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三代”之首夏王朝的创建者，关于其所从来地，《诗经·商颂·长发》说得明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他来自一个居高临下，可以俯视“下土方”的地方。注意，三代统治者皆有奇怪的“下土方”的观念！
《诗经》中的“洪水”都不是降雨引起的水灾，而是指“天水”或曰“神水”。古羌藏语把“天神”叫作“hong”，正是“洪”的原始本义，故帝王之死也叫“薨”（hōng）。
“敷”（fū）的本义是施加、给予。郑笺注曰：“正四方，定诸夏。”也就是军事征服、改朝换代。古人是用下泄的洪水来比喻夏禹部族不可阻挡的军事征服，与水灾没有任何关系。
但后来，此“洪水”被儒家演绎成了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正是传统文明史的荒诞之处，或曰中国历史的悲哀。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古帝先王都是原始苯教背景，他们对各种自然力都充满了敬畏，游牧民族对自然之水更是充满了崇拜，绝不会产生“治水”的冲动，并且，凭当时人的简陋工具，根本就没有可能对黄河之水进行“堵”或者“疏”，历史记载一再表明，夏禹的行为都是关于征服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关于水利的土木工程。
这个“下土方”中有夏禹部族民族背景的信息，因为这是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藏人延续至今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
青藏高原上的地名都是用上、下来标识的，其次是前、后，藏人不习惯用左、右来标识，也不习惯用东、西、南、北之类的方位命名。这应该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青藏高原被重重大山深沟分隔着，他们夏天放牧在高山之上，冬天就回到谷底避寒，要么居于高处，要么居于低谷，左右与方位都是不重要的。他们这种表达习惯应该还与原始苯教密切有关，在苯教观念里，天地万物都要分出高低贵贱，否则一切都将得不到安宁。“高”就是尊贵，因为离天神更近，“下”就是低贱，因为被踩在了脚下。
藏语的“上”也读作“yar”，正是“尭”（尧）的读音的来源。藏语“上”又叫“stod”，吐蕃之“吐”是也，吐蕃就是“最上等的蕃族”的意思。藏语“高原”叫“吐萨”；藏语“西藏”叫“吐拉”，都有“上”的意思在里面。
藏语的“尧”“吐”也指“河流的上游”，例如，把日喀则以西地区叫作“吐”（stod），称那里的藏人为“吐巴”（stod-pa），因为青藏高原东低西高，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地流。苯教对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的崇拜，亦与它们处在的位置有关，在青藏高原的最“上部”。
藏语把“东”叫作“下”（ཤར་拼音转写xhar），因为青藏高原的东缘就是落差达到三、四千米的成都平原。藏语的“东”就是由“下”转义而来的。
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山下是一片雪山滋润的丰茂草原，匈奴语叫“夏尔塔拉”，意为“下部之草原”，这是相对于青海湖周边草原而言的，这两大草原一上一下，海拔相差约三千米。这“匈奴”与“羌”原本就是同一回事，当还活动在青海湖周边的时候通常叫“羌”，下到祁连山脚就叫“匈奴”了。历史上“夏尔塔拉”始终是匈奴单于的牙帐驻扎地。
也就是说，青藏高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不管是从哪一条路径下来，都会有一种从高天飞落的感觉，军事征服一旦成功，他们都会产生天神下凡般的自豪感，这是高原环境和宗教观念双重作用的结果。
当然，古人没有“海拔”的观念，这是近代才有的，更不知道自己来自“世界屋脊”，但他们可以通过河水的流向得知到达之地高还是低，得知他们在走一条下降之路，越走故乡就变得越高，就像云朵在高天一般，一种“降落”的感觉便会产生出来。
下土方之“方”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都画成“刀”与“弓”的结合体，与“国”同义。这个“下土方”就指当时青藏高原东部长江流域分布着的大大小小的世袭王国，洪流所到之处要么称臣，要么被消灭，没有第三种选择。
青藏高原深处的游牧民族顺流而下，到长江流域建立奴隶制王国的情形，并不是从夏禹才开始的，考古显示，如此情形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这些统治者都有相同的宗教背景，他们说的可能也是同一种语言，如此才会有“诸夏”之称，就是“众多的夏王国”的意思，他们早已存在，有的可能已经存在了数百甚至上千年，这时他们都以夏禹为“天子”了，成了夏王朝臣属，须定时纳贡，他们之间的尊卑位次也被重新排过，一个新的“礼制”体系产生出来。
夏禹最后是达到了“奄有下土”的地步，对此除了持续不断的征服之外不会有其他途径。通过某种土木工程建立巨大帝国的例子，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出来。希望通过“治水”赢得民心，被拥戴，登上王位，这只是儒家的一种空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掩盖真实的历史。
夏禹很可能死并葬在了浙江绍兴的会稽山，那里是真正的江南水乡，没有记载他在那里有“治水”行为，古籍只说他在会稽山上祭天以号令诸侯，有“白部大人”拒绝来陪祭，大禹发兵击杀之，“其骨节专车”，用他的骨头来装饰自己的战车，这是征服行为，与治水毫无关系。
夏禹又称“戎禹”，以“戎”自称在青藏高原上依然存在，就是“嘉绒”藏族。《礼记?王制》：戎人“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夏禹既然是游猎民族出身，自然不喜欢定居，更不可能为不熟悉的农耕到处去“治水”。
更为重要的是，有“下土方”观念的不只有夏禹部族，从三皇五帝到商、周、秦，几乎都有这种观念。《尚书·舜典》：“帝釐下土方，设居方。”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诸侯之事，为各于其方置设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统治之。”《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尚书·周书·金縢》：“（武王）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诗经》中，以“上天”对“下土”的诗句更是常见，例如，《国风·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小雅·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都是这样以“上天”指称祖先所从来地，用“下土”称自己的世袭封土。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古帝先王都是从青藏高原上迁徙下来的，否则，就不会有这种奇特的地理观念。世居平原地区的农耕定居民族怎么可能产生这种观念？
笔者以为，从极为遥远的史前时代起，就有古羌藏类游牧民族从青藏高原深处涌出，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所到之处建立奴隶主王国，此情此景构成了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数千年不变的图景！
冷兵器时代有一个规律：自然条件越优越的地方越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征服力量，自然条件越优越就越难逃被征服、被奴役的命运。比如，气候温暖，植皮茂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的土著人只需稍加努力多垦殖一点，土地上多付出一点劳动，就有吃的了，再不济，去湖浜浅滩中摸螺拾蚌也能对付很长一段时间，不至于饿死。如此，他们怎么可能产生远徙的冲动，怎么可能举族踏上生死未卜的迁徙征战之路？再比如，南中国热带丛林地区，物产如此丰饶，随处采一点香蕉之类的果子吃就不会饿死，更无冻毙之忧，那里的土著人怎么可能产生决绝的勇气，走上血腥残酷的杀伐之路？农耕定居民族都不喜欢挪动，否则在原有土地上付出的劳动将付之东流，平时积累的生存经验将一无用处，故他们喜欢安定。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几乎没有胜算。笔者称之为“自然条件的制约”或曰“自然资源的诅咒”。如此情形在人类的冷兵器时代一直延续着，直到步入火枪时代才戛然而止，从此一切都逆转了！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大型国家的出现，贵贱等级的极大分化，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唯一途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古文明是在单一民族中自发产生出来的，民族奴役、继而民族融合，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共同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真实。这些都基于人性，基于人类从弱肉强食动物世界走来的前提条件。
甘南夏河县境内的“十”字符古城。古城建在夏河流经的台地上，无法考证建于何时，但唐初肯定已经存在。它的奇特之处是城郭外形就是一个代表征服的“十”字符，这个符号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就已常见。古城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桑科草原。注意“夏河”这个地名，亦叫“桑（商）曲”，说明这里可能曾是夏禹部族的大本营所在，后又成了商汤部族的大本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青藏高原是一片寒冷荒凉、空气稀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但近代考古显示，在遥远时代情况并非如此。今天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形成共识：这片广阔高原在人类的史前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今年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发布“重大科研成果”，题为《四万年前人类就登上了青藏高原》，文中说，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在藏北的羌塘高原深处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命名为“尼阿底遗址”，海拔4600米，发掘证实4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生活。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石制品分布密集，地层堆积连续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刷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历史的认知。
羌塘高原尼阿底遗址的地理位置。藏语把“北方”叫作“qiong”，羌塘就是“北方草原”的意思，此地现在是荒漠地带，成了无有放牧的无人区。
尼阿底遗址地表下1.7米发现的古人类制作的石器。属于一种独特的制作技术，代表着石器技术的一个高峰，由于特征鲜明对古人类迁徙具有识别作用。同样特征的石器在内蒙古东部、西伯利亚、西亚、欧洲都有大量发现。
尼阿底遗址发掘现场
古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发源地在非洲，人类曾数次走出非洲，之后就遍布了欧亚大陆。但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走出非洲的时候是猿人还是现代人？他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类人猿向现代人的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代人类的历史，有证据支持的不到2万年，成系统的活动遗迹也就1万年左右。这个一万年最是关键，就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全过程。
人类文明的起源应与气候环境的改变有关，这有逻辑的合理性，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是一种在自然环境的倒逼中进化而来的生灵，人类文明的突然起源必与气候环境促使有关，不可能是人类自发自主的结果。
由于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活动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笔者曾这样推测，他们应该有过一个共同的“祖地”，这应该是一块很大的陆地，能提供了他们上万年的分化、发展时间，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以及语言为什么如此相似，如此类同。这个地方在哪里？笔者以为，只有青藏高原最是符合作为“祖地”的各种条件。
首先，这个“祖地”要足够的大。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对此可以从猕猴习性中得到印证。人类没有虎豹那样的獠牙和利爪，无法单独抵御猛兽的攻击，在自然界中，要想与猛兽为邻，生存下来，唯一办法是群居，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对付猛兽。古人类即使不断繁衍，扩大了分布的范围，也不会离得太远，必以一个中心为依托，分散在周围。这就注定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祖地”。这就要求“祖地”足够大，青藏高原是足够大的。
其次，必须能给出一个分离的契机。这就是青藏高原的适时抬升，或者是雪线的突然下降。这会使气候环境发生巨大的改变，变得日益严酷，可供生存的范围越来越小，各种血缘集团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就会越演越烈。
这些都会促使他们在生存方式、社会形态上都发生进化，以适应随时要战斗，永远在征战的状态。为解释生死存亡现象，原始苯教将随之产生。在争夺战争中失败了血缘集团，只能向外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华夏文明起源的“契机”就这样出现了。他们也会一批又一批地向西方各处涌去，必定也会对西方古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青藏高原上已发现的史前和青铜时代遗址分布图。遗址总数达4000处，空间分布上70%在高原的北部，其间文化序列也较清晰，但高原南部的年代序列尚不明确。
考古显示，至少在3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广泛生活在这片高原上了。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和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新石器遗址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河谷地带。青海湖盆地共发现旧石器晚期遗址11处，年代集中在1.5~1.2万年前。最近，在拉萨附近海拔4200米的曲桑遗址中发现了19处古人类留下的手印和脚印，测年结果是2.1万年前，发掘显示至少在9000年前，这里就有人常年居住，而不只是在夏天到此放牧。
考古学家在青海湖江西沟遗址中，发现了最古老的狩猎者使用的火塘，距今约1.3万年。笔者以为，这个也是意义重大，古羌语把“火”叫作“du”，正是“都”读音的来源，华夏文化中的“都”观念很可能是从火塘崇拜中演变出来的。
考古学家说，青藏高原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较旧石器时代有显著增长。东北部的河湟谷地是新石器遗址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包括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分布区域与马家窑文化相似，呈现出承上启下、连续演进的态势。
进入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向下扩展至海拔2-3千米地区。反映出青铜时代更多地包含了农耕的因素，这时候部族国家的人口数量会有一个很大提升。不管在石器时代，还是在青铜时代，游牧与农耕一旦结合，部族国家内部的贵贱等级会立即会明确起来，“文明”就随之产生。
在海拔4800米的阿里地区，狮泉河的源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叫“梅龙达普”的史前洞穴遗址，面积超过1千平方米，采集到许多细石器和古陶片，年代约5千年前。洞穴石壁上还遗留有红色的岩画。笔者以为，这个意义非凡，因为“姜”的本义就是红色，原始苯教以红为战神的颜色，这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藏族的体质类型，外国学者通过头骨测量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存在两个主要的类型，一种是长颅型（卡姆型），身材特别高大；再一种是短颅型，身材比较矮壮。他们认为现代藏族是由这两个基本人种互相影响、互相混血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青海湟中县李家山卡约文化墓葬（约3500年前）中发掘的94个人骨进行考察研究，肯定人骨主要特征与现代藏族的“卡姆型”存在形态学上的关联。
笔者以为，如果卡约文化中的墓主人可以确定为藏族人种，那么这一带分布着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墓葬，必然也是同类人种的遗留，只是年代更早，无法取得这么多人骨进行检测而已。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们都是从青藏高原深处下来的。
最近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先生通过对现代藏族145人进行了人体观察和测量，得出结论，认定西周以前，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青海一带，便已广泛存在与现代东部藏族接近的体质类型，就是说他们应该有共同的种族来源。
外国学者布莱克对安特生从甘肃等地采集的仰韶文化遗骨进行研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认为甘肃的史前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视为“原始中国人”；二是认为这些史前人种与藏族的“卡姆型”相似，认为现代藏族与古代西北地区居民存在体质上的一致性。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在告诉我们，史前以来，与今天藏族相近的古人类，曾经广泛活动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即与那里的古文化遗存密切相关，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
至于“汉藏语系”的谬误，在这里再次体现出来。如果这样问：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活了多长时间？对此，持“汉藏语系”观念的语言学家都有相同的判断：最多三、四千年而已！
例如，2019年4月25日，复旦大学金力、潘悟云团队宣布最新研究成果《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发表于《自然》杂志），认定汉藏语系400多种语言的分化时间在5900年前，分化原点是黄河中游地区。并认定汉语是最早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的，这组人向东和向南迁移，最终成为汉人。文章虽没有明确地给出藏语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的时间，肯定远远少于5900年。又如2003年，邓晓华、王士元教授《藏缅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形成过程的分析》（发表于《民族语文》2003年第4期）说，通过科学的数理模型分析，可以肯定汉语与藏语分离的时间是在2755年前，即在西周时代。
时间上有相似的看法，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逻辑或曰“经验”：世界这么大，谁愿意迁徙到这种苦寒地区去生活？肯定是因为平原温暖地带都被汉民族占据了，竞争不过，再无去处，才迁到如此高原栖身，因此藏人在那里繁衍发展的时间不会太长。
但是，考古给出的是完全否定的回答，已经证明这种判断只是一种错误的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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