饰以青花五彩，纹饰清晰，色彩艳丽，为万历时器物。可以这样讲，明代中晚期是瓷质笔架的大发展时期，而且笔架的形状各异，除实用之外，可供把玩。红釉鹅形笔山为嘉靖时器物，器型如一只卧鹅，通体施以红釉，菱角转折处露出白色胎骨，虽然器物没有款识，但从胎质、釉质等分析，为嘉靖时官窑所烧造。又如青花五彩龙纹笔船，青花五彩龙凤纹笔盒，不仅色彩艳丽，制作精巧，而且丰富了笔架的表现形式。
清代瓷笔架以乾隆朝制作最精，以山形笔架为例，较明代更为自然随意，极富天趣哥釉笔架，山峰形造型，但不死板，山峰扭曲变形，山峰中部漏透。通体饰以哥釉其色浅淡，釉面有黄色开片。釉层肥厚润泽，隐有酥光，为一件精美的器物。
清代晚期的瓷笔架缺少早中期时的神韵，其山形笔架的造型呆滞，如粉彩海水云蝠纹笔架，为五峰山形，山峰上大下小，缺乏稳重感，山峰较高而瘦，美感不足。山峰上绘红彩云蝠纹饰，山峰下以粉彩绘海水，底有“长春宫制”楷书款，为慈禧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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