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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战营级作战单元卫勤保障的七个原则


编者按:

作战环境、作战样式、作战规模等军事要素会对作战行动卫勤保障的有效组织与实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卫勤保障的实施效果也会反作用于作战单元的战斗能力、战斗士气及下一步的战斗决心。俄乌冲突已持续数月,由于乌军主力部队基本上都固守在各个大中型城市以及城镇中,依托城市内的复杂地形进行抵抗,该冲突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攻防战,进一步证实了城市作战在现代战争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在城市作战(巷战)方面,美军通过伊拉克战争积累了较多的卫勤保障经验,并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本期给大家介绍伊拉克战争期间费卢杰城市作战营级作战卫勤保障的经验总结。费卢杰位于伊拉克最大的安巴尔省境内,在首都巴格达以西约69公里处,有约30万人口。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后,逊尼派武装人员以费卢杰为据点发起反美抵抗运动,该市因此被冠以“抵抗之城”的称号。作者从营级作战单元卫勤保障分队的人员编组出发,结合城市作战伤员救治的需求特点及实际保障经验,针对力量运用、保障模式、资源配置等提出了以下7个原则,供未来作战行动卫勤保障组织实施参
prevention,proportion,preparation,portability, proximity, protection, and projection”,
上述原则均为作者在军事行动日常与一线作战指挥人员讨论得到的,是作战经验与卫勤保障经验的融合。作者指出,营级作战保障卫勤计划编制时间相对有限,相关经验总结梳理便于未来紧跟作战行动节奏,快速有效在既往经验基础上形成保障计划。“7P”原则未来可能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城市作战卫勤计划的编制与组织实施,但美军结合实战经验的思考方式,将卫勤保障充分融于军事行动保障需求的理念,值得学习借鉴。
小编的几点学习体会,在营级作战情况下,相对于战伤救治,更为优先的是向指挥官提出预防伤亡的医学建议;充分考虑作战决心、后送路径及卫勤资源覆盖等因素,优化布局有限的卫勤资源;充分利用作战侦察的机会与信息开展卫勤侦察,为后续力量部署,组织后送提供依据;医疗物资应具有便携性,人员及后送平台应能够快速机动;卫勤力量的部署应统筹考虑尽可能接近战术前沿与自身安全防护,在确保自身安全情况下,提供尽可能覆盖战术全局的卫勤保障;卫勤力量的配属对于作战人员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加以利用。
本期翻译整理:Rachel。

营级作战单元、卫勤保障分队及保障需求的基本情况


2003年8月至2004年3月期间,驻费卢杰美军营级特遣队的主要构成为:美军第82空降师第505伞兵团及其他相关附属单位,包括第32步兵营的一个连,军事行动人员总数在850至1 000名之间。

该营级特遣队配备有一个排级的卫勤保障分队。1名营外科医生(兼全科医生)、1名营医生助理、1名野战医疗助理(医务团干事)、1名排长和30名医务人员。18名医务人员与各连战斗救生员一起部署在步兵连中。剩下的12名医务人员在营级救护站提供救治,其中包括高级创伤小组的成员。高级创伤小组在许多任务期间被加强到战斗行动前沿。高级创伤小组至少由营外科医生或医生助理组成,通常包括两到三名医务人员以及一个后送平台(一辆装有先进辅助呼吸设备的HMMV或一辆前线救护车)。

在8个月的军事行动期间,高级创伤小组向前部署了150次。在此期间,营级特遣部队在行动中受伤90人,18名士兵进行了医疗后送,1人在行动中丧生(KIA)。除了为特遣部队士兵提供卫勤保障之外,还要为防区内的快速反应部队供应相关医疗用品。此外,该排级医疗分队响应了五个直升机坠毁地点的战伤救治工作,其中有20人阵亡,20人受伤。最后,还需要救治被敌军和友军误伤多名伊拉克国民。主要救治的战伤包括高速和低速穿透伤、钝器伤以及开放性和闭合性头部损伤。大多数损伤是低速肢体穿透伤。

在整个军事行动期间,简易爆炸装置(IED)是主要威胁。特遣营的人员阵亡均是由简易爆炸装置引起的。除IED之外,费卢杰还经常发生火箭榴弹和小型武器袭击。特遣营驻扎的前方作战基地定期遭到迫击炮袭击(平均每周三次)。在行动的后期,来自伊拉克极端分子的威胁增加了,随之而来的是更直接的行动攻击。快速的行动节奏减少了可用于制定保障任务计划的时间,影响到了周密保障计划的制定、部署与实施(行动节奏持续加快,直至部署结束)。在军事冲突较为密集的时期,每周每晚都有多个连参与警戒和搜索任务,因此需要一个高效和有效的保障需求分析过程,快速覆盖适当的医疗保障,而美国过多的计划时间。因此,提前梳理影响保障任务的关键要素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帮助快速形成保障计划。


原则一:预防(PREVENTION)



“预防”是指通过多种形式与方法来避免遭受攻击引起伤亡。大部分作战上预防伤亡的措施与卫勤关系不大,与指挥官的作战计划密切相关,例如改变行军路线,避开明显的伏击点,清除道路上的IED,加固步兵战车的装甲设施,增加装甲车辆的数量、投入足够的战斗人员以确保压倒性胜利等。作为指挥官的决策顾问,卫勤人员能够说服指挥官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包括适当穿戴个体防弹衣,作战人员往往为了舒适而不正确穿戴颈部部分。在本次任务期间,卫勤分队医务人员对单兵防弹衣(侧板和肩板)提出修改,由医务人员设计,经过测试,并证明在行动中产生保护效果。眼部保护是卫勤人员向军事指挥官提供建议的另一个方面,可以防止灾难性的眼部伤害。还有车辆安全带的使用,虽然在民用领域得到了证实,但在作战过程中,安全带被认为阻碍了士兵在与敌人接触时的反应。相关部门优化了安全带约束系统,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允许快速释放。在城市环境中,不可预测的车辆驾驶行为必需使用使安全带约束系统。由卫勤人员提出的相关医学预防措施可以避免诸多伤害,对于保证军事行动顺利进行十分重要。

原则二:按比例分配医疗资源(PROPORTION)



“比例”是指影响卫勤资源分配决策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考虑有限卫勤保障资源分配时,会综合考虑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军事指挥官的决策意愿(首长决心是决定减员的关键,而减员是如何组织卫勤保障的关键)。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前沿任务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 FOB)部队规模、后送到I、II级救治机构的时间以及特定任务的估计风险水平(基于情报和指挥官的风险评估)。

一般考虑将高级创伤小组前伸部署,保障不少于两个排和一个反坦克(AT)分队的士兵(一个排通常有30名士兵,反坦克分队有15-20名士兵)。作战任务中的部署的人员越多,高级创伤小组就越有可能向前沿推进。如果作战行动在FOB15分钟路程之内,一般就不会前伸部署高级创伤小组。后送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向前部署创伤小组。此外,如果伤亡的风险水平很高,例如其他参与的任务部队已经遭受伤亡,以及作战指挥官将任务风险等级评定为高风险的任务,均有需要靠前部署高级创伤小组。

如果一个高级创伤小组无法覆盖多个任务部队,则可以同时前伸两个创伤小组。城市内的距离很小,如果是开阔的地带,一个高级创伤小组可以轻松覆盖。然而,由于在开阔地带的障碍和比预期更长的后送时间经常需要前伸两个高级创伤小组来进行保障。此外,当行动规模较大并且有可能被敌人切断来自营的医疗支援(街道可能被敌人封锁并阻止计划内的医疗后送),或者预计可能会有大规模伤亡时,一般会同时前伸两个高级创伤小组小组。除了作战指挥官提出能够前伸高级创伤小组,其他相关因素的权重相同。高级创伤小组前伸计算器(见下表,根据不同的参数条件,设定了等级评分的标准)是根据决定是否前伸高级创伤小组的基本原理而设计的。计算主要考虑的要素包括:友军规模;至一级救治机构时间;任务风险等级。下表给出了不同情况的赋分标准,如果最终评价为5分以上,则建议前伸部署一个高级创伤小组,如任务需要,则还可以部署另一个小组。

原则三:准备(PREPARATION)



“准备”的概念包括侦查,但并不是指卫勤人员开展独立于整个军事行动侦察任务之外的行动。卫勤侦查通常是通过研读地图,以及其他机动部队在任务行动前的侦察活动获取的信息来完成的,卫勤人员通常会参与作战侦察活动,以专业的眼光研判卫勤保障力量在军事行动中的覆盖情况,结合前期侦察结果,在军事行动中统筹部署卫勤力量。

侦察行动的关键是发现可行的空中及地面医疗后送路线。如果可以开展空中医疗后送,则必须明确直升机起降点。通过侦察确定救护车伤员换乘点和伤员集中点(CCP)的最佳区域。此外,考虑将高级创伤小组部署在机动部队附近,同时也可以沿着至二级救治机构最快的后送路线进行部。根据当时的情报和以往经验来评估路线的安全性。充分考虑最近的手术力量所在的位置(不是所有的二级救治机构都有手术能力)。从卫勤保障角度来看,在任务前获得这些信息有助于提升任务期间的卫勤保障效能。


原则四:便携性(PORTABILITY)



“便携性”是指能够快速获取模块化的医疗物资,快速部署高级创伤救治平台。高级创伤小组通过由2辆货运HMMV和4辆HMMV救护车搭载人员物资进行快速部署。除了日常携行的急救包外,还备有装于防水箱组内的呼吸、气道管理设备以及急救包的补给品种。这些模块化的包装与箱组能够快速装载到车辆平台上,在明确建立CCP后,快速卸载,展开使用。此外,每个车载平台上还有额外的箱组,可放置营外科医生和医助的药箱,可以存放许多并不在营级救治机构保障清单上的药品,包括静脉注射抗菌药物、诱导麻醉剂等,相关品量可以列在卡片上,放置在箱组内便于快速取用,详见下图。

在城市作战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物资的便携性极为重要。一个高级创伤小组应随时待命,在15分钟内做出反应。以模块化的方式灵活地配置人员和设备,满足多种行动场景的保障需求。


原则五、六:接近(PROXIMITY)与保护(PROTECTION)



“接近”与“保护”这两个概念有着天然的张力(属于不同方向的作用力)。这两项原则是卫勤计划人员与军事指挥人员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军事指挥人员希望在最接近负伤点的地区部署卫勤力量,这样受伤的作战人员能够尽快获得救治并提高生存率。尽管卫勤计划人员也希望尽可能靠前部署卫勤力量,但是各级救治机构的部署条件则不允许救治机构开展太过靠前。例如根据经验,在白光下救治伤员往往效果更好,但大多数作战任务都在黑暗或断电的情况下进行,无法在接近负伤点的区域获得照明用于救治伤员,因此一级救治机构经常开设在建筑内部、庭院等可以获得光源的地方。同时,白色光源会使人员有被袭击的风险,不利于隐蔽。如果救治机构受到袭击,卫勤人员成为伤员,那么卫勤保障行动就会影响到整个作战行动。城市作战环境中,狭窄的街道、道路上的障碍物、低垂的电线和交通堵塞等问题都会影响到高级创伤小组的前伸部署,车队行进过程中一旦一辆遇袭,就会影响整个一级救治机构的开展。

基于上述情况,一线作战指挥人员将会综合考虑高级创伤小组的部署,如何能够“接近”伤员,同时也能获得一定的“保护”。城市作战的优势是在行动目标和高级创伤小组部署位置之间可以隔有多堵围墙,通常可以减轻救治机构遇袭风险。大多数情况下,卫勤力量都被安全地部署在距离行动目标一到两个街区的地方。如果有人员伤亡,可以征用一栋建筑展开一级救治机构,可以相对安全的救治伤员,且不会引发其他风险。另外一种方式是将一级救治机构开设在军事行动指挥点(assault command post,ACP),具备安全防护措施,相对偏僻,但医疗后送距离偏短。例如在行动中征用费卢杰市长办公室作为ACP,该办公室位于市中心,靠近作战行动目标。该办公室有围墙及院落,因此也作为CCP,并部署高级创伤小组,伤员通过战术后送到CCP接受救治,而高级创伤小组也以此为中心,在必要情况下继续前伸到负伤点开展救治工作。

原则七:心理暗示(PROJECTION)



卫勤力量部署所产生的“心理暗示”较为模糊,但是随着行动的推进,其影响及效果越发明显。在任务早期,充足的卫勤力量部署使作战人员有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心理优势,起到了力量倍增器的作用。作战指挥人员指出,因为高级创伤小组等卫勤力量的存在,使作战人员作战气势更为高昂。随着战斗的推进,发生人员伤亡,特别是发生了第一名作战人员死亡后,有卫勤人员直接保障军事行动的效果就更加明显。

在一次营级军事行动中,高级创伤小组被安排在一个连,常常使该连的士兵自豪地认为他们的行动更有风险。虽然行动的风险是配属高级创伤小组的决定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通常,位于整个行动中心位置和便捷的快速后送路线往往是配置创伤小组更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所有其他因素相同,确实倾向于将高级创伤小组配属给任务目标更为危险的作战部队。然而,随着行动的进展,高级创伤小组的配属对士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大多数人感到自豪的是,营长把“更艰难的目标”交给了他们的连队,作战人员士气更为高昂。但在部署后期,有些人希望营长对他们的连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有人会幻想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高级创伤小组已配属在他们的连队。前沿医疗救治单元配属所带来的心理影响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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