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去农村写生时，丰子恺看到田野旁的树林里有几个农妇正在扫落叶，各种各样的姿态引起了他的画兴，于是他立即掏出速写本，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画了起来。正当他画得入神时，被其中一个农妇发现了，于是一群“娘子军”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大兴问罪之师：“你画我们作什么？”“准是画了去给洋鬼子吧？”其中一农妇更叫嚷起来：“洋鬼子会捉画中人的灵魂的呀！灵魂被收去，就活不成了！”“不得了，决不能让他画去！”她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个甚至伸手要抢速写本。面对这种局面，丰子恺纵然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幸亏一位村里的老人闻声赶来，问明了原委，再替丰子恺解释了半天，她们这才息怒而去。幸好，八张描绘农妇姿态的画稿都完好无损，丰子恺这才松了口气。
丰子恺的速写本是不离身的，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一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丰子恺看到一个小贩拎着一篮花生米走来，他发现其形象很入画，就一边对他观察，一边伸手去口袋里掏速写本。那小贩以为丰子恺盯着他准备掏钱，连忙走到跟前道：“先生，花生米要买几包？”丰子恺愣了一下，无奈地只好将错就错买了两包花生米。
丰子恺喜欢清静，特别不喜欢和当时的政界人物来往，常常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良友》杂志的编辑多次到丰子恺家中采访，拍摄他作画的照片后登在刊物上，称他为美术界的名人并且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丰子恺看了之后，对家中的孩子们幽默地说：“其实我不是明人（名人），而是清人。”然后解释说，明、清是两个朝代的名称，而名和明是谐音，名又是名利一词的首字，因此他不喜欢做名人，而喜欢做个清静的人。
丰子恺曾给家里的自鸣钟开了个玩笑。1936年，他从上海买了个大自鸣钟，挂在缘缘堂的客厅后没几天，就感到钟面上那数字太过枯燥乏味，于是他把钟从墙上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再添上几条碧绿的柳丝，又用黑色硬纸板剪出一对飞燕，粘在时针和分针的尖端。这样一来，时针和分针走动时，就变成一双飞燕在垂柳中互相追逐了，给客厅里平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邻居们看到后，作为奇闻一传十、十传百，不久石门镇上的人几乎全知道了。有的说：“到底是艺术家，做起事来就是与众不同。”许多人还特地来到丰子恺家里，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稀奇的自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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