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最爱先秦。
无他，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虽然是从无到有，但是一产生就非常成熟和完善，那个时代璀璨的文化和深刻的思想至今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营养。
在那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时代，英主迭起、大才如云、名将辈出，中华文明的所有支系都被卷进那场全面彻底的时代竞争之中，并碰撞出最灿烂的辉煌。
历史，其实不仅是历史。
所以，本文只是一个提纲。
尽管如此，文章仍有10635字，且有一些古文内容，请谨慎阅读。
世界是个复杂系统，成功与失败也是复杂系统，统一天下就更是个复杂系统。
所以，当我们试图讨论22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秦王朝时，需要找一些核心的或者起主导作用的原因来进行分析。否则，这样的主题不知道要多少文字才能说清楚，或者也说不清楚。
如果想找一部能把秦国历史讲明白的书，大概无人能出《大秦帝国》之右。
这部孙皓晖先生历时16载写就的、6部11卷504万字的煌煌巨著，已然成为研究秦国历史当之无愧的丰碑。
由于本文相当于是《大秦帝国》的读书笔记，再加上孙皓晖先生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之深刻，用词之精准，换成其他文字恐怕都难以准确表达。
所以，为了表示对孙皓晖先生的敬意，文中会引用《大秦帝国》的内容和观点。
一、内因：成功的秦国，明君贤臣，四代不绝
翻开历史，秦国自秦献公以降，凡七代。除了一个在位三年的躁君秦武王，两个庸君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分别在位一年和三年），剩下的四代君主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和秦始皇，可谓个个雄主。
而且，在这四位战国雄主时期，彼时天下最杰出的那批文臣武将，有一部分始终出现在秦国并立下不世之功。
从秦孝公继位开始，到秦始皇称帝的140年间，秦国基本上保持着明君 贤臣的结构，每代明君，必配良相名将。
如果统计一下战国时期七雄曾经出现的明君、良相、名将，秦国的占比无疑是最大的。
在同一个国家，在一段连续的时期，如此频繁地出现雄才大略的君主和经天纬地的贤臣，既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也为秦国崛起强大并最终统一天下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1、秦孝公 商鞅
秦孝公
秦国的强大，肇始于秦孝公，这个观点估计没人反对。
孝公21岁即位，在位24年，终年43岁。
继位之初，面对一个连年征战耗尽国力后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孝公能不动声色地整合朝野，保持政局稳定。
面对六国分秦的巨大外部危机，孝公一边忍辱负重、纵横捭阖消弭危机，一边制国耻石以激愤自强。
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为求强国富民，孝公开旷古先例痛说国耻，胸襟开阔，敢与功臣共享天下。
面对商鞅提出的变法之道，孝公不落窠臼、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变法。
为维护新法，孝公宁可放逐儿子、劓刑大哥，也要唯法是从。
为支持变法，孝公始终对商鞅深信不疑，为了不干涉掣肘商鞅，秦孝公在国事活动中几乎消失。
在秦国崛起后，孝公没有一味对外扩张，只以收复河西失地为主要目标，不给山东六国结盟抗秦的借口，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秦国赢得宝贵的发展时间。
总之，这是一个为复兴部族呕心沥血、为强国富民宵衣旰食、为变法图强胸襟坦荡、为支持新法深藏身名的罕见的一代君主。
按孙皓晖先生的说法：孝公仿佛生来就是做国君的，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慧眼辨才，沉静深远，并给孝公以“奇绝”二字的评价。
贾谊也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不过，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用什么样的词语形容一位雄主，都不如看看他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发布的那篇雄文--《求贤令》：
“国人列国贤士宾客：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
商鞅是法家法治派的代表，兼具军事才能的杰出的政治家，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战国格局的乾坤大才。
商鞅给秦孝公提出《治秦九论》：
其一《田论》，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
其二《赋税论》，废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立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
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
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
其五《郡县论》，取缔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国府，统一治权。
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甲两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荣辱与共，怯于私斗犯罪，勇于公战立功。
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
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
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
除了变法，商鞅还具备杰出的军事才能。
当商鞅一战收复千里河西，才最终在秦国形成了举国世族无法撼动的根基，生前如圣，死后如神。
商鞅还统帅秦国新军攻城略地，许多著作将商鞅与当时的名将并称。《汉书·刑法志》将商鞅与吴国的孙武、齐国的孙膑、魏国的吴起并称。
后纪对商鞅的评价也有很多：
刘向：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桑弘羊：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近代史学家陈启天说：“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毛泽东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2、秦惠文王 张仪/樗里疾、司马错
惠文王18岁继位，在位27年，终年45岁，是秦孝公之后的又一代雄主。
继位之初，惠文王通过诛杀商鞅、平息戎狄，成功化解了世族的复辟图谋，一举恢复民心，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在谨慎斡旋中稳定了国政大局。
同时继承商鞅法制，保证了秦国未来接续发展壮大的连续性。
继而，重用大批文臣武将，外交靠张仪，内政樗里疾，武将司马错。
用张仪为相，称王扩军，以连横破合纵。
用樗里疾为相，内修政务，整顿吏治。
用司马错为将，先取房陵，后排众议，西夺巴蜀。
更重要的，作为一代君主，秦惠文王深刻懂得“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在冷静处理屠岸钟媚上案以后，发布了《禁绝媚上荒政令》：
“秦王书告朝野：
为政之本，强国富民。为官之道，勤政敬事。阿谀逢迎，媚上荒政，上负国家，下负庶民，诚为大奸大恶。
今少梁县令屠岸钟不思勤政报国，专精媚上，揣摩君心，猜度奇巧，歌功颂德，耕牛贺寿，发闻所未闻之邪术，沽大忠之名，行大奸之实，乃旷古罕见之奸佞也。
恶习旦开，官风大坏，吏治不修，祸国殃民，法制大崩，国将不国！
本王今书告朝野：秦法已修，颁行郡县；自后凡不遵法度，刻意媚上，一心逢迎而荒芜政事者，杀无赦。
秦王十一年八月”
张仪
张仪到秦国的时候，苏秦已经联合山东六国形成了合纵之势对秦国用兵。然后张仪提出应对四策：
其一以连横破合纵，通过与中原六国邦交斡旋，不断选择其中薄弱环节渗透，与一国或两三国结成哪怕暂时之盟友，而后各个击破。
其二扩军备战以与六国联军做长期抗衡。
其三惩治法蛊，震慑荒疏，整顿整治，清明国政。
其四称王以立抗衡六国之心志与勇气，并激励秦国朝野士气。
司马错
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被称为秦国三大名将之一的司马错，长于谋略，擅于奇袭。
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奇袭楚国房陵，为秦国谋得巨大粮仓。
舌战天下名辩之士张仪，奇袭巴蜀，为秦国增民众百万，扩地域千里，逐渐成为秦国最坚实的后勤保障基地。
秦昭襄王时期，率军伐魏，夺魏六十一城。
3、秦昭襄王 魏冉/范雎、白起
昭襄王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18岁继位，在位时间长达56年，终年75岁，是秦孝公之后第三代雄主，也是奠定秦王朝一统华夏的君主。
在燕国为人质时，昭襄王就懂得好剑当磨砺，锋刃方可出。
即位初期，昭襄王不急不徐，听任宣太后当权，魏冉为将，樗里疾为相。
及至时机成熟，用范雎，收政权，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
对内，脚踏实地，善理国政，修都江堰，建昭王长城，民生社会有上古之风。
对外，以范雎远交近攻为国策，以近交远攻为配合，为秦一统华夏确定战略长策。
军事上，用白起为将，灭义渠，挫强楚，服燕赵，定巴蜀，强国宾从，弱国请服。
国力上，一面以惊人的耐心蚕食对手的领土，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一面扩领土，增民众，积聚力量。
总之，这是一位性格坚韧、内心强大、果敢坚毅、清醒务实、心机深沉、眼光长远、雄才大略的君主。
魏冉
接昭王继位，魏冉首功。此功不在于魏冉得任丞相，而是秦国得一代雄主。
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也是穰侯之功。
范雎
为昭襄王收政权，逐四贵。
提出远交近攻之外交军事策略，实在是极其高明的战略大谋。
“相邻之国为近，相隔之国为远。攻远而不能治，何如安抚？攻邻而争地，得寸为秦之寸，得尺为秦之尺，融入本土，一体而 治，步步延伸，我盈彼缩。倏几一日，天下必将化入秦制也！此乃近攻之实利也。
以大秦之国威，交远则远喜，必不敢背秦之交而援手他国。攻近则近克，必不能赖远援而保全。
远交近攻，相辅相成，邻邦不能独支，远邦不敢救援。如此做去，则天下之地四海之民，数十年内必入大秦国之疆域！”
白起
白起，人称战神。战国四大名将之首，深沉冷静，行事果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白起，又称人屠。战国250年，因战死亡约200万人，白起一人，灭杀百万。
白起，征战三十七年，一生大小战役七十余次，从无败绩。与孙武、吴起一样，真正的常胜将军。
白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以攻占城池为战争目的，而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的的将军。
白起，长平之战，杀赵军45万，创造冷兵器时代单次战役最大杀敌人数，一战改变战国后期的政治军事格局。
蔡泽说：“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又越韩、魏而攻彊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馀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楚、赵天下之彊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後，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
司马迁记载过：“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
毛泽东评价白起：“论打歼灭战，千载之下，无人出其右。”
4、秦始皇 吕不韦/李斯、王翦
秦始皇13岁继位，21岁亲政，终年49岁。
作为千古一帝，秦始皇可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继位以后，尊吕不韦为仲父，保政局稳定。
后发奋较强，励精图治，制衡权臣，收归国政。
善用人才，从谏如流。纳李斯之谏废逐客之令，登门道歉以王翦为将败六国军队，用郑国修渠兴建水利......
灭六国，一统华夏。
首称皇帝，开统一王朝之先河。
创集权，废分封，置郡县，使管理幅员辽阔之统一帝国成为可能。
行同伦，车同轨，书同文。
度同制，统货币。
开疆拓土，南征百越，北击匈奴，开发北疆，开拓西南。
吕不韦
商人、政治家、思想家。
拥立异人秦庄襄王，为赢政继位打开空间。
继为秦相，修内政，兴水利，促生产。
开拓疆域，夺韩赵魏城池，南北分化六国，促成统一战争之有利局面。
招门客，善养士，为秦备人才。有门客李斯，在养士方面，吕不韦秒杀战国四君子，将养士水准推至最高。
编著《吕氏春秋》，深刻影响后世文化思想。乃至太史公都对吕不韦高度赞誉，在《报任安书》写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李斯
师从荀子，友以韩非。
善用间，兵不血刃，离间六国君臣。
用“先灭韩，以恐他国”为策略，开启一统之路。
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统货币。
一篇《谏逐客书》，胸襟开阔、气势磅礴，实乃千古第一政论文：
“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王翦
战国四大名将第二，智而不暴，勇而多谋。
为秦将，夷六国，始皇师之，王翦一生之幸。
深谙军事，心思缜密，精通政治，是战国四大名将中唯一善终的。
二、外因：失败的六国，各有各的问题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当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提出六国灭亡的原因是亡于自身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不是首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但他肯定是认识最深刻的一个。
1、术治亡韩
根据孙先生的观点，韩国兴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韩氏部族是周武王后裔，春秋时期，在晋国赵氏孤儿故事中主持公道，保护赵氏后裔。然后，韩氏就以忠义闻名天下。
及至三家分晋之后进入战国，忠义节烈就成为韩氏族群的习气风俗，也是其在战国初期能够强劲扩张的动力之源。
春秋战国，变法是各国追求富国强兵的不二之路，韩国也一样。然而，韩国的转折点肇始于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术治派的开创者。
术治虽然与同时期商鞅提供的法治都被视作法家，但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存在根本分歧。商鞅的法治派主张唯法是从，申不害的术治派主张以术治为核心。
所谓术治，就是驭下之术，就是督察之法。
在申不害主政的近二十年，术治膨胀导致韩国君臣尔虞我诈， 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人人自危个个不宁。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
其后果便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 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同时，韩国即使由忠义改变为权计， 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 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并最终在面对强秦的时候，导致灭亡。
2、乱政亡赵
孙皓晖先生认为：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胡服骑射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赵国始终都是六国的屏障。在与秦国的对抗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斗争。即使长平一战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
甚至在赵悼襄王初期，李牧还能两次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和眼光远超其余五国，是战国时期 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
而且，赵国不缺乏明君贤臣，君有赵武灵王，臣有赵奢、廉颇、赵胜、李牧、庞煖、司马尚。如此赵国，为何第二个被灭国呢？
因为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的秉性。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何谓“尚乱”，韩厥云：“妄诛，谓之乱。”
早赵时期历经六代一百余年，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就有四次：
其一，赵盾时期部族内争，导致赵氏部族分裂，几被政敌灭绝。
其二，赵简子废嫡（ 太子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毋恤（ 襄子）为继承人。这是赵氏部族第一次 废嫡立庶，为以后的废嫡立庶之风开了先河。
其三，赵简子妄杀邯郸大夫午，导致自己孤立逃亡， 开政治妄杀先例。
其四，赵襄子诱骗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领）饮宴，密令宰人（ 膳食官）以铜枓（斟水器具）击杀之。“ 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 发簪）自杀。”这是典型的内乱妄杀。
显然，早赵部族在处置部族内政方面没有稳定法则，缺乏常态，妄杀事件迭起，导致其部族命运剧烈 震荡大起大落。
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十二代中竟有十一次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次内乱如下：
公元前299 年，赵武灵王传位王子赵何（此前废黜原长子太子赵章，改立赵何为太子），退王位 自称主父；不忍赵章废黜，复封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 何，击杀赵章。
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率军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国绝无仅有。
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
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所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处方式。
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大面积的农耕基地。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其他国家那样以耕耘为主。为此，所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 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 诸侯” 等。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 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有此社会土壤，才有此治土壤。有此政治土壤，才有此乱政频仍。
还有，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 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忠臣害国论。荀况，首创人性本恶论。
慎到《知忠》篇云：“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3、迂政亡燕
作为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的国家，燕国的历史记载却是最模糊最简单的。
在整个西周时代，燕国平定散淡，没有大作为。春秋时期曾经有过两次方向不同的变化迹象，但都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进入战国，燕国在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现实夹击下，表现出摇摆不定。
一方面， 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明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
另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则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浅尝辄止。
战国时期， 最能表现燕国王道迂政的是四大事件：
其一，反复无常的邦交之道。
苏秦曾讽刺燕国“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 的邦交政策。这种政策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清醒的利益判断，时时事事被一种大而无当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经常地摇摆不定，正是一种迂政。
更为甚者，由于燕国反复无常为天下公认，更是获得了“燕虽弱小，而善附大国”的口碑。
春秋时期，这种摇摆主要表现在附齐还是附晋。
战国时期，燕国的摇摆则主要表现于对遥远的大国（ 楚国、秦国）时敌时友，而对两个历史渊源深厚的邻国（齐国、赵 国）则刻意为敌。
其二，几乎亡国的禅让事件。
燕国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地位一度提高。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对燕国造成严重政治危机的燕王哙禅让国君之位的事件。
这次事件，上有燕王哙追慕圣王的迂腐透顶，旁有苏代和鹿毛寿推波助澜公然行骗，下有政治野心昭然若揭的权术人物子之。
使发生在公元前316年的禅让事件对燕国造成了严重内乱持续了五年之久，是燕国“几亡者数矣”中最荒诞的一次亡国危机。
其三，半途而废的破齐事件。
燕国最辉煌的功业，是乐毅变法之后的破齐大战。变法只是休养生息、整顿吏治、训练新军，没有触及燕国的王道传统。
变法二十八年后，燕国发动了对齐国的大战。乐毅世称名将，终生只有这一次大战，即六年破齐之战。燕国八百余年，也只有破齐之战大显威风，几乎将整个齐国几百年积累的财富全部掠夺一空。
但是，破齐之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什么燕军在秋风扫落叶一般攻下七十余城后，却在五年时间里攻不下最后的两座小城？
后世历史家的研究答案是：乐毅为了在齐国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缓和了对齐国的最后攻击。
乐毅破齐初期并没有推行不切实际的王道德政，但是当即墨、莒城两座城池的死命抵抗的时候，燕国忽然在齐国采取了王道德政。
这种王道德政，能在齐国推行五年之久而没有变化，与其说是乐毅的自觉主张，毋宁说是燕国王族的王道理念旧病复发，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圣王的大梦所致。
其四，长期挑衅强邻的对赵消耗战。
整个战国时代，燕国邦交的焦点大多是对赵事端。燕国纠缠挑衅赵国之危害，几乎当时所有在燕国的有识之士都剖析过反对过。但是，燕国的对赵挑衅却始终没有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
孙皓晖先生认为问题的根源仍是：燕国以天子号老贵族自居，对赵国这个后来崛起的强大邻国抱有强烈的嫉妒与蔑视，必欲使其陷于困境而后快。
只能说，这是王道迂政之风在最后的变形而已。
燕国的悲剧，就在这种迂政传统的反复发作之中逐渐酿成。
4、失才亡魏
魏国的灭亡很没有波澜，魏国末期历史如死一般寂静，史料中除了国王魏假，找不到一个文臣武将的影子。
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亡，魏国历经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近两百年的大国只经历了八代君主，算是权力传承之稳定性最强的国家了。这种稳定性，当时只有秦国、齐国可以与之相比。
之所以要将代次传承作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标志，原因在于世袭制下的传承频繁的国家，对于富国强兵极其不利。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原因就是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亲士急贤。
魏文侯任用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地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后来商鞅变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广度不能与后来的商鞅变法相比。
但是，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魏国变法的冲击是巨大的，历史意义亘古不朽。
变法的同时，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
文侯时期，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
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奇迹。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勃的政治传统，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开始变形。然后，失才问题就一直成为魏国的核心问题。
魏国失才的第一个典型就是错失吴起。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
到了魏惠王时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后的范睢、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
对吴起变相排挤，对商鞅视而不见，对张仪公然蔑视，对范雎嫉妒折磨，对孙膑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放任出走……
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
不能不说，这既是六国之幸，也是魏国之悲。
5、分治亡楚
楚国起源于江汉山川，到战国末世据有整个南中国的最大战国。
但是，战国七雄之中，其余六国在战国时期国力均有上升，唯独楚国乏力不振。原因就是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
楚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点，是大族分治。
由于扩张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权力框架与政治传统也不同。如果说中原诸侯扩张只有一种方式，那么楚国的扩张则至少有两种方式。
楚国扩张方式一，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楚国扩张方式二，武力吞并。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政权，楚国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分治的根基。
所谓分治，主要有三：
其一，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是为经济分治。
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是为军事分治。
其三，政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之大小而分割，国政稳定地长期地由王族与大世族分割执掌，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径基本被堵死，是为政治分治。
分治的轴心，是国家权力的分割。
战国之世，各大国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
比如：魏文侯李悝变法、齐威王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
还有些在第一次变法之后继续多次小变法，在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生，秦国最典型。
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要一有迹象（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则立即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过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变法。
楚国的半次变法，还是吴起变法。这次变法，从吴起入楚到吴起被杀，只有三年。吴起变法的夭亡，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6、偏安亡齐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战争，历时十年。自灭韩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大战。而且，每一国的战争都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余波始终激荡连绵。
唯独赫赫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
问题出在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不输秦赵。
论军力，齐军长期保持四十万之上，与秦赵楚齐并称四大军事强国。
论兵士技能，号称技击之士。
论攻战史，齐国曾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
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天下瞠目。
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亡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
论政情吏治，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
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为天下之最。
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
不过，回望历史，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现象：末期四十余年没有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争。
也就是说，齐国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平中度过的。
当春秋战国时期所有国家都对战争保持警惕，对军备高度重视的时候，齐国却完全忘记背离这一基本认识，不顾现实奉行了一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
所以，全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最终导致齐亡国悲剧。
后世辑录的《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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