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农业技术是我国农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现代农业的源头所在,也是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参考。通过对汉代以来多部经典农书进行梳理,分析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业技术演进,阐明古代农业技术中的思想理念,探讨其对当代农业发展的启示意识。结果表明,我国农业大致可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自汉代以来,从农田水利到畜禽养殖,在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过程中,传统农业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与自然要素相匹配,通过农业内循环方式促进农业再生产,同时也注重精耕细作与农技改良的统一。总体而言,当前绿色农业、循环农业、集约农业等现代农业发展理念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蕴含的农业实践智慧一脉相承,这些典籍为当前农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参考。古代农业技术中蕴含着生态平衡、绿色循环、实用主义等多重理念均启示现代农业应在尊重传统农业自然属性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其社会属性和工业属性,规避现代农业发展的种种风险,进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以农立国,从长期农业生产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农业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的兴盛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应用与改良,古代农业技术是对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农业文化和小农生产智慧的直观表达。时至今日,农业的基础性产业地位依旧,农业技术亦是当前农业发展中的热点话题,现代农业技术在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业产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样值得反思。研究中国古代农业技术,旨在将其中蕴含的优秀农业思想加以总结概括,透古通今,以期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提供启迪与借鉴。
对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历史研究领域。1952年辛树帜、石声汉等专家在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1956年正式成立西北古农学研究室,开创了中国古代农业文化研究的先河。随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农业院校相继成立关于“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中心。中国古代农业技术作为农业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也逐步推出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如《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等,在大量古农书校注专著问世的基础上,一些关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概览的作品也逐步完成,主要代表有《中国农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耕作制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史卷》等。
近年来,部分交叉学科也开始逐渐进入到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研究当中。陈万求和邹志勇[1]从科技伦理的角度认为,农业技术是我国古代主要的科技表现形式,农业发展规律影响到科技发展规律,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带有浓厚的农业文明气息。黄亮[2]从标准化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如何催生了古代技术标准化。吴林华[3]从农民与技术的关系出发,认为由于受到传统农民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具有实用性、实效性、田园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对提高传统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有不少学者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推广问题,陈培彬等[4]将古代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概括为民间自发、政府主导和官民合作三种主要方式,认为古代农业推广蕴含着丰富的创新精神、理论联系实践思想、官民合作思想等,对当前农业技术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农业历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对古代农业技术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进行还原,而对产生这些技术的社会基础以及从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的关注则较少。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本文通过对深藏于古代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耕种、养殖习惯来探寻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社会含义,将其放置在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叙事当中,探讨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之间的连续性,以期从中汲取农业智慧,并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农业脱胎于原始人采集、渔猎的生产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农业技术随之得到发展,农业技术的演进是推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相传“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5],耒耜即为第一种农业工具。夏、商、周时期,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青铜农具开始投入使用,周王秋收视察时发出号令:“庤乃钱镈,奄观铚艾”[6]。在封建王朝的传统农业时期,以畜力牵引和人工操作的金属为标志,以铁犁牛耕为典型形态的传统农业技术不断进步[7],《汉书·食货志》[8]记载:“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随着南北方耕作技术的成熟,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特色,并一直延续至今。
我国农业大致可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7],传统农业存在时间最长,对我国农业文明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在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科技水平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大多形成于人们的经验总结,并受到君主专制等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传播过程中遭遇多重限制,除了人们之间的口耳相传,主要依靠国家来进行技术的推广,农业技术发展极为缓慢。从农业典籍的详细描述以及将不同朝代的农书对比后可以看出,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成果显著,从多个方面表现出灵活、多元、实用的特点。在生产工具方面,从笨重的铜器发展为较为轻便的铁器,且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在农业动力方面,从单纯的使用人力、畜力,到使用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为农业提供便利,如水车的发明使灌溉摆脱了对人力的依赖和时间的限制,可以“日夜不息,绝胜人力”[9];在土地利用方面,以集约式土地经营为主,通过对施肥方式、灌溉技术、选种育种等方面的改良,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单产,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逐渐从以天、地、人合一的“三才思想”为指导、以传统技术为核心转变到以科学为指导、以现代技术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来。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相对封闭的环境,今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农业推向国际市场竞争的风口浪尖,面临着来自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劳动节约型的大型机械和其他资本密集型技术被发明出来,比如设施农业的大规模推广,生物技术在农业增产中的广泛运用[10]。从农业技术层面上看,传统的依靠人力、畜力、自然力等其他自然内部资源进行农业生产的技术已不再适应以商品化、集约化、产业化为发展方向的现代农业,农业技术在科技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脱离自然的束缚而不断发展。然而,在农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农业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严重问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对此提出对策建议。
通过对多部古农书的研究后发现,传统农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抽象概括,其蕴含着因地制宜、循环发展等丰富的农业实践智慧,现代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理论与其一脉相承,现代农学理论应当与传统农学思想相互融合,从而对现代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古代农业文献是记载古代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知识著作[11],基于相关农书和文献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现出农业生产与自然要素相匹配、农业资源循环再生产、精耕细作与农技改良相统一的思想理念。
中国传统农业一直蕴含着以“三才论”为核心的哲学传统,农业生产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将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在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保护环境,保证农产品的绿色无污染。这种可持续发展涉及生物物质循环、农业生物学技术、营养物综合管理技术、轮耕技术等多个方面。古人通过将“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12]三者联系起来,作为实现农业可持续生产的重要指导思想。
农业生产与气候要素相匹配。《礼记·月令》[13]中记载“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矱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提倡利用天热、雨多、地湿的自然条件来实现肥田,改良板结坚硬的土壤,在准备来年耕种的荒田中,铲除野草,待草干后集中焚烧,雨季浸泡过后再经烈日晒干,在田地里面形成天然的肥料。这些农业技术与原始社会的撂荒耕作相比已有明显进步,耕地闲置的期限大大缩短,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利用自然以恢复地力,是人们在处理用地和养地关系方面的重大进步,充分体现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特点,使农业生产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农业生产与地理要素相匹配。古人认为“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12],正如“南稻北麦”的种植结构一样,要根据不同的土地类型,有针对性地进行种植。并且尽可能在村落周边开垦荒地,因为“田附郭多肥饶,以粪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处亦然,凡通水处,多肥饶,以粪壅便故”[14]。又因“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土壤肥力安排耕种的次序:“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田种晚,必不成实。所谓‘因地之宜’也”[5]。
农具与自然要素相匹配。从事农业生产不仅要考虑气候、地理的情况,还要考虑耕种工具的实用性,做到“制器相地宜”,使“创物者随地所宜,偶假其形,而取便于用也”,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同一种农具在旱地和水田的运用当中就会变换形态,例如鐴作为一种犁耳,有多个形状,“鐴形不一,耕水田曰瓦缴,曰高脚;耕陆地田曰镜面,曰碗口”[15]。尤其是面对南北方差异的时候,农具的制造方面也存在不同。《农书译注》[15]中提到“江南地下,易于得泥,故用辊轴;北方涂田颇少,放水之后,欲得成泥,故用雁翅磙打”。辊轴是碾草、苗的工具,在江南地区土地容易形成泥田,因此使用辊轴,但是北方涂田比较少,灌水之后,才可以形成泥田,因此需要使用雁翅磙打。在运输方面,“舟车之事,任载所先,盖南北道路之不同,故水陆乘行之亦异”。无论是修整土地、播种、收割、储存还是运输,南北方存在土地、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地制造和使用器具,这样才能发挥农具和工具的功效。
由于受到生产力以及小农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传统小农对生产资料的开采能力十分有限。在有限的生产资料下得到更多的产出以维持生计,就要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传统小农寻找到并记录下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方法,将资源投入到农业的再生产当中去。
这种循环论思想最初表现在古代的休耕制度上,《齐民要术》[5]当中劝农要“务遣深细,不得趁多”,《汜胜之书》[16]中也讲“田二岁不起稼,则一岁休矣”,种田要精耕细作,不要一味追求产出,如果田中连续两年的产出不达标,就要休耕一年,恢复地力。可以看出,古代农民已经初步掌握了物质循环再生的原理,具备了农业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循环论思想突出表现在对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上。清代张履祥[17]撰写的《补农书》中认为“种田地利最薄,然能化无用为有用;不种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为无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即细而桑钉、稻稳,无非家所必需之物;残羹、剩饭,以至米汁、酒脚,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生息”。明末清初时期的《沈氏农书》[18]记录了北方旱作农业的肥料来源:“种田地肥壅最紧,人粪力旺,…,但近来肥壅、人工俱贵,载取费力,偷窝弊多,不能全靠租窖,则养猪羊尤为简便,…,计羊壹岁所食取足于羊毛,小羊所费不过垫草宴,然多得肥壅。养猪旧规折猪本,若自养母猪即以所赚者为所折之本,原自无亏”。中国古代农家多将养殖业作为种植业的补充,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种植业为牲畜提供草料,同时养殖业为植物提供肥料,而因养殖增添的成本也可以通过肥料生产出的价值做出抵消,牲畜的繁殖甚至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种、养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构成了传统小农生产基本的良性循环。在渔业方面,“稻田养鱼”的立体式农业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雏形,编写于唐代的《岭表录异》[19]中详细记载了岭南渔民稻田养鱼的方法:“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疃。伺春雨,丘中贮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孰田,又收鱼利。乃种稻,且无稗草,乃养民之上术也”。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特征,其形成与铁犁牛耕的出现及推广联系紧密。我国的铁犁牛耕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逐渐推广,当时冶铁技术的发明标志着铁器作为新的生产工具登上了历史舞台[20],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
早在西汉时期便提出“区田法”[16],提倡农民用分块种植、调和土壤等方式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并采用宽幅点播或方形点播法,推行密植,其精耕细作思想十分突出。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人口猛增,造成了地狭人稠的情况。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满足生活需要,当时的人们除了千方百计增加耕地面积,还采取了多种经营并用和提高复种指数的手段,发展多熟种植。除了增加耕地面积,陈旉[12]建议通过缩短农户与田地的空间距离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先王局四民,时地利,亦必有道也。制农居五亩,以二亩半在鄽,《诗》云:入此室处者是也;以二亩半在田,《诗》云:‘中田有庐’者是也”,农民把居住地选在靠近农田的位置,既节省耕垦、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农业生产环节中在田地和农舍往返所消耗的大量时间,又降低了额外劳动力的投入,这无疑会有效提升生产效率。明朝农学家沈氏[18]提出了“多种不如精种”的观点:“老农云:‘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通过“以二亩之壅力,合并于一亩”,从而使得“一亩兼二亩之息,而功力、钱粮、地本仍只一亩”。
比起制定出宏观、抽象的土地制度,普通农户更加重视通过改造水利设施、改良农具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元代农学家王祯重视灌溉对于农业的作用,指出了合理使用水资源,兴修水利事业的重要性,将从多处搜集的灌溉器具收录在书中,在记载前人灌溉工具的同时,又设计出新的灌溉工具,借用机械力量提高效率。在《王祯农书》[21]介绍了水栅、水闸、陂塘、水塘等做法和效用,这些设施不但可以用来灌溉田亩,而且水闸“又得通济舟揖,转激碾皑”,陂塘“又可畜育鱼鳖,栽种菱藕之类,其利可胜言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农具对生产的重要性无可非议,在《齐民要术》[5]中记录到“敦煌不晓做耧犁,冢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为了加快生产,北方农民制造、改良出推镰代替刀割麦,使“子既不损,又速于刀刈数倍”[15]。再例如,为了在除草的时候可以避免伤害到庄稼的根茎,以传统的锄为模型,改良出没有刃角的镫锄,在干旱的田地里使用效果十分显著。从历朝的农书典籍中可以看出,古人配合农具的改良和水利工程的修建,将农业技术措施、农作物品种和农器具合理地结合起来[22],使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不断发展成熟。
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技术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的实践中总结出的适用经验,并经过千百年的验证、调试和创新之后积累的宝贵遗产。农业文化具有特殊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国优良的传统农业文化应当被保护和继承[23]。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生产当中,农业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在小农的行动选择当中,并长期稳定,建构出了一套内部循环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系统。现代工业革命以来,工业伦理渗透到社会生产中的方方面面,农业也难逃被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命运,农业现代化不断使用精进的技术谋取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使农业陷入了无止境追求“效率”的标准化环境之中[24]。现代农业已然具备了三种典型属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工业属性(图1)。然而,在工业话语的统治下,工业属性不断侵蚀另外两个属性的领域,主导农业发展方向,致使传统农业文化逐渐被淹没在工业文明的浪潮中,农业文化的缺失诱发了越来越多的与“农”相关的社会问题。
面对农业发展中日渐凸显的问题,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要在继承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进行,将农业的研发创新同农民最实际的需求相结合,把握合理的适用范围,在尊重传统农业自然属性的基础上,综合其社会属性和工业属性,进而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与转型。
图1 农业的三种属性关系示意图
农业的自然属性是指农业非人为干预的属性,是在最原始和本质的自然规律支配下农业生物特征的体现。农业是社会的基础性产业,任何社会的劳动者都要从农业当中汲取生物能量。中国古代农业以经验性的知识和手工技术为依据[25],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中的经验积累,以直观的或表观的观察形成了一套技术思想体系[26]。在其发明与推广的过程当中,一贯以“三才论”为其基本原则,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农业观念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内涵,也是农业自然属性的终极解释。
现代农业的发展要尊重农业的自然属性,首先要遵守农业世界的自然循环,顺应自然规律,发展循环农业。在古人的价值观念里面,世间万物都处在自然的循环当中,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自然法则。例如《老圃良言》[27]中记述到:“于元旦将火偏照植物上,或清明子时将稻草壹根缚树上,或种时将大蒜壹支,甘草壹寸先放跟下,永无诸虫之患”,古人处理田间病虫害的方法比起现代化学手段来更加环保,巧妙地运用自然界内生物相克的特征就达到防治虫害的效果。此外,《沈氏农书》[18]中重点论述了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关系,“猪专吃糟麦,则烧酒又获嬴息,有盈无亏白落肥壅,又省载取人工,何不为也?”。农家养猪不仅可以处理种植业的剩余废弃物,还可以为种植业提供天然的肥料,既节省了成本,又能够获得额外的收入,正如古人云“种田不养猪必无成功,则养猪乃作家第壹着”。中国古代农业通过畜禽养殖与种植一体化来实现有机物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对比,两者在技术路线上是有区别的。现代的可持续是工业化思维的可持续,是在淡化农业的自然属性基础上进行的,农业成为被持续的主体。而在古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当中,农业的可持续是在农业内部循环的,农业生产主要不是追求利润,而是为了农业再生产,从一个又一个连续的农业周期中攫取生活的能量。
其次要重视食品安全,食物是人类最基本的能量来源,进食是生物自然本能的反应和行动,古人云“百年无金珠何伤,十日无粟帛身亡”[28]。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对食品安全加以关注了,此时肉品检验已经开始萌芽,除了对肉的观察外,主要以观察动物生前的健康情况来判定肉质的好坏,其方法是有科学实践基础的。到了秦国,就已经制定和推行了检疫消毒规定,作为防止家畜疫病传播的重要措施[29]。时至今日,绿色、有机和生态成为农产品市场上响亮的口号,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因此,农业发展应当根据各地实际的气候、土壤、水利等条件,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作物进行推广与种植,通过精耕细作,充分利用农产区的各种资源,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达到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目的。同时要合理种植,精耕细作,以种植业为主,发展林牧渔副多种经济。现代农业发展要从古代农业技术当中汲取营养,从以自然之法克制自然之害,使农业成为环保、有机和绿色的产业,保障食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业的社会属性指的是农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阶级的属性,表现为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关系。古人以农为本,对于农业的理解超出了简单的食物供给,称农业生产为“治田”,“治”字说明田地不仅仅有自然属性,田与人、与社会系统是相连的。纵观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演变进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迭替代,更是一系列有关社会结构的改良与变革,农学家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传播者,更是社会改革的“组织者”[30]。农业与社会治理是一对拆不散的社会事实,大量的文本证实了这一点,《农书译注》[15]中记载,早在《易·系》中,农业被认为是关乎天下治理的大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治理国家大事“总不外教养两端,而养先于教,尤以耕桑为首务”[29]。《齐民要术》[5]以历史的视角对农事与国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治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胜,《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通过对古代农书典籍的研究发现,古农书中记载的农业技术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除了单纯的耕种和养殖技术以外,其中还包含着土地租赁、劳力雇佣等方面,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例如,古人倾向于将多余土地租赁出去,因为若自己耕种则“落得多早起晏眠,费心劳力”,如果将其租出去,则能“宴然享安逸之利”。面对租佃关系,古人劝诫地主要“宽恤佃户,不致退佃”,若“不幸遇水旱之年,度力量不能偏及者,只须去半救半,不可眷恋两废也”[18]。古人认为地主和租户之间应当相互体谅,仁慈友爱,合作共赢,如果遇到灾年双方要共同分担灾害带来的损失。同样,在雇佣关系方面,古人告诫雇主“供给之法亦宜优厚”,必须要让长工吃饱、吃好,如果地主家里变穷了,那一定是因为“六月里骂长工”[18]。古代地主希望同家里的长工建立起拟血缘关系,对全心忠诚于他的长工倍加关照,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提供经济支持,并且这种关系会随着代际更替传递下去。传统农业是互助理念主导下的生产过程,因此,这种租佃关系、雇佣关系不是一个纯粹经济理性主导下的产物。有研究表明,传统地主和佃农之间会根据不同的要素品质(主要是土地品质和劳动力品质)来确定不同“租赁合同”以达到双方博弈均衡的目的[31]。不同于现代的经济合作组织,古代农民之间的契约是有血有肉的,契约背后,传统农村当中的熟人关系,乡土人情和道德伦理是维持该合作模式的关键因素。
另外,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要重视农民教育,要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和高素质的新型农民。《补农书》[17]中认为:“若专勤农桑,以供赋役,给衣食,而绝妄为;以其余闲读书修身,尽优游也”。在古代,专心地耕田种桑以维持家庭,余暇的时间用以读书修身,是一件十分自在的事情。农业和读书自古以来就是需要被结合的,农民不应被隔离在受教育行列之外。面对目前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落后的情况,必须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使其具备合理利用科技力量的能力和意识,只有这样,农业发展才能在实现增产的同时,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
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技术问题,其本质与特征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视角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30]。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一度掀起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注浪潮,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要在多方主体参与而形成的复杂的农业市场交换中寻找到衔接结构,并通过发挥不同衔接对象的功能来增强稳定[32],这些衔接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隐藏在小农户生产背后的复杂社会关系。因此,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能忽视传统乡土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农村道德规范通过农民对人际关系的态度表现出来,农民具有极强的集体意识和熟人认同,在雇佣和租佃关系中,除了单纯的经济关系以外,他们更加注重通过社会关系的强化来维持经济上的合作。
农业的工业属性是指农业科学的、高效的、标准化的属性,体现在通过科学技术营造自然条件、改变生产方式从而促进农业产量提升,是现代农业特有的属性。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传统农业总体来说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且以经验生产为主,缺少科学知识的投入,因此其经营规模较小,农业内部分工不足。这些特性导致了农民的农业产量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这种情况下人们仰仗自然而生,农民和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农民们不得不重视自然环境,因为只有在利用好自然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农产品的增产[33]。科学技术的出现将这种情况彻底颠覆,人们通过技术改良,使农业生产能够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
相较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更擅长从各个领域中提取技术为我所用,机械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和新的商业运作模式的嵌入都为现代农业提供了新动能,农业伴随技术的进步逐渐迈进了智慧驱动的新阶段[34]。然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仍然鱼龙混杂,这些工业生产出的技术手段恰恰为产业发展的利润追求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正因如此,催使部分尚未成熟的农业技术提前进入生产领域,并且伴随着大量农业技术被误用或滥用,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土壤盐渍化,非法转基因作物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等,给农业资源环境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农业文化发生断裂,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顺从走向了征服,“人定胜天”观念深入人心,现代农民缺少了对“天、地”的敬畏,丢失了与自然相博弈的乐趣,更难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肆使用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改造农业的自然条件,虽然实现了连年的增产增收,但化学药品的过量使用,同时也使农作物害虫的抗药性逐渐增强,天敌日趋减少,害虫日益猖獗,空气、水域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发展[35]。
科学技术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支撑,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带给人类便利的同时也带给了人类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从生态环境角度看,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影响整个生物链;从农业技术推广上来看,传统农业具有世代传授实践经验的特征,而现代农业技术多产生于远离田地的实验室当中,由技术专家主导,而这些供职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难凭一己之力将技术推介到最普通的农民大众群体当中去;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农业的现代化解放了农民的双手,机械的使用减轻了他们身上沉重的劳作压力,但是同时也带给了他们身份的异化,机械化的大生产,使很多农民丧失了务农的本分,在机械的侵占挤压下农民不得不离开农田选择其他的谋生方式,但是知识等资源的缺乏,使农民们很难在城市占得席位,最终只能被市场所抛弃[35]。
面对工业化在农业领域渗透中带来的诸多风险,现代农业发展应当合理利用农业的工业属性,发挥现代农业技术优越性,避免泛科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农业技术研发推广的过程中,首先要重视技术的实用性,古人要求农业技术要“经世致用”,“非苟知之,盖尝允蹈之,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12],理论经验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来,并且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才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现代农业的“技术世界”不能与其“生活世界”断裂[24]。其次,农民身份的转变使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的生产投入也越来越多,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传统农业中涉及的只有农民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直接关系,农民既是劳作者又是收获者,在现代农业中,农业生产不再仅仅是农民直接作用于生产资料,中间还要涉及先进的技术手段干预,农民的身份也从劳作者和收获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实施者[7]。有美国学者通过“农业跑步机”理论对现代农业的进行了反思,在不断逐利的市场机制下,农村社区中农业技术革新与应用对整个农村地区带来了结构性影响,而一旦农民登上现代技术这台“跑步机”,他们也很难逃脱这其中种种的无形压力[36]。面对这种境况,需要高度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缓解农民的生活困境。
作者简介： 张森(1995-),男,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社会学研究;E-mail:zhangsen19950907@163.com;; *郭占锋(1977-),男,陕西咸阳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研究,E-mail:guozhanfeng@cau.edu.cn。;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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