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卢逢泰亦带领航政局的员工返抵梧州，临时租用紫洞艇办公。未得参加联营的轮、渡、電、民等船舶纷向卢逢泰投诉，请求统一组织起来，以维持员工的生活。卢乃亲赴肇庆向李磊夫洽商接管西江六线轮渡联营。谢仲箎、林仲武等以过去在专署幌子下组织联营，系一时权宜之计，今航政局归来，自乐於归还建制统系，故主动靠拢卢逢泰。当时全国海河行政系设置四个港口，划分地区范围，各设航政局来管理。管理广州港的广州航政局辖属粤、桂、闽三省河海行政的管理范围，但李磊夫不知其内容，竟误以为广州航政局只系管辖广州一寓之地的航政。广州既失陷，其职权便根本消失，又认为卢临难不负责指挥船舶撤退，事先远遁柳州，实属有失职守，今见局势安定，便来搀夺权利，竟当面向卢抢白，使卢至为难堪，倖然而去。嗣后经谢仲箎、林仲武、冯明甫等向李磊夫解释，从中斡旋转圜。李磊夫了解广卅航政局职权范围后，并获悉卢系孙中山先生元配卢夫人的侄儿，有孙科作后台，自知理短势弱，同时又接到广东省政府改组，李汉魂接充主席的消息，正是“泥菩萨过海，自身难保”，个人禄位，已成问题，更促使他“弃权”，不再与卢争夺了。
卢逢泰乃在肇庆召开航商会议。由于谢仲箎、林仲武、冯明甫等的操纵，并得到卢逢泰的支持，决议成立“西江航业战时服务合作社”。仍是以领有西江航线牌照的定期班轮渡为限，其他客货轮、拖轮、电船、渡船、民船及紫洞艇等，均须受该合作社的管制，或编为军运船舶，或给予救济费，以维持员工的生活。社址设在梧州河面的“永发筏”（原系两广航业公司梧州分公司的办公处及货仓）楼上，于1939年1月16日正式成立。临时设址在紫洞艇的广州航政局亦迁至筏上正式办公。梧州当局初时认为紫洞艇上的航政局系属临时流亡性质的，今见其正式设址，亦误认为它的职权范围只局限于广州一隅，乃竟然吃过省界，有拒止之意，又经过一番解释乃罢。
西江航业战时服务合作社成立后，报由航政局转请交通部备案，随接批复，着删去“合作”二字，余准备案。他们为避免再会引起误会起见，便在招牌上戴上一顶大帽子，冠以交通部字样，全衔是：“交通部广州航政局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以下简称服务社）。
服务社的组织是以领有西江线航行牌照的十四艘定期班渡（广兴、均益、利发、广利、粤利、桂利、东安、西安、肇昌、鸿记、利航、公益、利商、端江）为基本船，每艘渡船各派出一个代表为理事，在理事中推选五人（后增至九人）为常务理事，推选二人（后陆续增至五人）为监事。每渡可提名九人为工作人员（包括理、监事在内），除留原渡工作外，由服务社分配在社内或派在各轮渡工作。社内设经理副经理各一人，主持全社业务，均由理事中选任，下设船务股、营运股、总务股和会计室，并设办事处于肇庆，各按其事务的繁简设置工作人员。
服务社成立后，即选出谢仲箎为经理，林仲武为副经理，屈必伸和黄韻笙两人为监事，其余各股负责人记得的有吴国基负责总务股，李新球负责会计室，冯明甫为肇庆办事处主任。
当时开航的梧州——肇庆和肇庆——都城两条航线均系每日对开一艘渡船。开航的轮渡十足支薪，停船入坞修理的五折支薪。编入这两条航线轮流开航的只限于上述的十四艘基本渡和它的拖轮。至于领有西江航线牌照的“广宽”、“西南”两艘客货大轮和“新金山”、“新泰山”两艘大型电船原不适用于这两条航线，且早已遗散了员工，只留下三两个看船人，除每天发给伙食外，另给每天零用费一角，其余非西江线渡如“顺昌”、“顺民”及航行新造、市桥的渡船，以及一些“花生壳”（由民船改装的小型渡船）、散拖的轮船、民船、紫洞艇等的员工和只身逃难而来的船员有千余人，均每日发给救济费两角半，以维持他们的生活。1939年7月26日，日机大炸梧州，服务社的基本船广兴、端江、利商等三渡和社外的顺昌渡均被炸毁，不少民船被炸沉，但广兴等三艘基本船的员工仍十足支薪，其余亦照旧发给救济费。
服务社组织的核心，初期仍是同六线联营时一样，以林仲武为主脑。他在广州内河航业中被认为是一个运筹帷幄的有数人物。谢仲箎虽坐第一把交椅，只是个“出官”（应酬场面人物）而已，实际上是由林策划布置的。卢逢泰虽对人说：“林仲武有办法，谢仲箎有胆。”这是卢心目中对他两人的鉴定。所以在筹组服务社及主持服务社业务这一阶段里，林仲武同航政局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初期，林仲武等经营的珠江航业公司就是聘用当时航政局科长余履坦为经理，随后卢逢泰再度接任为航政局长，余履坦又再回任该局科长，珠江公司就更得到种种方便了，这是后话，但关系都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
服务社成立之初，西江的防务只有35集团军64军的155师和156师两个师，在四会、高要、高明、鹤山、新会等县的沿江布防，兵力是相当单薄的。苟安之局初定，又地处前线，人心多存观望，商场惨淡，货客运稀疏，服务社形同“瘦田”。编入班期航行的轮渡，都是抱着暂时“维持两餐”之想；未编入航行的虽是诸多不满，但都是“骑牛揾马”，各谋出路，有的则志图别业，出卖船只来作本钱，甚至有将船舶拆卖的。至员工方面，虽不愿安于每天两角半钱的救济，但轮渡工会没有恢复组织，无人为他们出头作主。后来负责人伍驹虽在肇庆恢复了轮渡工会，而人事不健全，伍驹的声望不大，到会登记的不多，规模很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伍驹只求借工会之名，解决他个人和他几个亲信的生活，轮渡工会等同虚设，故这些员工亦只好暂时借救济存活，相机另谋出路。
服务社成立时，林仲武、谢仲箎等便将眼光放在战后复员。他们眼见船舶遭受到很大的伤残破坏，认为战争终有结束的一天，因而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想，他们成立服务社，固然是为了维持目前生活，而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工具，故通过决议，规定所有纯益均作为修缮船舶之用，不作盈利分配。
服务社在成立过程中就存在很多矛盾，特别是规定以领有西江航线牌照的轮渡为主体，以服务之名，行垄断之实。又规定纯利不分配，专作修船之用。这两项规定正如两枚定时炸弹，为尔后纠纷的根源，且如治丝益纷，越搞越乱越扩大而无可收拾。直至1944年8月间，日寇进犯西江，梧州沦陷，服务社人员星散，无形解体，纠纷始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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