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瘟疫并不陌生。早在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及灭虫的记载。古代中医常用“大疫”、“天行”、“时疫”等表示疾病的流行,认为灾疫多与天运及地域环境有关。
我国最早记载疫病流行是公元前674年的霍乱病，至鸦片战争，共发生瘟疫不少于500次。《汉书》17次；《后汉书》18次；《三国志》16次；《晋书》40次；《宋书》50余次； ⋯ ⋯ 《唐书》16次；《明史》23 次(其他书籍统计有64次)、《清史稿》100多次。其间疫情流行有三次高峰。第一次是汉末三国时期。第二是两宋时期。第三次是明清时期。
第一次：汉末三国动荡不安，大疫频发是诱因。
汉末三国之际(公元２—３世纪)是中国极为动荡不安时代之一。引起社会动荡因素很多，不一而足。除众所周知的连年混战之外，大疫频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东汉安帝至三国末期150多年间，有32个年份出现疫情，平均不到５年一次。其中又以安帝时期(约2.5年１次)、灵帝时期(约2.6年１次)、建安末期(２年１次)、曹魏初期(１年１次)和孙吴后期(１年１次)最为频繁。瘟疫出现区域极为广泛，从黄河中下游的洛阳(东汉京师、魏京都)、南阳、宛、许等中原地区，到长江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合肥，再到长江以南的建业(吴京都)、会稽，甚至远在西北的陇右地区都先后有疫情发生。
故事一：赤壁之战，不是诸葛借东风，是天意。
建安十三年，曹魏和孙吴暴发赤壁战争。曹军败归，损失惨重。通常认为曹军赤壁之败原因有三:第一，曹军远来疲敝，缺乏休整和适应环境的过程。第二，曹军多为北方之人，不习水战。第三，荆州新附之兵，不能尽心于曹军。然而，除以上三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瘟疫。据《三国志·魏书》载“(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又《三国志·蜀书》载:“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三国志·吴书》也有类似记载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由此可见，瘟疫和饥饿也是曹军战败的重要因素。裴松之也曾云:“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天实为之，岂人事哉？”
故事二：建安七子，五子染疫而亡。
东汉末年，文坛享有盛誉的莫过于“建安七子”。“建安七子”除了孔融被杀、阮瑀早逝外。其余“五子”——即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于建安二十二年逝世。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建安二十一年，王粲随魏军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建安文学中以“三曹”父子与“建安七子”为中坚，建安七子的离逝对当时邺下文人集团和建安文学是个巨大损失。
故事三：道教应运而生。
汉灵帝中平元年(170年)，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发动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自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至光和五年(182年)短短13年间，就发生大疫5次。连年的瘟疫，百姓苦不堪言。张角创立太平道：“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太平道的教义能给人民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和寄托，迎合了民众的需求。十余年间，信徒达数十万，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太平道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宗教之一，是我国道教的早期组织。
第二次：两宋繁盛而多疫，公共卫生防御初步建立。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治并取得显著成效时期。据《宋代重大疫情年表与史料》统计，北宋境内约发生149次重大疫情，南宋境内约发生144次重大疫情，合计约293次。此外，辽、夏、金、蒙古、吐蕃地区约发生l8次疫情，部分疫病在宋辽、宋金、宋蒙等边境，对双方边民造成很大影响。
两宋共320年，平均1.03年出现一次瘟疫。瘟疫共涉及现在十多个省份，占到宋朝疆域的大半部分。总体特征是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部多，涉及最多省份是浙江省。另外一显著特征是发生在都城——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的瘟疫次数多。宋代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重大转变时代，不仅文学、艺术、科学最为繁盛，医学上也达到了一个顶峰,被称为是“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宋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当时政府采取了积极医学、经济和政治等措施，建立了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对疫情开展了积极有效的防治。
特征一：政府重视，社会民众积极参与。
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皇帝对疫情态度，决定了政府防治疫情各项措施。宋代皇帝和政府对疫情的认识经历了“上天垂佑”“自然灾害”和“疾疫过后，盗贼必起”的过程，将疫灾视为“四大灾害”之首。在皇帝的重视下，宋代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社会民众都积极开展了疫病的预防与救治工作。
特征二：采取医学、经济、政治等防治措施，建立公共卫生防治体系。
宋朝的中央医疗机构比较完备，设立有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还设有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瘟疫流行时，这些机构调派官吏，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地方官吏则亲临疫区指挥，调动各种力量，积极救治。具体采取措施如下：建立病坊，隔离病人，防止传染。派医诊治，发放药物，救治患者。发放钱粮，施散粥食，赈济病民。收集名方，撰写医书，宣传医学知识。打击巫术，控制巫医，推广医药。清理河道，保护水源，改善城市环境卫生。
第三次高峰：明清人口剧增，瘟疫爆发频次增加。
明清后，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交往体系。天花、鼠疫、霍乱、性病等从国外传入,大规模的疫病流行。明代1368-1644年，共277年，共发生了75场大的疫情，平均3.6年一场大疫。清代1636-1912年，共276年，仅《清史稿》记载疫情100余次，平均2.76年一次疫情。史料显示，中国历史各时代的瘟疫频次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尤其在明代中后期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剧增，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故事一：明朝，一个被瘟疫灭亡的王朝
明万历年间，政府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频繁。后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万历八年，大同鼠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河北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秋至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后传至南方。疫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0%。崇祯六年，华北鼠疫再次流行。此次爆发点仍是山西。天行瘟疫，朝发夕死。崇祯十四年，鼠疫再次传入北京。据清档案记载：京师瘟疫大作，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明史纪事本末》中说：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三个垛口才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北京城，是不攻而克。
故事二：中医瘟疫学派形成。
温疫学说的形成以吴又可《温疫论》(1642年成书)的问世为标志。创立这一学说的医家首推吴又可，推崇者有杨栗山、余师愚、戴天章、刘奎等，他们组成的中医学术派别就是后世所说的温疫学派。温疫学派认为疫病大多是热证，寒证很少，故瘟疫又称温疫。伤寒是感受四时不正之气所得，而温疫是感受异气或杂气、疠气、戾气，或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所得。他们的学说构成了中医疫病学的主要内容。
明清时期瘟疫频发，间接促进了中医瘟疫学说的发展和成熟。清代瘟疫学说的建立，标志着有2000多年发展历程的中医热病学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中华民族历来都是与自然做斗争的战斗民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女娲补天……在疫情的斗争中，我们从没有被打败！这次，我们也必将迎来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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