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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潘胜朋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春秋之时，周室式微，礼乐崩坏。布衣孔子，奔走呼告，累累若丧家之犬，致力于秩序恢复，知其不可而为之。“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司马迁“心乡往之”“祗回留之不能去”的心情，表达得竟如此之真切！

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事实，人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大概只能拿“精神贵族”来解释他对楚国的忠诚了。屈原，“帝高阳之苗裔”，他“默记和继承着精神的这个高贵血统”（周国平语），他是离不开楚国的了。读其书，悲其志，怎会不想见其为人呢？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这是多美的阅读之境！读《师说》，我也想见韩愈之为人了！

《师说》不只是对当时社会状况“师道不传”“师道不复”的揭示，不只是对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规范，《师说》还彰显了作者韩愈伟大的人格。他把自己站成了殉道者的姿态，俨然成了一位救赎者！

读《师说》，总是能读出些悲伤来，觉着韩愈便是一位屈原式的悲剧英雄。首先，他们都是有坚持的人。屈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想要扭转楚国的国运；而韩愈，想要恢复的是“从师之道”。然而，他们都是孤独的战士，为社会所不容。屈原身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代；韩愈身在“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当时这种“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到底有多烈，我们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窥见一斑。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有辄哗笑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寥寥数语，便把从师的风险描写得明明白白。怪不得，当日韦中立想拜柳宗元为师，被柳宗元拒绝了，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在这样的时代，选择洁身自好，甚或沉沦其中，便成了几乎所有人的选择。然而，韩愈不做这样的选择。他不顾流俗，冒着被讥笑和侮辱（“犯笑侮”）的危险，收召后学，严正不屈（“抗颜”）而为师。因此，被人相聚谩骂，指指点点、拉拉扯扯（“指目牵引”），谣言中伤（“增与为言辞”）。我常为一个人能有如此之“清洁精神”而感慨万千！“独韩愈奋不顾流俗”，其中一“独”字更显悲壮伟力。

他让自己成了一个时代的“叛逆者”，孤独但义无反顾。他“不随着世界沉沦，以自己的存在昭示世界的一点希望”（熊培云语）。他让自己站成了一棵孤独的树，一棵“在清风夜唳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鲍鹏山语）。熊培云说：“以自己的存在昭示世界的一点希望，既是自救，也是救世界。”鲍鹏山说：“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是的，这是“自救、救世界”，这是“不可企及的妩媚”，这是伟大人格的张扬。

曾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越战时，有位美国男子每晚都点根蜡烛在白宫前抗议。这位男子叫穆思特，是美国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天夜里下雨，他还点着蜡烛站在那里，一位记者实在看不下去了，便问他：“你真的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这个国家吗？”穆思特回答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为了不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我们至少可以点上一盏灯，一盏烛照黑夜的灯。在《死水》中，当闻一多抒发愤激之情的时候，我们依然能见着他《发现》中的那“一把火”。

韩愈无疑是一位心中藏火的人。《师说》可见，《谏迎佛骨表》亦可见。元和十四年（819），为阻止唐宪宗迎佛骨入宫禁，韩愈写下《谏迎佛骨表》，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用情之处，他写下了：“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如此热心肠，换回的却是险些丧命，后贬至潮州。前往潮州的路上，他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回肠荡气。

一个殉道者的姿态，将是我们永远的启示！

面对一个师道尊严荡然无存的时代，韩愈虽身体力行践行着师道，但是遗憾的是，他的摇旗呐喊，注定是换不回天下云集响应的了。不止如此，更是“召闹取怒”。“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这是世人给予韩愈的言语中伤、人格污蔑、精神伤害。同时，韩愈的生活早已深受影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面对如此境况，你会如何？

“与众不同，必生仇恨。”读司汤达《红与黑》中的这些文字，我一方面选择了相信，因為我们见过了太多人世间的仇恨都是源于观念意见等的不一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常被奉为处世的圭臬。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韩愈是有理由进行“复仇”的。文人缺的不是“投枪匕首”，以文字来“反唇相讥”来一场口水战并不是不可能，至少可以抒发心中的一口恶气。然而，韩愈的回应，让我看到了司汤达是过于自信了。韩愈，没有仇恨，他只有爱，只有热心肠；或者说，韩愈，没有复仇，他有的是救赎，自救，救世界！这是何等境界！何等人格！一篇《师说》，足见其人格之伟大。

单就内容看，《师说》是一篇“治病救人”的文章。文章尽显其用心之良苦，用情之挚诚。这让我时时感动。

说韩愈用心良苦，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真实写作意图做了一定的遮掩。在文末，韩愈很清晰地提及了自己创作的缘起：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因贊许，而以文相赠，这很能理解。只是以《师说》贻之，就显得有些多此一举了。因为李蟠本就是一个尊师重教、能行古道的学生，韩愈还有必要借《师说》，以“劝说”的口吻，来向他强调从师的重要性，以至达成“说服”的目的吗？简而言之，没有必要这般苦口婆心地说理。可见，“作《师说》以贻之”只不过是一幌子。或是退一步讲，此文有着“隐含读者”即“士大夫之族”，这也是很显然的了。我想，韩愈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想避其锋芒，不至于针锋相对，以至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对话”的可能吧。想来，他是颇费一番心思的，他是真希望“救世界”的。

说他用情之挚诚，我们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判断的。

首先，韩愈把自己的情感落在了某些虚词之上。虚词虽没有实在的意思，但它有着很强的表意功能。“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句中的“嗟乎”“矣”，我们是不是读出了作者深深的感叹，正如“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答苏武书》）所表达的李陵之心悲。韩愈为何感叹？并非自我的得失，而是他看到“师道不复”的社会现状，又无法摆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看来，他真是有情怀、胸怀和担当的人了。

又如“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一句，像极了《五子之歌》中的“呜呼曷归，予怀之悲”。它们都表达出了对不幸的事的叹息、悲痛之情。“呜呼”便是对这种情感很好的承载。

其次，韩愈的真诚体现在说理后的抒情上。文本的核心段落便在第二段的说理。韩愈用三处对比论证展开了论述：“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对比，“爱其子”与“于其身”的对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在文本分析时，我们常常会把重点落在对比论证的作用上，这无可非议，但我们若是能发现韩愈在说理后会进行抒情这一特点，将会更深刻地看到他的情感世界。“其皆出于此乎”里的揣测语气，“吾未见其明也”里的肯定语气，“其可怪也欤”里的惊诧语气，让我们看到他的情感是有层次的，它越来越强烈。原因很是分明，因为随着论证的深入，他见到了“师道不复”的真实根源。情绪大抵和他的在意程度相关吧。

在这些情绪里，你能看见韩愈的内心和人格吗？我常想，韩愈若是为了“复仇”，文章的重心一定会落在“师道之不传”的现状揭示上，然后极尽讽刺之能事；然而，韩愈真心不是为了复仇，而在于“治病救人”，他用更多的文字来记述自己对“师道之不复”的原因寻找。就在这层层剥笋、由表及里中，我们看到了他的真诚和人格！

还有，韩愈的真诚和救赎意识还体现在他“疗救”的努力上。从“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中可见，师道不复的原因是士大夫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择师与年龄和官阶相关。而要撼动一个人固有的观念是多么难呀！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看到韩愈通过举例论证和引用论证真诚地想说服他们。这真是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告别信》中说：上帝呀，如果我有一颗心，我会将仇恨写在冰上，然后期待太阳的升起；我会用凡·高的梦在星星上画一首贝内德第的诗，而塞莱特的歌将是我献给月亮的小夜曲。我会用泪水浇灌玫瑰，以此体味花刺的痛苦和花瓣的亲吻……

所有的用心，所有的真诚，无不彰显着韩愈这一位“救赎者”的人格光辉！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作家阿来做客《开讲啦》的事来了。阿来说他对沈从文先生有“足够崇敬”，他曾两次去过凤凰，一次是去看他写过的地方，还有一次只为在他的墓地抽一支烟。这种心理的状态，大概便如我们读着韩愈的文字，想见其为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