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12年，距离我们开始上山下乡的1968年，已经44年了。
前不久，徐立同学在QQ群里聊天时说起来，打算写一篇《中南44年祭》，纪念一下已经逝去的几位当年的插友：家鸣，周淑，戴敬珞。他们都是1968年和他一起下放到中南大队的。徐立说，44年了，他现在很想念他们。
我在QQ上回答：我们晨光大队有一个保华同学前几年走了。
你们中南走三个，我们晨光走一个。
后来几天，我一直在等着读徐立的文章。谁知道他回了一次家，再来上班，上网，却说，心情已经淡下来了，没有了写的情绪。我好失望。
真是不该呀！
蒋哥哥要我开一个头，写一篇《下乡头三日》。
我说好，抛砖引玉。
那天一大早，我们这些14中“首届首批”下乡的同学，就在一些暂时不走的同学（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叫战友）陪同下，带着早几天筹办好的行李（因为都是住读生，筹办比较容易。无非是铺盖被褥打成捆，脸盆口杯饭盒提个网兜，每人都有一个箱子的，除了装衣服，还把“雄文四卷”，语录本，日记本都塞了进去，是必不可少的）。
特别要说到的是，我们还带走了学校的不少纸张（白纸，彩纸，写大字报，出宣传栏用的那种），一大堆广告颜料，毛笔，排笔。还带走了一卷
这些东西和我们的行李，是用板车拉走的吧？
走出校门，走过昙华林，走过德胜桥，来到武昌解放路司门口，武昌区委的门口。送我们去天门县的车队就停在那里。
车队很长，沿解放路摆出很远。多是解放牌大卡车，有些有蓬，还有一些拖一个挂车，是装运行李的。
人也很多，走的人，送的人，把一辆辆车都围满了。是不是还有其他学校的（如39女中）？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热烈欢送的气氛中，不少同学和家长都是依依不舍，泪流满面甚至嚎啕大哭，让人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
我们这一帮人终究是没有哭泣的。
我的爸爸妈妈没有来送我下乡。他们已在自顾不暇的境地，更何况还有几个弟弟需要他们操心。我的哥哥嫂嫂家住彭刘杨路，离司门口不远，他们赶来送我。赠送我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是精装软皮封面，用“圣经纸”印刷的。感觉十分珍贵。这本书不但随我在下乡七年，又跟我回城，现在我又把它带到广州，44年，不离不弃，让它也见证我的经历，我的际遇。一切都是与之有干系的。
我们这一伙同学上的是车队最后一辆车。这辆卡车比较小，没有蓬，没挂斗，甚至都不是高墙板。是一辆嘎斯51吧？
我们这一辆车上人不多。但是都有谁？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啦。请各位自己回忆，让我们把这一车人会齐！老话说：同船过渡五百年修。那么同车下乡呢？多少年修来的呀！
我记得车队在热烈欢送的气氛中启动了。解放路两边都是来送行的亲友和群众。车上的我们应该也是情绪亢奋的。我就是在振臂呼喊口号的时候把眼镜碰掉，摔坏了。后来听说有人编了故事，说我为了表示下乡坚决，把眼镜都摔碎了。真是瞎发挥呀
碰掉眼镜的地方是在解放路转到彭刘杨路那个路口，转角处有一个照相馆，名曰：霞光楼。
车队有没有在武汉三镇巡游？我记得没有。而在武汉三镇巡游是之前不久的一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之后。就是说，我们在下乡之前，的确是武汉三镇巡游了一次的。
车队经大桥过长江，到汉阳，经江汉一桥过汉水，到汉口。走东西湖，过长江埠，应城，皂市，这些都是行进在老汉宜公路上，然后拐下汉宜公路，直奔天门县城关。
是什么时间到达的？不记得了。
我们在“天门县招待所”下榻。嘿嘿，用了“下榻”这个词，不然用“驻跸”？
武汉14中“首届首批”下放天门的知识青年要在这里开一个会——分配！决定把我们安置到广阔天地的哪一个角落里去插队、落户！
其实，我们这一帮人，对下乡早有思想准备。
几年之前（是在还有书读的岁月里）我们14中就有高中毕业的同学“奔赴”的。我们的学长！记得一位名叫李学高（外号：雪糕，是当时学校里的活跃分子，知名人士。后来在当地的武斗中不幸悲惨的死掉，葬身祖国的西域边陲）；还有一位名叫王华淼。这一位恐怕只有我记得。因为他是有一届学校运动会
还有，诸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这些中国知识青年的老前辈，老标兵的英名早已如雷贯耳，他们的动人事迹我们也耳熟能详。毛主席的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指南。那一首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我们的进军号，也是令我们这一代人热血沸腾的催命符！
而距离最近，最直接，面对面的教育，是在1966年的5月底到6月初。我们全校（除高三外）到新洲县劳动。在双柳区的殷店公社，我们除了收麦子，锄棉苗的草之外，还组织听了当地的回乡知识青年的报告。那是一位下到当地“原种场”的新洲的高中毕业生。（可惜我已经忘记他的姓名）他的报告生动感人，对我们的教育和引导很深刻，很有针对性。再说，又有谁会不认为，当时越来越浓厚的阶级斗争火药味也是一道催化剂呢？
后来，学校停课以后，我们班的一些同学，还重返新洲殷店公社，去拜访了这位先行一步的“粉丝”的。其实，我们那一次的重返双柳之行，完全可以，也是值得一忆，为之写一篇游记的。那实际上是我们第一次自助的徒步旅行哦（不知道他们1966底的那一次长征算不算徒步旅行，户外活动？）。可惜细节都已淡忘，只记得沿着江边的泥泞小路，一路上天寒地冻，我们怎么就叨念起“大珠小珠落玉盘”来了呢？一路同行的各位，你们还记得吗？
所以，对于下乡，我们在学校里运动了二年之后明白自己能走的也就是这一条路了。早走晚走都是一走，晚走不如早走。已经知道工宣队快要进驻，何必等到他们来呢？“首届首批”不是很光荣吗？谁也不会说我们是“仓皇出逃”吧？
在学校“组合”（亏我还记得这个词！）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风波。我们高二几个班的同学，大约十个人吧，小组“自然而然”的形成，没有为什么？也没有特殊的理由，这些人这几年都是朝夕相处，一团和气。大家觉得这样就好，就组合了，走到一起，走向广阔天地。
现在，我们坐在一辆敞篷卡车的地板上，一路颠簸，一路欢歌，有说有笑，来到天门，下榻“天招”。
因为我们在学校就组合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天门的去向也已经确定，是到麻洋区达洲公社晨光大队。所以我们在“天招”住着，就没有什么会可开，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多亏了我们班的“猫子”同学。猫哥哥是14中校革委会的成员，负责学校上山下乡工作。他多次奔走天门武汉，接洽14中下放天门的安置事宜。（顺便多说一句：猫哥哥也是我们组合的一员）他在工作在结识一位天门朋友，周姓。周是天门一中的高材生。麻洋区达洲公社XX大队人氏。回乡知识青年，同时也在天门县革委会参与武汉知青到天门的安置工作。猫哥哥和周哥哥公私兼顾，把这一帮人的安置多次会商。最后就选定周哥哥的家乡，隔壁的大队，名曰晨光。我们充分信任猫哥哥，所以，我们在“天招”的三天过得很轻松。
“天招”是一个大四合院的格局，中间空场地的四周都是有外走廊的平房。是怎样的房间给我们住宿？是怎样的食堂提供我们就餐？一概没有印象了。这里是县革委会的接待机构，管吃管住。我们交了费用没有？也不记得了。
隐约记得在这里还进行了一场（或几场）篮球比赛。我们班肯定是有同学一展身手了的。其中细节，他们应当还有印象。
有印象的还有：一些同学送我们到天门。依依不舍到何等程度？其实他们也就比我们晚下几天，算是“首届二批”吧。可是他们执意要送，住在“天招”不走。他们中有我们辅导班的志毛，福先，还有我们班的老田（徐立记得的）。徐立还记得老田后来颇有微词，说大家不管他是怎样回武汉，回学校的了。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那时真是只顾自己奔赴广阔天地，把送行的同学们忘记啦？那么志毛，福先这些小兄弟又是怎样回武汉的呢？下次见到，要问一问的。
我们除了吃“天招”的饭，还把它的餐具收藏了不少，留作纪念。不光我们在乡下用了几年，（都是搪瓷的，不易损坏），回城的时候还把它们带回武汉。那几年，去这些同学家里吃饭，常常就看见印有“天招”字样的盘子端上了桌子。不由得一阵欢笑，一阵唏嘘。
“天招”的晚上有没有电灯呀？
我们有没有去看看城关的市容呀？
除了篮球赛，我们还干了什么呢？
······
44年过去，不记得也算正常。
但是希望在我们渐渐老去的时候，能够追寻渐行渐远的记忆，多一些打捞那些往事的沉积，把那些有意义的环节还原得完整一些，清晰一些；希望更多的亲历者一起回忆，把记忆的碎片粘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器皿，一个弥足珍贵，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一首我们人生瑰丽璀璨，可歌可泣的青春挽歌。
是为晨光旧事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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