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王琳》是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庾信所作的一首寄赠小诗。庾信在长安，收到王琳自金陵寄来的信件后所写，“以诗代书”寄给王琳。全诗所写均为书信往来之事，语言质朴，感情真挚，虽寥寥数语却写出了诗人对故国的思念和诗人与王琳之间的深厚友情。
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①王琳：（526—573年），字子珩，南北朝时期名将。庾信好友。
②玉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率军赴西域，至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乡”，遂上疏请归，疏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庾信在这里暗用其事，以自己羁旅长安比班超“久在绝域”，所以说“玉关道路远”。
③金陵：梁朝国都建康，今南京。信使：指使者。疏：稀少。
④千行泪：梁王僧孺《中川长望》：“故乡相思者，当春爱颜色。独写千行泪，谁同万里忆。”
⑤君：指王琳。万里书：从远方寄来的信。时王琳在郢城练兵，志在为梁雪耻，他寄给庾信的书信中不乏报仇雪耻之意，所以庾信为之泣下。
白话译文
身在玉门关外道路竟如此遥远，
翘望故都金陵音信又何等稀疏。
我现在激动地流下千行热泪，
只因为拜读了您万里寄来的手书。
创作背景
庾信是梁朝著名的文学家。侯景之乱初步平定时，梁元帝派他出使北方的西魏，被西魏留下不许南归。庾信十分思念南方的故国。这首诗是他在北方收到王琳寄给他的信以后所作。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诗的起首“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言诗人与王琳一仕北朝、一仕南国，相隔遥远，音讯难通。“金陵”、“玉关”二地名相对，“道路远”又与“信使疏”相对；“远”字表示空间的距离，“疏”表示时间的久隔，这两句对仗工整，为下句起到铺垫的作用。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意为接到王琳来自远方的书信，不禁沧然泪下，未曾见到信上的文字，却已经泪洒千行了。这一流泪启信的细节描写，比开君万里书，读罢千行泪更为感人，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悲喜交集，感慨万端的复杂心情。尤其是一个“独”字，蕴意极深。当时，庾信虽然受到北周朝廷的赏识，在长安供职俸禄，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王琳通信，一刻也没有忘记故国之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的乡关之思和南归之意是不能直率表露的，只能通过诗文曲折婉转地表现。用一个“独”字，既写出了暗中有所希冀，也写出了作者身在异邦，孤独苦闷的环境和感受。“万里书”与“千行泪”相对，皆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此信得来之不易，又与上二句“道路远”、“信使疏”相照应，针线十分紧密，构思亦很巧妙。仅仅二十个字，却抵得过千言万语，包孕着作者十分复杂的情感，深沉含蓄，催人泪下。
前二句言南北道远，音讯疏隔。言外之意：今日居然接到故人书信，不胜惊喜。后二句写拆阅书信时的心情。王琳怀雪耻之志，可以想象信中满纸慷慨悲壮之词，使诗人深受感动，为之下泪。诗人为何拆书下泪？是有感于故人万里寄书的情谊？还是触动了悠悠乡思？或是感慨于故人的忠烈之情，而羞惭于自己的苟全？诗中均未言明。无限话语尽在潸然而下的“千行泪”中。
名家点评
沈德潜《古诗源》评价《寄王琳》：“造句能新，使事无迹。”
庾信（513年—581年），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北朝时期文学家、诗人。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他的父亲庾肩吾为南梁中书令，亦是著名文学家。
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自幼随父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累官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遂留居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清县子，世称其为“庾开府”。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庾信在北方，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最终在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老死北方，年六十九，追赠原职，并加荆、淮二州刺史。有《庾子山集》传世，明人张溥辑有《庾开府集》。
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的文学硕果。他的文学成就，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庾信出身于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家庭，为东晋时期文学家庾阐的后人。他的祖父庾易，在南齐时不应朝廷征聘；父亲庾肩吾，曾任南梁散骑常侍、中书令，为当时著名文学家。庾信自幼聪敏，博览群书，特别通晓《春秋左氏传》。他身高八尺，腰长达十围，形貌举动疏慢而不拘礼法，有不同常人之处。
大通元年（527年），十五岁的庾信入宫为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直至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去世。此时晋安王萧纲（梁简文帝）被立为太子，而庾信之父庾肩吾任太子中庶子，主管文书，十九岁的庾信也担任东宫抄撰博士。父子均在东宫，出入宫禁之中，恩宠礼遇无人可比。他和徐陵才华横溢，文风绮靡浮艳，被世人称为“徐庾体”。当时的后学之士，争相模仿他们的文章。他们每写成一篇文章，都受到京师的传诵。其后，庾信出任湘东王萧绎的常侍，转任安南府参军。之后经多次升迁，庾信担任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大同八年（542年），庾信出任郢州别驾。大同十一年（545年），庾信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他的文章和言谈，被邺下高度赞美。回朝后，庾信任东宫学士，兼任建康令。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东魏降将侯景率军反叛。萧纲命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官员千余人，在朱雀航北扎营。侯景赶到时，庾信匆忙率军撤走。台城失陷后，庾信逃往江陵，被湘东王萧绎（梁元帝）承制任命为御史中丞。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后，庾信转任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并加散骑常侍衔。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庾信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后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庾信因而被留在长安，被西魏任命为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随即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北周孝闵帝宇文觉登基后，封庾信为临清县子，食邑五百户，任司水下大夫。又出任弘农郡守，升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晋爵义城县侯。不久后又被任命为洛州刺史。庾信通晓旧时的不少典章制度，为政简要清静，使官民皆获安宁，字文逌称赞道：“德藏褰帷，才膺刺举，吏不敢贿，人不忍欺。上洛童儿，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刘弘。”当时陈朝与北周互通友好，寄居他乡的南北人士，都允许回归故里。陈朝就请求放还王褒、庾信等十余人，周武帝宇文邕只放还王克、殷不害等人，留住庾信、王褒不放。不久后，庾信被征调为司宗中大夫。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很喜好文学，庾信因而受到特殊的恩宠礼遇。至于赵王宇文招、滕王字文逌等，更是与庾信诚挚交往，如同布衣之交。北周公卿的墓碑墓志，大多拜托庾信撰写。当时只有王褒与庾信文才相当，其余的文人，没有能比拟的。
庾信虽然身居显贵，但常有思乡之情，便作《哀江南赋》以抒发自己的心意。周静帝大象（579年—580年）初年，庾信因病离职。开皇元年（581年），庾信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隋文帝深为哀悼，追赠庾信原职，并加赠荆、淮（《北史》作雍）二州刺史，由其子庾立世袭爵位。
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朝，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
庾信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他的《哀江南赋》中描述为“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他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他在梁时的作品，特别是19岁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如《和咏舞》、《奉和初秋》、《鸳鸯赋》等题，属于萧纲率领周围文人同题共作的篇章。这种富于游艺气氛的创作活动，要求作者适应宫廷的趣味，在应酬捷对中显露个人的学养与文才。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加上“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使他很快获得与徐陵齐名的称誉。但是，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图》一诗，与萧纲《望同泰寺浮图》相唱和，诗中所表白的对佛教的倾心，其实是着眼于皇太子的心情，不应据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简单判断。这一情形，也适用于同时的其他东宫文学侍从。
由于萧纲等人力主新变，影响所及，促使当时的创作争奇斗巧，打破陈规，开启了唐诗、律赋发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创作，在这方面颇有贡献，如《乌夜啼》中的七言八句，声调铿锵，已基本符合律诗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诗的体制，不但篇幅变长以便铺叙，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变逐句押韵为数句一转韵。他早期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视，明代的杨慎及清代的刘熙载都承认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庾信在梁朝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经营，还包括美感内容上的体认。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庾信后期的生活经历，使这种美学追求得到充分实现的土壤，从而达到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境界。
梁朝因侯景之乱而濒于破碎。梁元帝试图在江陵复振，却很快毁于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长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归，历仕西魏及北周，先后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据《周书》本传记载，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他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评论其“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种特色。
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庾信遭适亡国之变，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这种沧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因此，他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28] 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在《寄王琳》中，庾信接到南方故人的来信后，更禁不住悲慨万端，《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从《寄王琳》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为浑成的高超艺术。
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他北迁以后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但内心深处感到无异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责备自己的羁留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他的羁旅之恨与忧生之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以“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的意象致概于个人生存的软弱。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璠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34] 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
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尤称杰作。如其七中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感人。又如其十八中所表达的忧思，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馀地。此诗中“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诗人独有的心境，可见诗人精切浑成的笔力。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庾信在北周担任洛州刺史时，为政简要清静，使官民皆获安宁，颇著政绩。字文逌在《庾信集序》中将其受爱戴的程度与东汉名吏郭伋及西晋名臣刘弘相提并论。
庾信有《庾开府集》传世，清人倪璠座注，改称为《庾子山集注》。今本《庾子山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屠隆本为最早。《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到明有汪刊本，共十二卷；还有朱曰藩刊本，仅六卷，有诗无文。此外还有明代张溥所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称《庾开府集》。清代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周文》中录其作品十一卷（卷8~卷1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录其诗三卷（卷2~卷4）。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鲍照之后的齐、梁、陈三朝和北朝，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当时曾有“徐庾体”之说，时人将徐陵与其并列，其实徐陵成就在其之下。庾信兼善众体、诗赋，文都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诗赋在中国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同于前人骚赋，也不同于后人的律赋。他将两汉以散文入赋变为以骈文入赋，使赋更具有形式美，将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庾信还开唐人以诗入赋的先河，唐代王勃、骆宾王的骈作皆受其影响。六朝骈文盛极，而庾信可谓集大成者。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的文学硕果。他的文学成就，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