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首都长安是座很大的城，外城四面各开三座城门，通达各方。面向西北的城门叫开远门，去往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商旅、官军、游人、学士，都要由此踏上旅程。据说，开远门旁曾竖有一块里程碑，碑文由大书法家虞世南题写，其中说道：“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意思是：此处距离西疆——安西都护府九千九百里。古人认为，“戍人不为万里之行”，走上一万多里，就回不了家了。安西都护府距长安尽管很远，可还没有一万里，放心大胆地去吧!
后人常会想象，汉唐盛世、大国威仪，是个什么模样。读完这方碑文，大国气象真是扑面而来。“安西”这个词常出现在唐诗里，象征远方、离别和梦想。那么，唐王朝为何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经营几近万里之遥的安西呢？
拓边西北
这是由唐朝的立国形势决定的。众所周知，唐朝立国关中地区，以长安为都城，国之重心便不免于偏重西北。但是距离长安咫尺之近的西部，就有一个吐蕃政权。一旦没有了河西、陇右、西域的藩屏，长安就会时刻处在吐蕃威胁之下。可以说，经营西域之成败，关乎国运。
北庭、安西都护府就是经略西域的产物。庭州(今吉木萨尔）、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是前者的统御中心，也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前沿根据地和天山以北的前方指挥机构；安西四镇——龟兹、焉耆(或碎叶）、疏勒、于阗，则是安西都护府的重中之重，是天山以南的前方指挥机构。
翻开地图，安西都护府统辖的范围大致在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也就是塔里木盆地及周边的绿洲。唐朝刚刚建国，就面临北方突厥的强大威胁。《北史》记载，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曾经是柔然帝国的臣属。北魏末年，柔然内乱，突厥取代柔然，建立了新的草原帝国。《周书·突厥传》说，极盛时，突厥“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虽然公元583年突厥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可东突厥有“控弦百余万”，西突厥占据西域，好像两把铁钳，卡住了唐朝的脖子。贞观四年 (630)，李靖统帅10余万人，攻下东突厥牙帐，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马上，唐太宗就把兵锋对准了失落已久的西域。
汉与匈奴角逐西域的经历，为唐朝提供了借鉴。汉文景时期，晁错立足“匈奴不断南下侵扰边疆”的局势，在《守边劝农疏》里提出，要“募民徙边”，并在要点“筑城屯田”。《汉书·西域传》有言，西域城邦国家以农业为主，有城郭田畜，能给匈奴提供粮食和补给。于是乎，匈奴设立僮仆都尉，收取租税。要彻底削弱匈奴，必须打掉它的造血器官，即“断匈奴之右臂”，必须开拓西域。唐朝前期，占据西域的民族换成了突厥，“断突厥之右臂”就提上日程了。
囊括西域
贞观四年(630)东突厥灭亡。当年九月，伊吾(今哈密)城主就入朝觐见，并把统属的七座城池献出。唐朝顺势在故地设置了伊州，设置州县，派驻官员，移民屯田，按照内陆州县制的模式治理。唐朝把触角探入了西域。下一个障碍是高昌国(位于今吐鲁番)。高昌王麴文泰原本是亲近唐朝的，但因为一件事，引起了他的倒戈，那就是贞观六年(632)，唐朝支持焉耆重新开通大碛路。
学者王素曾探讨了大碛路的走向：“或从玉门关出发，不经过高昌，进入西域北道；或从焉耆出发，不经过高昌，直接进入玉门关、敦煌。”焉耆和高昌都在丝路要道上，两国常为商贸利益开战。开通大碛路，将会直接损害高昌的贸易收入。于是麴文泰投靠西突厥，攻破焉耆，和唐朝反目。
唐朝的愤怒很快就来了。贞观十三年(629)，名将侯君集率领骑兵过荒漠，奔袭高昌。待麴文泰闻报时，骑兵已在高昌城外饮马了。第二年，高昌城破，唐朝在此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设立了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用以针对西突厥。
今天吐鲁番市西郊，有一块高耸的台地被河流环绕，即是交河故城，自汉魏以来就是战略要地。从交河出发，沿银山道向西南可达焉耆，走白水涧道往西北可抵轮台(今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正北，穿过天山是庭州，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往东，又有大路通往伊州和玉门关。交河城正在东西通路的交点上。占有了交河城，唐朝便获得向西经营的跳板。
接下来的主题，便是“一路向西”的征伐，一连串的胜利。贞观十八年 (644)，攻灭焉耆；贞观二十二年 (648)，降服龟兹……期间，即便唐太宗病逝，也未能阻挡大唐喷薄而出的国势：显庆二年(657)十二月，西突厥被灭。为统御西方大片土地，次年，安西都护府再度迁往龟兹。大唐，成为了西域的新主人。该如何治理西域呢？这里生活着数十个少数民族，这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中原完全不同。最开始，唐太宗依处置东突厥的经验，在西突厥故地设置了四个都督府：龟兹、毗沙、焉耆、疏勒，由安西都护府统辖。《新唐书·地理志》说，在边疆建立都督府，任命少数民族的首领做都督和刺史。都督和刺史都是世袭的，且给予高度自治权：不用向唐朝纳税，保持原有的统治方式。都督的义务，仅限于唐朝出征时，给官军提供粮饷和军事支持。
仅有都督府，是不能确保对西域的统治的。大唐还必须维持一定的军事存在。于是，安西都护府在龟兹、焉耆、疏勒、于阗修筑城堡，设立了四个军镇，驻扎军队，统称“安西四镇”，形成军镇-都督府并立的格局。
四个军镇位置的选取，是很讲究的。龟兹，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位居丝绸之路要冲，掌握龟兹，既能控制西域的经济命脉，又便于居中震慑西域国家。于阗，有玉龙喀什、喀拉喀什两河在这里交汇，西汉时就有9300余人。西出玉门关、阳关，此处是丝绸南道的必经之地。至于疏勒军镇，在葱岭脚下，控扼东西穿过葱岭的要道。焉耆呢，其地东连高昌、西接龟兹、南靠尉犁，不仅是唐朝进入天山以南的门户，也是突厥南下的关口。控扼这四个要点，整个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地区，就在唐朝的掌握之下了。
宿敌来临
就在唐朝全力经营西域之际，它的“一生之敌”——吐蕃，正在西南方悄悄崛起。文成公主入藏大家都很熟悉，一般认为是促进了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可反过来一想：大唐是当时的天朝上国，能让公主远嫁拉萨，吐蕃王松赞干布，肯定也是厉害的角色。
打开吐蕃帝国历史，你能感到他的来势汹汹：七世纪上半叶，雅隆部酋长松赞干布建立吐蕃政权，一个西部大国正在崛起。就在唐太宗打开西域大门之际，松赞干布逐一征服了本土以西和帕米尔的国家。贞观十五年 (641)，文成公主入藏，吐蕃策动政变，杀死了泥婆罗国王宇那孤地，把傀儡那陵提婆推上王位，控制了泥婆罗。入藏第三年，羊同国也沦为被保护国；唐高宗时期，国相禄东赞掌握实权，向北攻灭了吐谷浑和白兰羌，向西继续朝葱岭诸国进军。很快，位于今阿富汗东北狭长的瓦罕走廊地区的护密，也被吐蕃吞并了。
护密国的消失，改变了西域局势。当时从吐蕃进入西域，有一条重要通道：经勃律到达扩密，然后东越葱岭，经朅(qie)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进入疏勒，或到达朱俱波(今叶城)等地区。控制了护密，吐蕃进入西域的道路就通了。
《唐会要》记载，高宗龙朔二年（662)，安西都护苏海政在疏勒以南的平沙旷野，遭遇到了弓月部落和吐蕃的联军。劳师远征将士疲惫，苏海政不敢和联军作战。他就给了吐蕃一些好处，使其退军。不到一年，吐蕃又联合弓月、疏勒进攻于阗；重镇告急，安西都护高贤、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从龟兹和西州驰援。战斗惨烈，黄沙满血，史册只是说，于阗保住了。
七年后的咸亨元年(670)，《资治通鉴》出现一条简短的记述：“四月二十三日，吐蕃陷我安西，罢四镇。”血战得来的安西，仅仅维持了12年。唐朝再控安西，要等到长寿元年 (692)了。这年，西州都督得到一条线报：吐蕃内部分裂，酋长、大首领先后率部出走，吐谷浑也趁机叛降唐朝。他上表朝廷：这是恢复安西四镇的最佳时机。武威道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两路大军，再战吐蕃。这一次，龟兹、疏勒、于阗、碎叶逐一收复。军镇重光，大军并没有撤走。王孝杰在四镇留下三万汉兵镇守，并陆续设立了四镇镇守使。
这三万汉兵，并不能都驻扎在四个军镇内。他们分散驻防于军镇之间的交通沿线，守卫着一个个屯城、守捉、馆驿、烽燧。在帝国的边疆，终日与风沙为伴。这些守卫交通线的兵士都来自哪里呢？“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奔赴万里疆场。”
在敦煌文书里，曾发现有一封《唐景云元年(710)张君义告身》。张君义原来是来自沙州的白丁，在安西戍守满四年。朝廷念及他劳苦，就提拔他做了骁骑尉。在这封“授官任命状”上，和张君义一起列名的还有 263人，他们来自唐朝内陆62个州郡或地区。既有来自北方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道者；也有来自南方山南、江南、剑南道者；同时还有龟兹当地的授勋者。
（文/冰雪冰 据《中华遗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