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开科取士，是为庶族地主开辟进身之阶，但强大的世家大族势力拼命反对，未能达此目的，所以只能说是给科举制搭了个架子。而唐高祖规定，士子自行荐举和朝廷考试，从而给科举制增添了内容。唐玄宗以后，考试科目增多，考试范围扩大，考试制度也更为精细，成为宋、元、明、清各朝考试的蓝本。
唐代科举制包括以下内容：
又称贡举，每年在尚书省举行一次考试 (称省试)。
主考官
主考官最初是吏部考功司的考功员外郎；开元二十四年 (736年)，朝廷以员外郎资望浅，无法镇住考场为由，改为礼部侍郎主考，并在礼部设立考场。这样，礼部掌管取人权，吏部掌管用人权。此后，这种考试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
应试者
应试者有生徒和乡贡。
生徒是国子六学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均隶属于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和地方州、县学的学生。他们中除律学、书学、算学之外，学习的主要科目是九经，即《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
唐太宗李世民时，朝廷以九经门类繁多，章句繁杂，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与儒学家编纂170卷的《五经正义》 (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 等，作为当时基本而又标准的课本。
乡贡是未入上述学校学习的学生，他们可以向所在州、县投牒 (即本人身份、履历证书) 自荐，由州、县地方官吏逐级进行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由州送至中央政府所在地参加省试。由于他们是随各州进贡物品同送尚书省的，故称乡贡。
唐太宗李世民时，朝廷以九经门类繁多，章句繁杂，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与儒学家编纂170卷的《五经正义》
考试科目
常举的科目时增时减，最为常见的有秀才、进士、明经等科，但真正重要而又为时人所向往的，也就是二三科。
例如，唐初秀才科等第最高，后来日渐冷落。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朝廷明令废止。时人大都趋向于明经、进士两科。
明经、进士两科在玄宗开元以前，考试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试策、帖经。
试策主要考时务策，即应试者谈自己对当时社会及政治形势的看法以及处理意见。帖经又称帖文，就是考官任取儒家经典中的某一段，用纸条盖上其中几个字或几句，令考生将此默写出，这犹如今日的“填空”题。
另外，明经还要考墨义，大体相当于今日的问答题。主考官出题时，写出一段儒家经典中的文字，令考生写出该句经文的前人注疏或上下文。显然，帖经和墨义是测验不出考生真才实学的。一般而言，明经科考试要求较低，只要熟读注疏即可应试，也容易被录取。
进士科的考试内容除与明经科相同外，还要考杂文，主要是检验考生的文学修养和素质。玄宗开元年间，进士又加考诗赋。此后，诗赋在考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主考官的褒贬都在诗赋上。因此，唐人把进士科称为“词科”，后世也称唐朝“以诗赋取士”。
总之，唐朝进士考试重诗赋、杂文，明经考试重帖经、墨义。进士科要比明经科难得多。
唐代科举
录取率
正因为进士科考试难于明经科，故进士的名额少，录取率低。
一般而言，进士的录取率为1% ~2%，唐中期以后，录取数额维持在30名左右。明经的录取率较高，约占应考总人数的10% ~20%，录取数额在120人左右。所以，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说，30岁考上明经科的算是年龄大的，而考中进士科者，50岁就算是年轻的。
士人均以中进士为荣
唐代常举各科目中，进士科最为贵重，及第者常有“白衣公卿”、“一品美衫”的美称，所以士人均以中进士为荣。唐高宗时，宰相薛仁超曾对他的亲朋好友说，未能中进士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一般士人的心态和愿望。
安史之乱后，随着豪强地主、门阀士族的衰落，普通地主的经济、文化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些人士看到这种形势，便着力按才学的标准培养自己的子弟，出现了父教子，兄教弟，刻苦攻读经书的场面。一大批怀有真才实学的经世治国之才，通过进士科被选拔出来，并迅速地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担任各种官职，小到县令，大到宰相。
唐宪宗 (806~820年) 时的29名宰相中，进士出身的17人，占58.6%；唐懿宗 (860~874年) 时的21名宰相中，进士出身的17人，占80.9%。这说明，唐朝科举制在隋朝迈出第一步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第二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牢固地确立起来了，而进士科则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主要科目。
安史之乱后，随着豪强地主、门阀士族的衰落，普通地主的经济、文化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进士多在乡贡中产生
唐代前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是相辅而行的，故进士大多是国子监的太学生出身；中叶以后，国子学衰废，进士转由乡贡中产生。
乡贡应进士举，在京都长安由京兆府保送，但须先进行一次诗赋预试，前10名称为等第，然后再参加礼部考试，中举者往往十居七八。
外府选送称为“拔解”，唐中叶以前不经过预试，中叶以后则需先经过诗赋预试。考试一般在京师长安举行，但也有例外。如肃宗时，国家正值安史之乱，京师内外一片混乱，无法举行考试，故分于几处举行。
各州所送举子赴京应举，称为“解”；解送的名单上第一名称作“解头”(即后世的“解元”)。考试和阅卷都在礼部下设的贡院举行，故考场称为“举场”，考官称“知贡举”，又注称“主司”、 “主考”、 “主文”、“有司”等，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举子彼此称为“秀才”。
应试之前，举子纷纷奔走于有政治地位的达官显贵、名公巨卿之门，称为“关节”。
他们为了取得高级官僚的信任及向主考官推荐，往往奉献自己的文学作品，称作“行卷”。
唐代士子
“行卷”十分重要
由于唐代取士不仅要看成绩，还须有当权官僚和知名人士的推荐，故“行卷”十分重要，是给推荐者的第一个印象，但同时也给贿赂、请托等不正之风大开方便之门，使科举弊端丛生。许多士人为能“行卷”，整日提心吊胆地站立在公卿显贵门前，人欲进又不敢向前迈步，见到公卿想说话又不敢说，只能低声下气地哀求，显现出一副不知羞耻的奴才相。
盛唐时代著名诗人王维，不足20岁时诗文已负盛名，但他苦于奔走无门，只得乞求岐王荫庇。岐王给王维一件锦绣衣服，两人一同拜谒公主。进了公主府后，公主问岐王来者何人。岐王回答说此人精通音乐，且弹得一手好琵琶，随后即令王维演唱。王维奉命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公主也颇为兴奋。
岐王见时机已到，便对公主说，此人不仅精通音律，就词学而言，现在读书士子中也无人能超过他。王维于是从怀中拿出自己的诗稿，双手捧交公主。公主览读后惊讶地说：这都是我以前读过的，原先以为是古人所作，想不到它们的作者却是你。这时岐王也说，如果今年考试王维能中状元的话，真是国家的大幸。公主问王维：那你为什么不去应举呢？岐王代答说：他本想去应举，可惜无人推荐。公主听后答应举荐。
后来，王维果然一举登第。王维是有学问的人，举荐他倒也未给科举制抹黑。但是在当时贿赂、请托盛行的形势下，一些胸无点墨之庸懦奸巧之辈，以专事谄媚巴结登入仕途后，干尽种种坏事，使国家吏治日趋败坏。
王维
最后经吏部选试
按照唐制，考中进士只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能否做官，还要经吏部选试：
一是考身、言、书、判“四才”。“身”指体貌丰美；“言”指言词有条理、合乎逻辑；“书”指书法遒劲优美；“判”指文理优长，通晓事理，熟悉法律，明辨是非。
二是考察“德行”和“才用”。“德行”指封建的纲常 (三纲五常) 和品行；“才用”指实际办事能力。考试和考查合格后，吏部才授予官职。
唐代京官六品以下、外官县令以下，大都是通过这种铨选方式选任的。
也称为诏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种不定期的考试。
制举的科目名称多是根据皇帝的诏令而临时决定的，常见的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才堪经邦、武足安边、文辞清丽等。考试日期和项目均由皇帝一人决定。参加制举考试者，不仅有一般士人，而且允许现任官员 (参加常举考试者除外) 参加。
考试时都在朝廷殿堂上举行，一般要考时务策，玄宗以后又加试诗赋。优等者当即授官，不再像常举那样还得经过其他考试。
制举是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网罗人才的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办法，但它却往往不被士人所敬重，认为不是正途出身。
制举是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网罗人才的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办法
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 (702年)，当时由兵部员外郎一人主持，应举考生由各州选送。
考试科目分为平射和武举二科，主要考马射、步射、马枪和负重等项，成绩优异者授予官职。
武举是唐代科举制度的一个创造，为后世开创了一个先例。但在当时和后世均不被中央政府所重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武备的废弛埋下了祸根。
科举制度虽在唐朝已牢固确立起来，但从总体上看，依然处于肇始阶段。
例如，考试的规矩不够严密；常举和制举考试之前，礼部设兵卫，对应举者搜索衣服；不准考生在考场内擅自行动，但试卷一般不糊名(糊名，就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密封起来，不让主考官知道应举者的姓名、身份等)，偶有糊名也未形成一项制度。
唐代用科举制度把选拔官吏的权力集中到朝廷，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为普通地主及其子弟，乃至一些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进而把他们吸收到统治机构中来。
他们中了进士，得到高官厚禄以后，在政治上互相攀援，高据要津，把持朝政大权；在经济上享有许多特权，例如减免赋税、差徭，广置良田、园舍。唐中期以后他们被称为“衣冠户”。衣冠户的崛起，表明普通地主阶级已登上了历史舞台，经济和文化实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
武举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 (7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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