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在黄州4年日子艰苦，连吃饭都困难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个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的确苏轼的的一生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贬谪的路上。

每一个官家私下都喜欢他，每一个皇太后都可以成为他的红颜知已，每到一处都受到百姓的爱戴，但是，他一生都逃不开贬谪的命运。

一篇《湖州谢上表》，本是写给宋神宗的一封感谢信，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小辫子，向宋神宗高发苏轼抨击时政，对大宋高层不满。

宋神宗不算坏，内心并没有迫害苏轼的任何企图，他了解他的才华，太皇太后也要力保苏轼。神宗也是尊重祖母的。但是官居太守的苏轼在任上被带走了。

乌台诗案爆发，被押解去京城的路上，途径太湖和长灌时，苏轼几度想自杀，但看守看得严未成。

在御史台监狱受刑，他一度以为活不下去了，给苏辙写信安排后事 。

他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寸步不离更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在监狱呆了136天，这段漫长的日子，他饱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平生第一次直面生死。

所以后来他才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乌台诗案”后，苏轼劫后余生，捡回一条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林语堂喜欢苏轼，但又感觉他把苏轼在黄州的境遇写得太过于理想化了。 

苏轼写给李端叔的信中写得很清楚：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平生的亲朋好友也没有一个字的信寄来，即使我写信给他们，他们也不回信。这就是苏轼到黄州后的境遇。

杜甫写的那样：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是当时苏轼处境的写照。

故旧被牵连的也都流放了，京城里的朋友，虽然都知道苏轼是被冤枉的，可是，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都怕被牵累收信也不回。

苏轼也不想牵累朋友，嘱咐他看此信后烧毁。落难之时无朋友是最真的现实。

黄州贫瘠，苏轼只是一个团练副使，只是一个虚衔，没有参与公事的权利。

不得不去外地， 和软禁差不多，没有什么自由，行动也受限，地方官员也不待见，还受到监视。

能领到的生活费很少，为了节省开支，又能让全家吃上饭。在朋友帮助下向地方申请了一块荒地开垦。

自己动手贴补家用，自号东坡居士。躬耕东坡，填饱肚子，还和当地的老百姓结成了朋友。发明创造了美食东坡肉。

冬天没啥农活了，苏轼又盖了“雪堂”，在堂边种树挖地，做长期居住的打算。

他写下了：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又一个孤独的夜晚，苏轼望着月亮，写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诗，写尽了他精神上的孤独。

这个时期还写下了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这里，苏轼完成了灾难后的新的蜕变。那一场生死大难，之于苏轼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也是在黄州，引导千古名篇的前奏已奏响，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诞生。

黄州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所以，在后来他的《自题画像》总结人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作者简介：柳七公子，另用笔名柳如眉，山东省作协会员，已出版作品《萧何的奋斗笔记》《待我相思放下，许你浪迹天涯》《最美流年遇见最美古诗词》《一宵冷雨，半世浮萍：纳兰容若词传》等作品。喜欢我的文，欢迎点赞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