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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一个成都商人的典型生活

【题图:唐代成都城的一处建筑遗址】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不是生病或是不在成都,每一个清晨,天才刚刚亮,谭和甫就会在晨鸡的啼叫里醒来。梳洗之后,下人们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简单的早餐。早餐之后,谭和甫就坐着那乘青色的小轿,由两个健壮的轿夫抬着,从位于浣花溪畔的谭府前往城中的谭记商号。

一路上,溪水潺潺,花木繁荫,一条条通往城里的大道上,三三两两的人流漫漫汇聚到了一起。初升的太阳下,伟岸的城门楼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谭记商号地处成都闹市,高大整齐的几间铺子里,二十多个伙计早已忙个不停。这是一家经营多种蜀地土特产的老字号,几个相邻的门面,分别主营着酒、茶、丝绸和纸张。伙计们热情的招呼声中,谭和甫慢慢坐了下来,一边喝着上等的蒙山清茶,一边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

作为一个生意人,谭和甫喜欢这种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唐代的成都商人,谭和甫为成都感到骄傲。

唐代的成都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成都所在的益州,在当时天下各州郡的排名中位列第二——扬一益二。扬是江南的扬州,自古以来就是烟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益州则以它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商业及手工业雄居第二。

短命的隋朝被唐朝取代之后,四川被划分为剑南道东川、剑南道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剑南三川,简称三川,与我们今天四川的称呼,似乎只差一级台阶了。

谭和甫亲眼见证了唐代四川和成都的繁荣。谭和甫的老家并不在成都,而在成都平原西部的郫县,那里距成都还有半天的路程。肥沃的土地,勤劳的人民,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多年以来的承平,使郫县这样的小县也颇具盛世景象。谭和甫没事时喜欢吟几句诗,他觉得杜甫先生的那首《忆昔》,写的就是他的老家郫县: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唐代的成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天府之国的美称――它已然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天然府库。

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物产,粮食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是茶叶的种植。名山和川南的深丘里,到处种满了青青的茶树,采茶季节里,漫山都是忙碌的人影在穿梭。与四川相邻的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那里对茶的巨大需求,使雅安等地成了茶马互市的重镇。

栽桑养蚕这一古老的传统得到了继续和发展,流经成都的锦江比任何时候都更名符其实――织锦的女子们在江水里清洗着刚刚从织机上摘下来的锦缎,锦江成了一条美丽而灵性的河。

益州工官窦思伦算得上当时的工艺美术大师,他设计的蜀锦,上面织着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如鸡、羊、凤、麟等。这些蜀锦不仅流行于坊间,甚至也是唐朝皇帝们赐给外交使节的礼品。至今,日本正仓院和法隆寺里都还保存着唐代运往日本的“蜀江锦”,而在新疆和中亚的古墓中,唐代蜀锦也多有发现。

粮食的大量积存也催生了酿酒业。宜宾的荔枝绿酒、成都的生春酒和绵竹的剑南烧春都是当时的名品。四川的美酒正是通过谭和甫们的商号被舟车或人力贩往长安、江南、云南乃至吐蕃。

当时四川美酒的名声一点不比今天的所谓川酒六朵金花小,它们中的不少品牌本身就是今天某些名牌的前身。当时的诗人们为四川美酒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句,如:“自到成都烧酒热,不思身更入长安。”“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此外,四川还有两大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产品走红全国。首先是纸张,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有名于当世,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产的纸张书写。双流用楮树皮制成的广都纸,质优价廉,则是印刷书籍的首选。

女诗人薛涛所制的诗笺,颜色深红似芙蓉,大小恰好能写完一首七律诗,被人们称为薛涛笺,当时的文人墨客莫不以能得到此笺为荣。

其次是雕版印刷,那时候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品多是经书,而四川在这方面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列。国内现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就出自谭和甫们的成都。

丰富的物产决定了成都将是“搬不完的成都府”,而商业的兴盛和城市的发达也成为必然。可考的资料证明,唐代中期的成都,其规模和人口是隋朝时的10倍,如此巨大的发展速度,在古老城市家族中,很少有能够与其相比的。

谭和甫的时代,成都和四川的繁荣有目共睹,无数个谭和甫就通过商业走上了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阳关大道。

当谭和甫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他并没有后来这样庞大的产业。当时,他在成都还只有一间小小的店铺,经营着采自名山县蒙顶山的茶叶,那茶叶曾经是诗人白居易称道不已的:琴里知闻惟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当地的民谣则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

谭和甫经营茶叶的时代,他带着几个伙伴,奔走于从成都到他乡的路途之上。那个承平的年代,按史书的记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此二十多年的行商生涯里,谭和甫竟然没有一次遇上匪盗的机会。

都说蜀道难,但唐代成都和四川的交通已经有了了不起的发展。以谭和甫为例,如果是贩运茶叶到江南,那将一点不需要劳动双脚:成都城外的岷江支流上,便有发往岷江下游乐山的船只,到了乐山,再转乘往返于长江上的更大的船,就可以轻松地抵达数千里外的江南。谭和甫清楚地记得,他喜欢的诗人杜甫曾经写过: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如果是到首都长安,则需要陆路的长途跋涉。不过,这时候的长途跋涉,比起谭和甫的先人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是安全比较有保障,其次则是由于成都是唐王朝的陪都,陪都和首都之间的官道,尽管多是穿梭于山脉之间,但官道的维护仍然不错。如果是骑马,只要二十多天,就能从成都的驷马桥走到长安的朱雀大街。

谭和甫的唐代,首都长安是一座伟大的国际化城市。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操着被谭和甫们称为胡语的洋话。这些洋人里,既有倾慕大唐文化而来的学者官员,也有不少做买卖的生意人,谭和甫就和其中几个来自波斯的商人有过商业上的往来。

当同时代的巴黎和罗马只有区区几万人口时,长安已经是一个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而谭和甫的家乡成都,也拥有几十万人口。

谭和甫的茶、酒、丝绸和纸张,还有不少销往益州以西的少数民族地区。那时候,从成都到灌县再往西,有一条松茂古道,可以通往汶川和阿坝等地。而另一条商道则更为遥远,它从成都出发,通过雅安,再进入到今天的云南大理等地。当谭和甫的谭记商号发展壮大之后,属于他的商队便经年累月地往返于这些古老的商道上。马蹄声声,沿途的村寨已经熟识了那些赶马的伙计。

谭和甫并不是一个特例。在盛唐,在幸运的谭和甫们的盛唐,有无数个谭和甫这样的乡间少年,一步步地通过勤劳和智慧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而一个必须指出的事实是,商业兴旺,城市发达的唐代,即便是商人们,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质,“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凭借《全唐诗》的作者几乎涵盖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层次各种职业的人物这点,我们就能知道,作为一个商人,谭和甫对诗歌和文化的热爱并不只是附庸风雅。

多年以后,当谭和甫的子孙们半商半读并在长安的进士会试中榜上有名时;当谭和甫的子孙们也开始刊印属于自己的诗集和文集时,经济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才显得如此深远而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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