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虽然以少数民族为政府主体，但汉人的数量基础过于庞大，汉人们对清王朝的看法在清朝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清朝的统治者对所谓“反清复明”的理念和运动是极为忌讳的。清朝为巩固其统治，兴起了一系列维护统治的举措，“文字狱”正是其中的一种。
之所以有“文字狱”之称，是因为这是“文”案。文字狱的惨烈可说震惊世人，惨无人道，在清朝的诸多维护举措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又因为其残酷、颠倒黑白，而臭名昭著。现在，我们就来通过一些史实来切实了解一下清朝的“文字狱”。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字狱，大约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想而知，这些人既入帝王之眼，当是各行业之内的杰出人士，这斩断的已经不是这四百多人的生命，而是文化、思想的源头。
自嬴政拉开了文字狱的序幕后，历朝均有文字狱，区别只在于统治者铁腕之下的力度。南朝的宋、梁，都禁止图谶、纬书的流传，隋朝时对这个管得更严，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宋代的文字狱被称为“右文”,其实就是篡改原文,欲毁通鉴,甚至禁止苏轼及黄廷坚的文集,更严禁范缜、沈括的杂说，焚书之举难以胜数。金、元朝也有文字狱，曾多次下发禁书令以愚民。明代时文字狱的“功力”可谓突飞猛进，历史上有好几起牵连极为广泛的冤案，但这些均是无法与清朝的的文字狱相比，前朝或许严厉，到清朝时才算是“登峰造极”。其实前朝的文字狱，除了秦始皇心狠手辣、大张旗鼓之外，历朝而来，有几分出工不出力的意思，直到明朝才呈现出急进的发展态势，在清朝之时迅速登上顶峰。
清朝虽然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它却是兴文字狱最多的一个皇朝，且兴起来的多是文字大狱，牵连之广，手段之残酷，可说今世人震骇。而被后人认为是明君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本应反对这种荒唐的做法，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三人所兴“文字狱”远较清代其他皇帝为多。对士大夫之流实行杀戮政策，世所罕见，但它仍有其历史原因在内。尽管文字狱惨烈，它仍是很值得研究的史实。清朝时期的“文字狱”背景尤其复杂，但造成的影响却与各朝的大同小异，所区别者，不过是其中影响的广泛程度罢了。
清朝现于史籍所记的文字冤狱，在七十起之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创造了“康乾盛世”,此时的清朝，虽然不如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发展，但其实力当远胜过当年的唐朝，疆域极其辽阔，政权也已经稳固了下来，又因为周边小国对清朝这个庞然大物仰而视之，所以边境也是稳定——没有战争，经济发展，但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兴起文字狱，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清朝大兴文字狱,决非偶然，其原因和社会背景非常复杂，现在笔者将这些原因删繁就简，大约有以下几点。
首先，清朝“位列”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其专制主义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极为完备，清朝统治者继承了前人的制度，又在其上加上了自己的“创新”，使得清朝的专制主义君权高度集中。清朝在其立国前期，曾发起十数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对俄罗斯的斗争、改土归流、平定准噶尔叛乱、击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入侵等等。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对清朝时局来讲并不准确，应是“前人栽树，后人除虫”才对：康熙前的清朝皇帝通过政治斗争和战争手段，已经将中国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而康熙及后来的清朝皇帝需要做的，就是维护这个局面，即前者创业，后者守业。康熙作为种族成见很深的一个皇帝,虽然也能算得上是雄才大略，但在经历了吴三桂等人先降清后叛清的事例之后，已认为汉族人是不可靠的。他觉得要维护统治，需要控制的是人们的思想，这样才能使治下百姓决不反抗，对于“上眼药”的，一定要决不姑息，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用。
其次，清朝对汉族怀着戒备之心，统治者自然反复标榜“满汉一家”的口号，但种族上的偏见，岂是喊几下口号可以消除？而汉人的人口数量实在骇人，虽然坐江山的是满族，但无可否认，在中国，势力最强大的还是汉人，余子不足一哂。清统治者唯恐汉族人大举反抗。于是在平定立国之初的抗清斗争后，便积极的开始了对思想的控制。康熙登基后，对明朝皇室后裔仍然抱着警惕的态度，却在此时出现了朱三太子的传闻。康熙觉得这小子是个火星，为防其形成“燎原大火”，欲除之而后快。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700年），康熙借南巡之名，晋谒明太祖陵墓，故作宽容大度，并传旨请朱三太子入朝为官，并承诺不会加害于他。不过朱三太子也不是没有脑子的人，让这事不了了之，但逃得过初一，十五却还是来了，但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9年），朱三太子落入“法网”，被康熙以假冒明朝后裔之名“连根拔起”。此事在百姓之中引起强烈反响，文人多以著书、立说、作文写诗等，抒发自己对这种统治的不满。如沈德潜的《吟黑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等，这些诗句的作者，若是被拎了出来，那就是挨刀的货，没有二话。
第三,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思想统治，又拿了了老生常谈的“尊孔读经”。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康熙御笔书“万世师表”匾悬于孔府大成殿，雍正甚至下令避孔子讳，乾隆也曾多次祭孔。此外,清朝统治者将宋代程朱理学与孔子学说抬到等同地位，文化学术之流以孔学、程朱理学为基准,逾越者既定为犯禁。这对文字狱来讲，就是在划地为牢，这种举措，为学术活动提供了严格的界限，不怕冤，你就可以越界。对于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谢济世案”。谢济世注《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四书集注》本,也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被认定为犯禁，被顺承郡王锡保参了一本,告他毁谤程朱理学，雍正御批其“见贤而不能举”等言语是在攻讦皇帝不能识别人才以致用，判其“斩立决”。
第四点,清初汉族人不太给面子，是他们痛恨的缘由之一。清朝虽然攻陷中原，但仍然开科举选人才，为笼络人才，开“博学鸿儒科”，但一些怀念明朝、反感清朝的人士拒不参加，这种人，你要是没什么名声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如大学问家顾炎武之流，就明显是在给清朝统治者“上眼药”了。初时，这种人的安危问题不大，毕竟统治者要做出个有诚意的姿态，但时间长了，耐性也就被消磨光了，人才既然不为我用，那还是砍了痛快一些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清代文字狱发疯一样的生长，当然还会有更复杂的原因在其中，但根本上，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的表现，只不过它的形式更为特殊，而手段更为残酷而已。
清代文字狱，不仅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恶劣、深远。无论是何种原因引起的文字狱，文化典籍都是首当其冲，从程度和规模上来说，清代的文字狱对典籍的损毁，更基于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如乾隆发起的编纂《四库全书》，更像是一场查书、毁书的运动，据史料统计,在这十年间, 毁书达二十四次,一共五百三十八种，共计13862部被毁。乾隆借编书之名，行毁书之实，可谓罪无可恕。
其次是文字狱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了严重的箝制，造成了学术界的很多的“空白”，这些“空白”当然不是空白，而是人们不敢触碰的所在。再次，文字狱使人们不得不明哲保身，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整个国家处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紧张的环境之下，人际关系亦受到严重破坏。这种情况，却正是一些不知廉耻之人晋位的捷径，反倒是死节之臣不受重用，朝廷官员系统被搞得千疮百孔。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文字狱一事，其实质正是要防民之口，人们虽一时之间不敢怒、不敢言，持久下来终有反弹。压迫之下，一定会引起反抗，清朝如此作为，也就难免这愤怒在“辛亥革命”中集中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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