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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思:论良知四句教
良知四句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先生出征思、田前在天泉桥上叮嘱门下两位弟子王龙溪与钱德洪:“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良知四句教问世以后聚讼不已,尤其是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数百年来更是饱受以正统自居的众多儒者的非议。告子主张性无分于善与不善而受到孟子批判,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佛家鼓吹无善无恶,儒家以孟子性善论为宗,怎么能说心体为无善无恶?

 

     王龙溪认为,“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王龙溪对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句没有丝毫警惕,似乎是默契于心而情有独钟。他正是从四句教首句入手引申开来,别出心裁提出一个“四无说”: 


无心之心则藏密, 

无意之意则应圆。 

无知之知则体寂, 

无物之物则用神。

 

     四句教首句说“”,次句说“”,三句说“”,末句说“”。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又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以阳明先生一贯主张学问功夫须真切简易这个宗旨来审视四句教,似乎显得支离决裂。

 

    然而阳明先生说:“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在阳明先生看来,四句教不但不支离,反而是彻上彻下功夫。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此言为现代人解读儒家经典指明了方向,如能以意逆志,《大学》虽分疏个三纲八目出来,但丝毫不损害其为大人之学、一贯之道。



    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须与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合在一起解读。王龙溪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此言大谬,把前两句割裂开,由心之无善无恶推导出意之无善无恶,且以无善无恶为究竟话头,对于有善有恶则等闲视之,王龙溪正是在此问题上犯迷糊而堕入禅门。

 

    阳明先生曰:“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277条)。“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两句合在一起读,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阳明是从始位上言心体,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即是心无体。须注意,心并不是真的无“体”,所表达的更深一层意思其实是要以感应之是非之“用”来说“体”,或者说以“良知”来说心体。

 

    《系辞》曰:“神无方而易无体”。易无“体”,其“用”才能神妙无方,所谓生生之谓易。同理,阳明先生说心无“体”,其实是要把心之“体”落实在良知之妙“用”上。阳明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传习录》288条)。唯有首句说心体之“无”,后面才能把良知之“巧”给带出来。

 

    王龙溪没有把前两句给贯通起来,由无善无恶之心推出无善无恶之意,没有从心“体”起“用”。在《大学》如没有善、恶就无法用为善去恶之诚意功夫,在四句教意之无善无恶则后面两句“知”与“格”字也必然虚说了,如何不沉空守寂?

 

    “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犹如易无体,以生生之用为体。王龙溪之四“无”,所谓无心之心、无意之意、无知之知、无物之物,不过为外在的泛泛而谈,看似物我浑融、内外通达,其实是非外而是内,舍物理而求一颗孤悬之心。藏密、应圆、体寂、用神,皆是虚说光景,没有明白阳明先生所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之深厚义蕴。 

    其实,四句教首句与末句也是相呼应的。“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谓格物,非《大学》之格物,而是《中庸》之“成物”。四句教末句之“格物”,用阳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四句教是用齐整的言辞重新阐发《传习录》288条所蕴含的义理,不过更方便诵读记忆而已。

 

    所谓“尽了万事万变”,其实是成就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究其本质,乃是此心实现了圆满。故末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从终位上说“心”;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从始位上说“心”。《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良知四句教则可谓:良知者,心之终始,不知则无心。

 

    阳明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学”为孔门第一义,孔子以“学”字接引弟子。然而后世学者往往以博学多识为“学”,偏离了为己成德之实学。阳明点出一个“知”,其良苦用心是为孔门之圣学补偏救弊。致良知即是“学”,良知即是“性”,即是“生知”。顺其良知天则之条理,流行发用开来,此乃《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

 

    阳明先生以良知说心,“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即是以“终”(良知)观“始”(心)。可惜王龙溪又返回到起点,以心虚说良知。黄梨洲曰“儒佛界限,只一理字”,当然也可以说,儒佛两家只在“知”字上见分晓。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三四两句同样要合在一起解读。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即是“行”,决不是先知善知恶,而后再为善去恶。

 

    善、恶二字贯穿于四句教始终,如心之无善无恶,意之有善有恶,良知知善知恶,格物乃为善去恶。解读四句教不能执于文字,不能把善、恶二字本身看得太实在。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又“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是、非两端就把心与物从内到外贯通起来。阳明先生主张“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悉心研读四句教就会发现,阳明其实是以善、恶二端来说是非好恶,进而把身心意知物全涵摄在其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离开阴阳两端则不可见道之全体大用。同理,无善恶两端则无良知之流行发用,必然虚说良知本体。

 

    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对于心、意、知、物反复阐述,但“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一句却被学者们所忽略。“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良知知是知非、存是去非,落实在四句教中,即是先无善无恶,其次有善有恶,再知善知恶,最后为善去恶。四句话分别以善恶来说心、意、知、物,故四句教之微妙深义全体现在善恶二字上。

 

    由此可见,四句教从首句“心”之无善无恶过渡到二句“意”之有善有恶,不是昏昧堕落。王龙溪以无善无恶为第一义,认为“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是完全错误的,究其本质,是把心体给绝对悬置起来。王龙溪之四无说背叛了师门良知学之立言宗旨,不过是“悬空口耳讲说”,好看不中用,故作高明而已。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似乎是先格物而后致知。阳明则以“致良知”解《大学》之致知格物,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知、格物为同一个功夫。良知知善知恶,此“知”其实是《中庸》“成物,知也”之“知”(善、恶在这个环节即体现为“物”)。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物”的内涵即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乃《中庸》所谓“成物”。

 

    《大学》在行文上以“格物”为八条目之始,后世学者往往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不明大人之学一贯、终始之义。他们认为“格物”功夫为君子修学入门之始,因而对阳明先生以“格物”为四句教收尾而心存芥蒂。殊不知,阳明以“致良知”取代《大学》之“致知”,“格物”的内涵自然也不同了。阳明所谓“格物”,乃是《中庸》之“成物”,成者,终也,“集大成者”即是“终条理也”。阳明以“格物”为四句教收尾,此“格物”在《大学》即相当于三纲领之“止于至善”或八条目之“明明德于天下”。明白此理,就会明白四句教不但不支离决裂,而是四句彻上彻下,首尾一以贯之。20161213

    《大学》在行文上以“格物”为八条目之始,后世学者往往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不明大人之学一贯、终始之义。他们认为“格物”功夫为君子修学入门之始,因而对阳明先生以“格物”为四句教收尾而心存芥蒂。殊不知,阳明以“致良知”取代《大学》之“致知”,“格物”的内涵自然也不同了。阳明所谓“格物”,乃是《中庸》之“成物”,成者,终也,“集大成者”即是“终条理也”。阳明以“格物”为四句教收尾,此“格物”在《大学》即相当于三纲领之“止于至善”或八条目之“明明德于天下”。明白此理,就会明白四句教不但不支离决裂,而是四句彻上彻下,首尾一以贯之。20161213修改定稿 来源:阳明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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