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沃尔特·李普曼（下文简称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他于1923年6月在纽约长岛着手《幻影公众》一书的创作。1925年，李普曼出版了这部作为《公众舆论》的延续的作品。本文针对《幻影公众》引起的争议进行讨论，包括李普曼对启蒙时代的传统民主理论思想提出的质疑，以及这本书问世以后引发的激烈辩论。通过文本解读，将不同的观点还原到当时特定的背景中试图找到产生质疑和争议的真正原因。
《幻影公众》作为传播学的经典著作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总体而言，学者对于这本著作的解读分析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是文本解读，对李普曼提出的对传统民主理论的质疑加以分析。大多数学者的分析集中在李普曼对公众非理性智慧的认定、李普曼指出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中虚假的设计以及如何实现或者由谁带领而实现民主这几个方面。他们认为李普曼推翻了先人对理性公众的判断。李普曼把神圣智慧的公众当做一个幻影，因为公众处于事件的外围，他们应该归位让了解问题的“局内人”采取行动。李普曼对于选举方式的思考角度具有创新性却又有些悲观和极端，他对于如何实现民主的观点有精英主义的倾向。
第二种是关注该著作引起的后世影响。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和《公众舆论》首次对传统民主理论提出质疑，注意到了在当时政治学领域都不曾注意到的新问题。学者对这部作品对后世影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于民主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上。他们认为李普曼的分析过于关注个体，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杜威的观点则太过理想化，期望和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将李普曼和杜威之间的思想交流转换为一种“论战式”的学术话语，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对李普曼的批评被广泛引用，他赞同杜威的思想。而且学者普遍认为，这部作品继承《公众舆论》对公众、舆论、民主三者及其关系的深刻批判分析，对后来的舆论思想甚或舆论观的变化也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种是从文本提供的研究方法出发，分析李普曼给我们带来的全新视角。学者肯定了李普曼运用批判挑战传统的思维，给读者提供了多元化思维的借鉴。另外李普曼的思考也闪烁着理性主义的光华，他不是冒昧的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行连续的思考。此外，文本体现出哲学思辨，努力阐述人类与其外部生存世界的关系，李普曼深入的思考让理性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最后一种是借用李普曼的分析对当今时代的舆论环境、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作出进一步思考。这些思考分析主要包括对当今媒体格局嬗变的解读，对当下网络舆论及其影响的分析，以及重新看待公众舆论的变化。
早在1911年，年仅22岁的李普曼就开始反思“民主的局限性”。当时还信奉社会主义的他就清醒地认识到选民为自己的生活忙碌奔波根本无暇他顾。这也可以证明他对民主弊端的反思很早便开始。1922年《公众舆论》出版，随后《幻影公众》也公布于世。这两部作品都是围绕“公众”这个核心主体，去揭露传统民主理论依赖的“公众神话”，并抨击依照这些理论塑造的民主而产生的弊端。李普曼对民主理论公众形象的主要分析包括公众无法保持清醒且对选举投票冷漠，不应对他们抱有幻想。教育无法实现培育优秀公民的理想。社会选出能够了解掌握信息的代理人，其他信息不对称的公众则是旁观者，他们是平衡专制的力量。公众舆论是力量储备，在危机时发起挑战。除了危机时刻，公众可以不作为。社会系统的变化很大，我们需要找准两个变量挑战他们的关系，价值观就是来自事物之间的对比，解决冲突找到双发的妥协方式去调解，权利义务的建立也是一种妥协方式，社会契约由此形成。公众辩论就是为了识别党派偏见者与私立维护者。而民主最为窘迫的是，一方面他们将遭遇失败，除非制定获得广泛认同的规则，而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无法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除非通过集权统治推行其制定的规则，而无视认同原则。[1]这些分析从实用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民主理论及其塑造的公众形象提出了挑战。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后世的争论。詹姆斯·凯瑞（下文简称凯瑞）就并不推崇李普曼的思想，他还将约翰·杜威（下文简称杜威）和李普曼的观点形成了“论战式”的对话。 将李普曼和杜威之间的思想交流转换为一种“论战式”的学术话语，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已故的詹姆斯?凯里，作为美国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对李普曼的批评被广为引用，他对李普曼和杜威论战的描述也最有影响力。1982年，凯里在他的论文《大众传媒：批判的观点》中用争论和冲突来形容这场思想交流，将杜威和李普曼的关系描述为对抗性的，7年后这篇文章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再次发表。[10]针对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思想交流，凯里表达了对杜威观点的明显推崇，认为他不仅可以“肯定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也可以“最起码，通过想象构建一个更可取的世界”。而对于李普曼，凯里批评他质疑广大市民参与民主的能力，并引导大众传播研究转向定量的“行政”（实证）研究。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中，凯里又抱怨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公众从概念上被清空了。”原因可以归咎为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民意调查的崛起，但李普曼是主要的罪人，因为他“将公众置于政治之外，将政治置于公共生活之外”。[11] 凯里对双方的评论所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印证。研究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1991年和1995年的书中承认他依赖凯里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来完成他对杜威和李普曼交流的解读。而在1991年出版的杜威传记《杜威与美国民主》中，罗伯特?威斯布鲁克又大量引用了拉什的观点。这些学者经常引用杜威评价《公众舆论》时的一段话就是，杜威认为这本书“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句话出现在第一段的结尾处，而这一段充满了对该书“辉煌的，有启发性，客观性”的赞誉。杜威不仅发现《公众舆论》中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而且将《幻影公众》这本在今天看来是两本书中更为反民主的著作，评价为“论述的是对修正的、有节制的民主理论的信仰”。[12] 实际上，在凯里第一次将杜威和李普曼连接起来时，他的解释存在许多误读的地方，也缺少具体的引证。在反响广泛的《重构大众和媒介》那一章中，凯里承认：“我取出的内容重点是关注杜威与李普曼的冲突，并在我希望推进的地方搭台提供论据。”[13]凯里的论据设置在一章中只占了8页，没有注释，其中包括从《公众及其问题》中引用的一段长文，但没有直接引用李普曼的著作文本。凯里的原文缺少引证，然后拉什引述了凯里，随后拉什被广泛引用却没有提及凯里。威斯布鲁克引用拉什，但随着威斯布鲁克的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近来阐释这场交流的学者往往引用威斯布鲁克而不是拉什。这些举动，使对这场交流的重构获得了更多权威性，但却缺少透明度。这俨然就像一场“蝴蝶效应”，某个领域的学者频繁运用的一个小词汇，经过流通和推动，被引用、放大，并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所采用。随着这种说法的跨学科流动，采用者而非原创者将被继续引用，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解释性大厦却建立在一个话语修辞所拍动的翅膀上。 凯里将杜威和李普曼二人置于对立立场上的意图似乎很明显：李普曼成为效果取向的媒介研究传统中的历史先驱和哲学标杆，这一传统在凯里看来与他所倡导的仪式取向的研究传统相比缺少成效。相反，杜威代表一种人性化和人文主义实践中的实用主义、民主、社会共同体和交流，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意义生产中去。对杜威的推崇，以及为了恢复和肯定杜威那种对参与式民主制度充满希望的愿景，使这种话语重构将李普曼的立场简化为一种讽刺，夸大了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思想分歧，而忽视了这场思想交流发生的广阔的历史和传记背景，甚至使用极端化的、交流本身并没有出现过的术语。[2]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对双方来说都是极为不公正的。 以上是本文梳理的李普曼新闻思想的变迁及其引发的争议和批评。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持续抨击与李普曼自身对进步主义理想的幻灭有着很大关系。对此，李普曼给出的解释为，这是由于普通人缺乏统治能力的结果，公众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一种可教育的力量。在关于民主、公众和新闻业的思考中，李普曼的确带有深厚的精英主义立场，但是他对民主前景的担忧，对大众自治能力的质疑，都来自于他所坚定致力于的改进和完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努力。而当代学者将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那场思想交流建构为对抗性的争论，将提倡专家治国的李普曼谴责为反民主的精英，实际上并不忠实于事件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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