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回忆录 | 父母亲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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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伟

1973年我内调回孝义七二五厂担任办公室主任，把父母亲也接到厂里同住，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两个老人为四个儿子还有孙子们操不完的心，晚上睡到床上就不停的念叨、念叨完这个又念叨那个，睡到半夜醒来又念叨，天天如此，我怎么劝也不行，母亲常说：一个儿女牵着一条心，怎能不牵挂？当时文化大革命形势所逼，想不开又能咋呢，由于思想上压力太大，母亲得了结肠癌，到太原检查了两次，医生都说不能开刀，她的身体经不起手术，劝我回去给老人吃好点，想吃啥就给吃点啥算了。听说上海某医院的药有效就赶紧汇钱过去叫人家寄过来，每次一大包一大包的寄来吃了可没什么效果，又听说东北某医生行，平遥某医生行，有的说这个偏方行，有的说那个偏方行，我都找了也用了，结果都不行，我不服气，又走访了一二十家得过癌症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了解他们生活上有什么习惯，吃的什么东西，生活规律等，走访调查的结果就是吃啥的都有，其共同点就是都有解不开的烦心事，有的是夫妻长期不和，有的是为儿女的不如意犯愁，有的是婆媳长期矛盾，有的是性格压抑，总之是长期心境不好导致免 疫能力被破坏而细胞变异产生了癌变。母亲就是文化大革命四个儿子被批斗想不开长期烦恼得了癌症，现在医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母亲卧床七个多月，我求人买来好多盒杜冷丁和吗啡针，只要妈说痛我马上就给她打针，我让妈不要受疼痛之苦，临终前个把月，母亲说要回山头，就用车把她拉回了山头。她去世后我采取厚养薄葬的原则，丧事办得简单。

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征求晓芳的意见看是回四川还是留在山西，当时山西的红高粱面晓芳也吃得发愁，她表态说愿意回四川，我们家三人两个想在四川，少数服从多数，我调回了四川，到1976年春父亲也去世了，两位老人得病期间主要全靠她二妈伺候，我和三哥都非常感激她，我和三哥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在父母床前尽孝。父亲去世前已不能说话了，用两只手比划了一个圆形，大哥二哥们都不知道是啥意思，猜想有啥东西藏在圆罐罐里了？或是想要洗洗脸，父亲都摆手表示不是。后来我听说后，我知道父亲的意思是要我们弟兄四个要团结，一家人要团结。

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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