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缅怀父亲
1983年初，我由昆明调到成都一设计院工作，分得一套约70平米的住房，两房一厅一厨一卫，住房在一楼，显得较阴暗，但父母亲非常满意，免了爬楼之苦。当时父亲已九十一岁了，开初身体尚可，每日坚持锻炼，还要外出步行一个多小时。但半年后身体就每况愈下，开始是下肢无力走不稳，在家里就摔了两跤，跌得鼻青脸肿。不久又开始大便失禁，每天要拉多次又稀又黑又臭的大便在尿布上。当年还没有纸质“尿不湿” ，都是母亲用旧衣物制成的尿布，每次帮他换、帮他洗。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即使是又脏又臭的尿布，她也要洗得干干净净，还要用开水烫，晒干或烘干后叠得整整齐齐，常常累到深更半夜。为了减轻母亲的劳动强度，我们特别买了一个最小型的洗衣机专门用来洗尿布。幸好我们住在一楼，有一个后院，可以晾大量的尿布。成都的阴天很多，每当遇到尿布快用完而又未晾干时母亲就用电熨斗将它熨干。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曾工，他的爱人是医务室的尹医生，不时来为父亲看病打针。这时父亲已完全不能行走了，整日躺在床上或扶他坐在躺椅中看报读书，就这样平安地迎来了1984年的春天，我们三代六口在安宁和谐的氛围中度过了我们回成都后的第一个春节，春节后又面临着要分新房了。
院里新盖了一幢楼房，虽然也是两房一厅一厨一卫，但面积较大有八十多平米，且设计更合理，有壁橱和前后大阳台，这在当时算得上是较好的住宅了。院里成立了分房委员会，参照当时国家单位分房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我院的分房打分标淮。总共有四十套房，我排名第三十九位，因此我幸运地得到了倒数的第二套房。轮到我选房时仅剩下两套，一套是最高层的五楼，一套是最低层的一楼，由于一层的那套阳台两米远还有一幢老式木结构平房，遮住了光线且不安全，加之考虑到父亲已不能外出散步，母亲身体尚好上下楼还不成问题，因此我们还是选择了五楼。搬家那天是小组的几个小伙子来帮忙，父亲是由李欣和背上去的，父亲一见是五楼不禁破口大骂，父亲是个涵养极好的人，我从未见他如此失态，这或许是我这一生中对父亲生前犯下的最后一件大不孝，我只顾及了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九十三岁老父的心态。
搬进窗明几净的新房是件大喜事，但新房也未能为父亲的病症“冲喜” ，开始我们去附近的医院为父亲办了个家庭病房，医院的医生每天来为父亲诊治，并进行了输液，但大约仅半个月医生就提出必须住院治疗。在文姐同学苏医生的帮助下父亲顺利住进了苏医生所在的医院——位于人民南路的市人民医院，还给予了特别关照，住进了单人病房，还有一张空床供陪伴亲属休息用，此时距我们搬进新家大约仅一个月。住院当天，主任医生就为父亲作了检查，结论是：直肠癌晚期，无药可治也不能手术，只有靠药物减轻痛苦延长生命。我立即电报告知了三位姐姐和瑞友，不久瑞友从乐山，文姐从深圳，琴姐从南京都先后赶来了成都为我们的父亲最后尽孝。医院离家不远，步行约一刻钟可到。加上丽玲我们六人分成三组，二十四小时值班。开初二十天父亲的神志十分清楚，近三十年不见的瑞琴姐一进病房他就脱口而出：“瑞琴你怎么来了，士坚好吗？”。父亲的消化系统一直堪称一流，自生病以来胃口都不错，住院后他的每日三餐都由母亲精心烹调由我们送去医院，每餐一小碗稀粥和菜肴他基本上都能吃完，这或许也是父亲能和病魔周旋这样长的时间的主要原因。但最后的十来天父亲就慢慢神志不清陷入昏睡，有时夜晚还会发出痛苦的呻吟，医生给他注射“杜冷叮” 来减轻疼痛。我们一直没有告诉父亲他患的是癌症，以免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所以开初父亲对痊愈出院是抱有信心的，他曾与我商量是否可转院到川医，那里的医术更高明些。我和瑞友一直值夜班，两人轮流睡觉，不时也轮流到走道去抽烟，或许是他闻到了烟味，也或许是他对我俩的“戒烟” 存疑，有两次他老人家当着我俩和其他探视者的面大声说到：“我的俩个儿子最好了，既不喝酒也不抽烟” ！事后看来这是父亲对俩个儿子的临终嘱咐，可怜天下父母心！五月三十日晚文姐对我和瑞友说：今晚改由她和丽玲值班，因为今晚父亲可能会出事，她是医生知道如何应急处理。第二天一早我去接班，才出家门走到楼梯口就见文姐和丽玲，他们告诉我，父亲在今日凌晨去世了。我匆匆赶到医院冲进父亲的病房，病房中那些医疗设备全都撤走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我揭开盖在父亲脸上的白床单，跪在他床前，握着他冰冷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不久姐弟妹们都来到了病房，我们为父亲擦拭了身体，换上了纯棉的寿衣，由我和瑞友用单架将父亲送到了太平间。
按成都的风俗老人寿终是喜事要请客，第二天我们在医院附近的一家有名的大餐厅请客，来者有父亲的老同事郭开利等，也有父亲住院的主治医生和苏医生等。父亲去世后九三学社成都分社和我院都曾主动征求我意见是否要开个追悼会，我们考虑到父亲为人一直低调，从不愿劳烦他人因而谢绝了单位的好意。文姐在二工医院工作时，近邻殡仪馆一位老师傅的妻子是她的老病号，并为她接过生，老师傅对文姐一直心存感激，这次文姐托他处理父亲的后事他欣然应承而且事必躬亲，从去医院接、送殡仪馆、化妆、送炉、拾灰、装盒等所有程序全由他亲自操办。接生和殡仪都是行善，生死相依。在殡仪馆我们和父亲依依惜别，父亲的遗容十分安详，面色红润，脸庞饱满，母亲和我们见到都感到十分的欣慰。然后我们送父亲去火葬场，我捧着骨灰盒回到家。在家里设了个灵堂，寄托哀思。不日瑞琴大姐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好友王老师也特地从重庆赶来为父亲致哀、与大姐相见。王老师当时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英语教授，她的丈夫时任该校付院长，是著名的力学教授，王老师在文革中吃尽苦头险些送命。
我们为父亲选的墓地在东郊的竹望山公墓，这是由金庆生提议的，因为他的父亲就安葬在那里。（后来谢、金两对亲家都迁葬至青城山公墓，紧紧相邻）不日我们一行约十人就乘车来到了竹望山，在骨灰盒入墓穴前我们在山顶一块平地上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燃香点蜡烧纸钱，就在此时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约五分钟后风毕，我们的头发衣物都被吹得零乱不堪，但地上那些香蜡钱纸却依然如旧，连纸灰也没有被吹走。大家都觉得十分神奇，都不解这是何兆头。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谢家的人都平平安安、顺风顺水，显然这是吉兆啊！父亲忠厚善良，是一个一辈子都在做好事的人，他的高风大德是会荫佑子孙后代的。
父亲是五月三十一日凌晨去世的，他的退休费就刚好拿到五月，如果他再多活一天就可以多拿一个月的退休费。这就是父亲的风格，绝不占公家的便宜。
我们送走了父亲，也送走了父亲他们这一辈命运多舛的老知识份子的那个时代。下面我仅介绍一下父亲在乐山的几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好友，这几位也是我多次见过的、较熟悉的并且很尊敬的长辈。
程子超伯伯：湖北人，日本留学的采矿工程师，曾任灌县煤矿矿长，终身未娶。他与周竞成的父亲周字塔先生关系较好是老同事，五十年代初我们住五通桥槐园时，周家就住在槐园后面的山坡上，当时程伯伯曾借住周家，我常常见到他。程伯伯信仰佛教，对佛学研究颇有心得，五十年代未退休后借住乐山乌尤寺，与该寺住持遍轮法师颇投缘，我和父亲曾多次去乌尤寺看望过他，有时遍能法师也来参与聊天。前几年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称：文革期间，乐山的公安机关监听到乌尤寺一带有奇异的无线电波，怀疑是敌特份子所为，于是将出身为“宗教职业者兼地主” 的遍轮法师投进了监狱。据说程伯伯也是这一次同时被抓捕的，只是后来遍轮被无罪释放了而程伯伯却没有熬到那一天而冤死狱中。文革后遍轮法师曾出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佛教院院长等职。
周子君伯伯：四川人，大约是1920年四川首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成员，在法国曾加入中共并与周恩来同一支部，但回国后因找不到党组织而自行脱党。周伯伯曾在“乐山磷肥厂”任采矿工程师，主管张山矿山。磷肥厂下马后他调去沫江煤矿任工程师。据说19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到成都开会，点名要见周子君，但周碍于自己一事无成的愧疚感婉言谢绝了周的盛情，但他请来者帶口信给周：请总理放心，我不会为您丢脸。周伯伯也是终身未娶，与他的一位亲妹妹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他每逢来乐山出差、看病都要来我们家中小坐。他身材修长消瘦，留有山羊胡，长得酷似丰子恺。文革中因为他的脱党和拒周两大罪过受到残酷迫害，最后在厨房上吊自杀。
吴鹿平伯伯：与父亲同岁，他与郭沫若是小学、中学的同窗好友，郭赴日留学时，是吴在日本接的船，并事先为郭安排好了住处和学校。郭的“少年时代” 一书中，开篇的第一句就提到吴鹿平，可见他们的渊源之深。吴鹿平与父亲也是多年的挚友，他俩都曾于1954年同时赴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又都是多届乐山地区的政协委员，经常在一起开“神仙会” 。文革期间，特别是我们被抄家后，一些亲朋好友都不敢来串门，但吴伯伯依然故我，来找父亲摆“龙门阵” ，给了父亲莫大的安慰。吴鹿平在四川，特别是在乐山也是个知名人物，下面摘录一段吴伯伯的资料，聊作晚辈对先贤的缅怀和纪念。
吴鹿平（1892－1982）乐山牛华镇人，键为盐场首富吴子春长子。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主修应用化学。1919年回国，立志“实业救国”，先后在重庆等地兴办肥皂厂、胶厂、火柴厂，提炼过英胶、黄磷等。在牛华办盐井太和灶时，实施了多项技术革新，促进了制盐工艺的发展。
1952年主持自贡盐场技术工作。于1955年建成一个能生产硼、钾、溴、碘等数十种产品的化工联合企业，填补了我国不少空白。1957年被升为副总工程师兼自贡化工局副局长。同年11月到苏联考察盐业，回国后，参考美国有关资料，精心设计了自贡的“水举”设备，获国家科技成果奖。吴鹿平多次当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1982年病逝，终年91岁。
唐汉三伯伯：他是父亲的亲家，瑞琴大姐的公公，大姐夫唐士坚的父亲。唐伯伯一八八九年生于湖南宝庆府新化县大同镇（今属新邵县坪上镇）。十五岁时他通过官费留学考试，东渡日本。后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采矿冶金专业。一九一五年学成归国，先后在湖北富池口煤矿，湖南水口山锡矿、平江金矿、长沙黑铅炼厂等厂任技师长等职。后获聘长沙楚怡工业专科学校，任矿冶科主任，并兼湖南大学教职。然均很短暂，无法实现其实业报国之理想。
一九三一年，留日同学范旭东邀唐伯伯就职天津塘沽永利碱厂任值班技师。一九三五年，升任久大精盐厂总工程师。他改进制盐技术，用转筒干燥精盐，节约了燃料。一九三六年，他赴江苏连云港创办久大盐厂大浦分厂，研制成功“斜式螺旋洗盐机”，用饱和卤水逆流洗涤海盐，经转筒干燥后得“大粒精盐”，不但盐质好，且成本大大降低，为国内首创。一九三八年唐伯伯奉永利制碱公司调令入川，赴自流井（今自贡市）创办久大模范盐厂，担任厂长。自流井盐厂不到一年即顺利投产，所产井盐质量居国内之冠，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抗战。一九三九年，唐伯伯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浓缩盐卤的枝条架晒卤台，大大节约了煤炭，降低了制盐成本。一九四一年，他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多位化工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创办了“久大副产部”，尔后又在自流井凉高山建立了“恒丰灶副产部”，在贡井建立了“三一化学制品厂”，从卤水中提制硼、钾、溴、碘与碳酸镁等多种副产品。与重庆兵工厂合作生产酒精，以代替汽油，支援抗战运输。一九四三年，他组织研制成功了压盐机，将平锅粉盐压成“砖盐”，为粉盐销售开拓了新的出路。一九四五年，唐伯伯应川康盐管局邀请，前往隆昌县圣灯山利用天然气与气田卤开办盐厂，完成以瓦斯平锅制盐的创举，其后又派工程师帮助创建了年产烧碱180余吨的隆圣化学公司。抗战胜利后，他升任久大公司协理、总工程师，兼大浦、自贡两厂厂长，为工厂之恢复和发展，立下殊勋。
解放后，唐伯伯积极拥护自贡久大盐厂与政府公私合营。一九五二年，任自贡盐务局总工程师。此后连续当选为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调任国家轻工业部盐务总局工程师，兼任设计室副总工程师等职。一九六四年荣休。文革时期曾遭受迫害。一九七三年，唐伯伯辞世于南京，享年八十有四岁。
何熙曾伯伯：父亲生性内向，不善交际，在他的一生中，够得上是他朋友的人屈指可数，而在这不多的朋友中够得上莫逆之交的就只有首推何熙曾伯伯了。何伯伯与父亲同年生，但他比父亲多活了五岁，九十七岁高寿在北京驾鹤西去，治丧委员会发布了“何熙曾同志生平” ，让我们晚辈对他老人家才有了更多的了解。
何熙曾同志生平
原地质部高级工程师(技术五级)、退休干部何熙曾同志，因患心肌梗死，抢救无效，于1988年10月15日10时4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7岁。
何熙曾同志原籍福建省福州市，1892年2月4日生。1905年在当时学习日本维新图强潮流影响下，赴日就读于成城学校，后以优越成绩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采矿系。1908年在日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清政府被推翻后，又赴日继续学习，191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成为该校学士会终身会员。1915至1934年，先后开发大冶铜铁矿、闽北煤矿，并在江西安源煤矿、汕头锡矿等作技术工作。1936至1938年在南京永利公司工作，为新兴民族工业所需的硫铵寻找硫铁矿。1938至1944年在四川先后创办采煤、硫、盐等矿，炼铁、制酒精等地方小工业。探求发展地方经济之路。解放前夕赴日本、香港参观、采购，滞留香港、解放初期毅然回国。1955年到地质部参加工作，任高级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右派，下放到萍乡煤矿。
1962年退职，但此后他仍十分关心如何利用地方小水电以发展氮肥工业。 “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下身心均受到迫害和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政策。他年逾八十，仍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了自己的努力。何熙曾同志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反映了清未民初爱国的知识分子寻求实业救国的道路。
何熙曾同志参加革命工作30多年来，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大事，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为我国地质找矿，矿产开发及冶炼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何熙曾同志品德高尚、光明磊落、为人正派、生活简朴、严于律己、顾全大局，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一生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我们悼念何熙曾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工作。
1988年10月19日于北京
父亲与何伯伯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的，文革前我曾看见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一张集体照，大约有三十多人，其中就有父亲和何伯伯，因此我一直都以为何伯伯与父亲是秋田矿大的同学。何伯伯与父亲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父亲老实、木讷内向，不善交际，拙于为人处世之道，是个埋头苦干的实干家；而何伯伯精明干练，活泼外向，敢想敢干，善于交际，谙练为人处世，是个难得的管理型人才。
何伯伯以他的热情和睿智，结识了一大批朋友，仅就我知道的知名人士就有：郭沫若、候德榜(首任化工部部长)、范旭东(著名实业家，化工专家，创办了久大、永利等知名企业)、郁达夫(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等。
他们三人与父亲都是出生于1892年，而且也都是同期在日本留学。何与郭是何时相识，我不得而知，但父亲与郭沫若相识应该是在1940年代的重庆，因为我曾见过父亲与郭沫若那时在重庆的三张合映照片，其中一张还有郭的一个十多岁的儿子，而另一张的背面写有：民国××年于戴公祠。“戴公祠” 原为戴笠为蒋介石修建的别墅。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亡故，其部署在此为戴笠设灵祭祀，此后就称该处为戴公祠。因此该照片应拍于1946或1947年。这三张照片大约是1964年我带去学校而神秘失踪的，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详述。
后来的事实说明，父亲与何伯伯的长处和短处是互补的，只有相互合作才可能获得成功。他俩自1913年在日本认识后，就慢慢成为了莫逆之交，保持联络约七十年，直至1982年双方互贺九十岁生日后，因身体的原因，才渐渐失去了联系。
抗战时期何伯伯的家也曾搬到五通桥住过一段时期，我们搬到五通桥后，父亲曾多次带我去过何家。何伯伯的家在河对岸盐区医院附近一座十分别緻的小院，据说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曾短住过这里，徐悲鸿对五通桥的印象非常好，曾将它比喻为东方的威尼斯。何伯母身材修长较矮胖的何伯伯似乎要高出一些，她出身大家闰秀，毕业于京师女子大学家政系，家里佈置得十分洋气（当然是与我们的家相比）。何伯伯喜好摄影，父亲的不少照片都是他拍的。何伯伯总是西装毕挺，外出时常拿着一根拐杖，但不像绅士而是更像博士。
何伯伯有两儿一女，长子何立与次子何宇解放前我都见过，还有印象长得很高大。何宇曾留美，解放后在北京石油学院当教授。小女儿曾留学法国学生物，文革期间曾在四川简阳中科院的一个五七干校劳动，曾专程到乐山看望我的父母亲。
解放后何伯伯定居北京，在国家地质部任职工程师。何伯伯解放前一直从事的是经营和管理，在这方面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然而在解放后的体制下已无他的用武之地，他只有屈任地质部的五级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甚至降为垫底的八级，可叹！1979年3月地质部予以平反，何伯伯即将该文件拍照寄给了父亲，并在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 ，我还有幸能将它保存至今。现把内容抄录在下面。
照片正面：
关于何熙曾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
何熙曾，男，现年八十七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原地质部五级工程师。一九五七年经地质部技术司整风领导小组划为右派分子，给予降级处分，由五级工程师降为八级工程师。
对何熙曾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现结论如下：
何熙曾同志在整风反右中，对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地质工作、党群关系等问题，讲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其中有些错误。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据中央 55号文件精神，可不划为右派分子。予以改正。决定撒消一九五七年地质部技术司整风领导小组对何熙曾右派分子的结论，恢复五级工程师工资待遇。鉴于何熙曾同志年迈不能坚持工作，办理退休手续。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领取退休费。
中共国家地质总局党组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照片背面：
我要为国出力就得有钱花。
YarRee说 Time is Money
但在我则是Money is Time！
我从1957年起保持生命屈蛰了(23年) ，
现在无钱不可以。
不留给后人。
“改正结论” 是格式化的，那时获改正的右派都会摊上“其中有些错误” 的结论。莫名其妙整了人家二十多年，自己不道歉、不认错，反以“其中有些错误” 的事出有因来搪塞推卸，真是蛮不讲理、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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