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是中国最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广布于庙堂和江湖，长期流行于文人圈和民间，是一个人学养、智慧、才情的瞬间爆发。
家长国学堂，我们今天学习一副有关词牌、曲牌名称的对联，看中国古代词牌、曲牌之娇美如花。
仙子美人
佚名
水仙子持碧玉箫，风前吹出声声慢；
虞美人穿红绣鞋，月下行来步步娇。
阅读这副对联，先有“仙子吹箫”、“美人月下”两幅画面，然后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的，这副对联的特别，就在于其中镶嵌了许多词牌名、曲牌名，除了《红绣鞋》是曲牌名外，《水仙子》、《碧玉箫》、《声声慢》、《虞美人》、《步步骄》都是词牌名。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诗、词、曲一向并称，唐诗、宋词、元曲则是三种诗歌类型的杰出代表。其实，三者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它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唐诗与音乐关系松散，而宋词和元曲与音乐关联紧密，将它们与音乐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词牌和曲牌。
词牌是词的曲调名，曲牌是曲的曲调名，它们都有一定的谱式或格式，文人写词写曲不能完全自由，只能在曲调的格式或谱式之内发挥自我，所以宋词或元曲的写作实在比唐诗要疲累，因为这完全属于“戴着镣铐跳舞”，难度高得很。也许是宋元人在格律诗上超越唐人无望，才生出这样的法子折磨和挑战自己。
宋词句式长短不齐，比唐诗的严守格律、句子整齐显得灵活，但是“倚声填词”，对音乐的遵守也更强；元曲在句式上比宋词更加灵活，可以再加衬字，但是音乐上也更严格。这种与音乐的紧密关系导致优秀的宋词、元曲作家都很精通音乐，甚至是大音乐家，如周邦彦、关汉卿等。
从源流上来看，诗歌诗歌，有诗有歌，才是诗歌，诗与歌、歌词与音乐一向是共生的。诗经中的作品，本来就是来自于民歌，可以歌唱；秦末汉初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都可以歌唱，也直接以“歌”命名；汉乐府也是民歌为主；到了古诗十九首和魏晋之后，才有了真正的文人诗。文人诗是写出来而非唱出来的，所以与音乐越来越远。唐诗是脱离音乐的诗歌的极致，再走下去只好回归，于是宋元就回到严格依托音乐的宋词和元曲。这个过程是典型的物极必反。
诗言志，词、曲则主要用来抒情。抒情的宋词、元曲之美，在词牌名和曲牌名上也能反映出来，恰如今天我们所学的这副对联。
直接读来，上联“水仙子持碧玉箫，风前吹出声声慢”，仿佛在写水中一仙子手持碧玉之箫，凌风而立，吹出的箫声一声比一声迟缓悠然；下联“虞美人穿红绣鞋，月下行来步步骄”，仿佛在写西楚霸王宠爱的美人虞姬，穿着红色的绣鞋，在月光之下走来，姿态一步比一步娇美。上联之美女，其人也静，其声也缓；下联之美女，其人也动，其姿也妍。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仔细一想，上联似乎又不是写水中仙子，而是写凌波仙子水仙花——水仙花盛开在绿茎之上，如水中仙女持碧玉之箫；下联又不是写霸王的虞姬，而是写鲜红如火的虞美人花——虞美人鲜红如火，在月下风中微微颤动……
这副对联想象奇特，将一组词牌名、曲牌名融为一体，同时利用“水仙子”和“虞美人”，《碧玉箫》和《红绣鞋》，《声声慢》和《步步骄》等三组词牌曲牌名的双关性，创造了层次分明而优美动人的意境，整体上意趣盎然，美到极处，却又仿佛天然生成，全无人工生造之感，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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