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像
宋金战争场景。
被韩侂胄重用的抗金派辛弃疾。
韩侂胄是南宋宁宗时期的宰相，主持朝政长达14年，曾经发动“开禧北伐”志复中原。但是由于军事上准备不充分，再加上投降派暗中活动，最终导致北伐失败，自己也被暗杀身亡，“函首议和”。但是，尚不知情的宋宁宗还将韩侂胄除名勒停，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安置，从而给三亚增添了悲壮的色彩。不仅于此，抗金名相韩侂胄还被人诬为“奸臣”而入正史，直到今天仍然误导大众对其解读，实在是令人扼腕而叹。
名门之后，官至宰相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祖籍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曾祖父韩琦乃北宋名臣，先后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并官至宰相。父亲韩诚娶高宗吴皇后之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韩侂胄因父荫入仕，先后担任阁门祗候、宣赞舍人、带御器械等。娶吴皇后侄女为妻，一家几代均为皇亲国戚。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
绍熙五年（1194年），太上皇孝宗去世，主政的光宗赵惇借口有病拒绝服丧，致使丧礼无法进行，朝野一片骚动。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联合韩侂胄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强迫光宗禅位给嘉王赵扩，即宁宗。有“定策”之功的韩侂胄自以为可以被重用，没有想到赵汝愚却说：“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自己独居相位，只给韩侂胄以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院都承旨，从此两人产生嫌隙。
赵汝愚推荐道学家朱熹为侍讲，为宁宗讲解和灌输道学理论，并借机干预政务，相互勾结，阴谋将韩侂胄排挤出朝。宁宗对道学不感兴趣，认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因此在韩侂胄的支持下，免去了朱熹的侍讲之职，不久赵汝愚也被罢相，韩则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他的支持者京镗也被任为右相，从而获得朝廷的主导地位。自此之后，韩侂胄把持朝政直至身死，长达十四年之久。在宁宗的支持下，韩侂胄将以赵汝愚、朱熹为代表的道学称之为“伪学”予以极力打击。一些曾受赵汝愚等人压制者纷纷起来揭露道学的虚伪和欺诈。庆元二年（1196年），宁宗下诏禁止道学，并再次贬斥朱熹及其门徒，甚至要求官员升降调动的奏折上都要表明是不是“伪学”门徒。两年后，订伪学逆党籍，赵汝愚、朱熹、留正等59人被列为伪学逆党。这次抑道活动持续了四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这场活动为韩侂胄日后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了伏笔。
力图恢复的“开禧北伐”
宋朝南渡后，朝廷始终存在抗金派和投降派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自从孝宗“隆兴和议”之后几十年，再无人公开提及北伐之事。但是韩侂胄却是坚定的抗金派。他把持朝政打击道学势力之后，抗金派在朝廷处于主导地位，恢复中原再度成为朝廷的重要话题。
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军政大权独揽，开始筹划北伐事宜。他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动员，要求朝廷追封含冤而死的抗金名将岳飞为鄂王，并削去投降派秦桧的王爵，改其谥号为“谬丑”（即荒谬、丑恶）。崇岳贬秦的做法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一时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绪极度高涨。同时，主战派也得到提拔重用，如闲居在家的辛弃疾被任命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宁宗也不堪在金人面前的屈辱地位而赞同北伐，任命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赵淳、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使、副使，进行战前的军事部署。在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朝廷正式下诏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辛弃疾为此兴奋地写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六州歌头·西湖万顷》）
但是，南宋王朝沉湎于半壁江山而文恬武嬉多年，因此“开禧北伐”的不利因素很快就出现了。自从符离兵败（1163年）后，妥协投降派窃取朝廷要职，军备松弛，军纪涣散，多年没有作战。另外，决策北伐前，宁宗、韩侂胄为了最大团结力量，特地解除“庆元党禁”，重新任用一些在籍官员，争取支持，但部分人并不真诚合作反而拆台。同时，被寄予厚望的吴曦在四川里通金朝，密约献出关外的甘陕四州，求金朝封为蜀王。北伐开始后，吴曦果真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吴曦叛变，对北伐部署破坏极大。其他几路人马也进军不利。韩侂胄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但丘崈受命伊始，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以守为策，金兵分九路进攻，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擅自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使得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韩侂胄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又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但战局不利，不得已派遣使臣到开封同金谈判。金国却提出割两淮、增岁币、赔军银，还要韩侂胄的人头等无理要求。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但是身患重病的辛弃疾还未及赴任就离开人世了，时年68岁。
开禧三年（1207年），蜀中吴曦叛乱被平定，淮南形势渐趋稳定，金国大将仆散揆也病死，形势转而对宋有利。但是主和派最终杀死韩侂胄主动乞和，“开禧北伐”宣告失败。
被贬吉阳，函首议和
韩侂胄求和不成筹划整兵再战，朝中一些官员却在挖空心思搞议和，悲剧由此产生。
开禧三年（1207年），孝宗朝宰相史浩之子、主和派中坚礼部侍郎史弥远率先弹劾韩侂胄，指责北伐以来军民死亡无数，耗费财资不可胜计，给国家带来惨重灾难，宁宗因此罢免其平章军国事职务。但是史弥远惟恐韩侂胄东山再起，打算将其杀死以绝后患，便与杨皇后、皇子荣王等勾结密谋。嘉泰二年（1202年），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死后，宁宗立杨氏为后，韩曾持异议，杨后因此对其深怀仇怨。史弥远谎称密旨，命令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其截至临安城南门外玉津园夹墙内害死，时为十一月乙亥。但是宁宗对韩侂胄被暗杀一事尚不知情，还在第二天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改送英德府安置”，第四天再次下诏“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史弥远见隐瞒不住才向宁宗报告了实情。
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由杨后、史弥远操纵，进一步向金国屈膝求和。嘉定元年（1208年），他们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将韩侂胄的棺椁打开，割下头颅装在盒子里送去，屈辱地签订“嘉定和议”：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这一事件又被称为“函首议和”。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就这样令人心寒地收场了。金主高兴地说：“除掉了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其时，金朝已处于“必乱必亡”前夕，只不过是借宋廷的软弱和内部矛盾实施威胁讹诈而已。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抗战到底，打败金国是有可能的。“开禧北伐”后，再无人提及恢复事宜，直至宋亡。坚持抗金如陆游者也只能通过诗文表达壮志未酬的遗憾：“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抗金名相误入“奸臣”之列
作为一代抗金名相，韩侂胄最终死于朝廷投降派之手，还被“函首议和”，实在是人间惨剧。但是，韩侂胄的悲剧还不仅于此，他一直被诬为奸臣而入正史。在《宋史》中，韩侂胄与蔡京、赵良嗣、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卨、丁大全、贾似道等人同入奸臣之列。将韩侂胄与专权误国的秦桧、丁大全、贾似道之流相提并论，而主导谋杀韩侂胄后来独相宁宗朝十七年、理宗朝九年的史弥远一味投降求和、专权误国，却未入奸臣之列，历史实在是太过于吊诡！
综合《宋史·韩侂胄传》以及相关史料记载，韩侂胄之所以被目为奸臣，无外乎四个方面的指责：其一，身为外戚，参与废立皇帝；其二，打击道学，大力排斥赵汝愚、朱熹一党；其三，大权独揽，重用亲信；其四，重用小人，安于迎逢。
历史上外戚参政者比比皆是，甚至不少成为朝廷勋臣。客观地讲，韩侂胄参与废掉有间歇性精神病且极为不孝的光宗，进而禅位给理宗，对朝廷来说并不是坏事情。同时，在废立之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赵汝愚，而非韩侂胄，以此来指责其为奸臣自然不公平。
其次，赵汝愚、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一派也并不见得光明磊落，对其进行打击固然是韩侂胄排斥异己的做法，但是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政治强人都可能做出的选择。何况，最高统治者光宗对道学也极不感兴趣，朱熹也有包养尼姑而为人诟病的道德缺陷。但是，韩侂胄死后，道学派却对韩侂胄之流予以致命打击，以致韩侂胄被描黑成奸臣。道学派虽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却更为狠毒，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关于韩侂胄专权一事，如果他真的乾纲独断，也不至于出现尾大不掉，以致吴曦叛变、丘崈谋和，最终四面楚歌的局面。相反，在进行“开禧北伐”时，他有意开放“庆元党禁”以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讲，韩侂胄不够专权，或者说专权无术才导致悲剧的发生。至于小人溜须拍马，善于迎逢，而韩侂胄安于接受，似乎也是历来官场的通病，自然不能将其视为奸臣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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