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从小说到电视剧，基于历史和现实白、鹿两家的不解之缘，将半个世纪社会生活巨大的变迁浓缩到陕西白鹿原上白、鹿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及其在历史巨澜的沉浮当中，波澜壮阔。影像呈现和叙事相对于小说来说，人物和事件的脉络更清晰、重点更突出、人物更鲜活、矛盾更集中，也更具有戏剧张力和视觉冲击力。
三条故事线平行叙事、交替推进，制造更为密实的戏剧结构和情节冲突。与原著当中频繁的倒叙、插叙相比，电视剧的改编更符合戏剧“三一律”和受众的观剧习惯。电视剧主要由一条主线和两条支线来搭建叙事框架。
其一，白鹿两族在原上的明争暗斗，成为整个故事的中心和戏剧冲突的动力源头。以祠堂为精神家园，以戏楼为历史舞台，以乡约为处世哲学，诠释了同在封建伦理框架下的人性博弈。
其二，围绕田小娥的悲剧人生，编织人物关系网。这条支线，以田小娥的精致脸庞和玲珑躯体为“原罪”，着重探讨人的本能欲望的禁闭与释放，以及情欲和善恶的关系。
其三，以白灵与鹿兆鹏的革命历程为宏大视角，探寻时代洪流激荡下，农民阶层的集体命运 以及革命者的悲壮人生。
剧版《白鹿原》体现了和谐高于冲突的美学原则，是一个文学名著和大众文化成功对接的范本，是在美学上的成功。改编淡化了原著中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强化了现实主义色彩。原著给关中大地注入了某种神秘力量和奇幻色彩。朱先生的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白灵遇害时给白嘉轩托梦，白鹿现身、小娥附体等颇具魔幻色彩的情节，让读者在冥冥之中隐约感觉有股未知力量主宰着白鹿原的世界。电视剧则对原著中的魔幻色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祛魅和置换，转而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姿态统摄全篇。具有浓重的封建传统、乡土气息和小农意识的农村社会，远不是滋水县志上所颂扬的“水深土厚、民风淳朴”。
剧中，白嘉轩为了全族的利益发起交农运动并取得胜利，然而当他身陷囹圄时，却没有一个族人敢去探监。后来，白嘉轩为了全族人的性命向土匪借粮食，而就在丰年还粮的当口，族人们却在鹿子霖的怂恿之下，试图拒绝还粮。知恩图报、有借有还，这些天经地义的简单道理，在这片民智未开的乡村世界变得一文不值。乡民的无知、盲从、自私、妒忌、胆怯、野蛮的劣根性，在剧中得到了批判。
剧中的白嘉轩，恪守祖宗的伦理族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又硬又直的腰身，把一个“大写的人”浓重地镌刻在了白鹿原上。张嘉译饰演的白嘉轩，腰杆虽没有那么挺拔，却在骨子里透出了族长的精气神。白嘉轩是白鹿原上封建伦理道德的坚定守望者，那流传千古的文化传统支撑起白嘉轩的全部世界。他试图用一己之力，对抗封建道德和宗族文化的衰落，为此他时常招致族人的不解甚至反抗，他也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奈。在白嘉轩看来，祠堂和族谱是维系家族血脉的灵魂皈依。他不允许任何企图破坏“乡约”的行为得逞，在“天理”和人欲面前，他坚 定地站在“天理”一边，这也是他的历史局限性。剧作末尾，白嘉轩的失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因为他无法走出浩瀚的白鹿原去眺望现代文明和革命风云，对于“祠堂墙外头的世事”，他再也看不懂了。他就像一头失明的白鹿在旷野上跌跌撞撞，寻不见任何未来。
剧版《白鹿原》对人物的塑造，不是对原著人物的颠覆、削减，而是补益。其中女性角色带来的震撼尤为强烈。对于田小娥的塑造，编导巧妙地把田小娥塑造成深受封建伦理迫害又被命运捉弄的薄命红颜。从她摇曳着腰身踏入白鹿原的那天起，就让压抑而憋屈的原上擦出了欲望的火光。人们对小娥的抵牾、谩骂和讥讽，与其说是对“伤风败俗”的集体声讨，不如说是对小娥玲珑躯体的觊觎、艳羡和贪婪。这个品性良善的乡下女子，对生活从来就没有过高的希求，她只想如寻常人家那样找个年貌相当的男人，过安静平淡又周而复始的生活。她与黑娃的私通和逃离，是一次冲破陈规陋习的自我解放和一场本能欲望的独立宣言。然而，这个被鹿兆鹏赞为“冲破封建枷锁、实现自由恋爱”的苏俄式的壮举，在被封建道学禁锢的陈旧世界里，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认可。于是当她误认为黑娃遇害之后，她开始放逐自我。而她唯一可以对抗世界的武器就是她的胴体。她像一面镜子，用床笫之欢丈量世道人心、照鉴众生原形，无论是郭举人、黑娃、鹿子霖还是白孝文皆无处可逃。
剧版《白鹿原》比较完整地做到了审美化的表达，也比较好地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该剧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空间影像如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一望无际的麦田，主场景空间及典型环境如祠堂、白家院子、鹿家院子、标志性的月亮门和牌坊等，是剧中重要的叙事空间，也是整个电视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家族中的重大事件都离不开祠堂这个空间，同时祠堂的空间意象也用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过程， 用空间叙事表现人物的文化行为。
该剧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地域文化。比如朱先生吟王维的诗，白嘉轩请戏班子唱戏，陕北民歌以及剧中经常出现的油泼面、墙上挂的大面积的红辣椒串、羊肉泡馍等，还有新郎倌抱着新娘入洞房以及几次的上礼、妇女裹小脚等，导演对细节把握非常细腻，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地域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文化精神。这种文化追求是自觉的、有成就的，并构成了电视剧鲜明的影像叙事特点。
该剧以较为开阔的审美容量和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将不同生存地位的人物、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生存选择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把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展示得淋漓尽致。运用了摄影机和观众视角合一的手法，传达出电视剧叙事的意义。把观众带到画面中，有一定的神秘性和悬念性，也使观众多了一种参与感，多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审美感觉。
该剧摄影造型也颇具特点，既形成了电视剧的形式之美，又与内容相结合，构成了艺术的整体和谐美。在祠堂白家古戏台，鹿家等，采用正面的对称性结构构图，形成平稳、安定的空间意象，象征民族心理不可动摇的稳定性。画面影调和谐统一，无论是人物的服装、室内的陈设道具，还是外景，都严格控制、精心设计了整体的色调及明暗关系，合理地衬托描绘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充分调动光的造型能力参与了叙事。
声音的魅力。当鹿三杀死田小娥后，导演运用声画对位的手法，带入强烈的主观情感，使画面上的人和想象中的声音组成了双重时空。当鹿三告诉黑娃田小娥是他杀的，黑娃在暴雨中骑马飞奔，这个时候也应用了声画对位的手段组合了三个时空，这种蒙太奇的叙事形式做得非常精致，观众在同时接收多种信息的过程中，领悟了超过画面本身的价值意义和情趣。
《白鹿原》有着双重主题，一个是文化的反思，一个是人性的反思。剧版《白鹿原》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很大贡献。它在恢宏的历史背景中，通过人物命运表现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及人性的深刻反思，在从辛亥革命到1948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以白鹿原为一个点，辐射出陕西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由政治而文化、由文化精神一直到民间生活的一系列裂变的过程。该剧的第二层主题，即通过对种种“利他”与“利己”主义的表现，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同时该剧中质朴而浓烈的人情贯穿始终，父女情、夫妻情、主仆情、革命者之间的战友情等感动着观众，在物质至上的今天，滋养着那些枯萎的心灵。
该剧秉承了原著较为客观的文化视角和基本内涵，以白鹿原为原点，辐射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精神上一系列的冲突和断裂，不仅表现了白嘉轩、鹿子霖、鹿兆鹏、田小娥、黑娃等人的人生命运，更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过程。原作者通过史诗般的叙事，对传统文化形象的深层思索和评价匠心独运。电视剧则以它独有的特点，在这样一个角度上表达得更直观、更凝练，更值得人们深思。剧中，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上世纪文化反思的结晶，也是本世纪文化良知的成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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