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直善断 帝王之鉴——寇准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市）人。19岁进士及第，由于政绩卓著，处理政事果断干练，深得宋太宗赵炅的器重，被调入朝廷为官。后因刚直不阿，遭到同僚的诋毁，又被排斥出朝廷。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召寇准回朝。景德元年（1004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年冬天，辽军大举入侵，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大臣们多数主张迁都以避敌锋，唯独寇准力排众议，劝真宗亲临澶州前线。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御驾亲征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取得辉煌的战果。促使辽宋定立澶渊之盟，罢兵休战。由于王钦若的挑拨，寇准于景德三年罢相，到陕西等地任地方官。天禧三年（1019年）再度被起用，不久罢为太子太傅，封于莱，故世称寇莱公。后来遭到奸相丁谓的诬陷，被一再贬逐，死于衡州任上。
　　
　　一、少年英达 家境贫寒
　　
　　寇准的父亲寇相约生于五代后唐时期，在石敬瑭建立的后晋，考取了进士。当时的中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烽烟四起，人口流散，外族虎视眈眈。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记载，石敬瑭“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内有军阀纷争，外有强敌犯境，统治者积极备战，以防不测。在这种军阀相互威胁、表面安定的形势下，人们生活贫困，寇相的家庭就是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家庭之一。虽然寇相学问很好，在五代后晋开运年间（944—948年）中过进士，做过魏王府记室参军，掌管文秘一类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其后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晋就灭亡了。国之不存，功名安在？他和妻子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又经历了后汉、后周两代，进入大宋朝。眼看就要过上安定的生活，寇相也一病不起了。就在大宋建立的第二年，寇准出生了。寇准的出生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寇相看着出生的孩子，二目有神，面带聪慧之相，非常欣慰。他感到自己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就把妻子叫到床前，嘱咐妻子说：“你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才，教孩子求取功名，也好光宗耀祖。这样，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妻子哭着说道：“你放心吧，再苦再累，我也要把他培养成才。”听了妻子的话，寇相放心的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饱经战乱、颠沛流离的一生。
　　
　　寇相的去世，使寇家的生活雪上加霜，生活极度的清贫，全靠寇准的母亲织布度日。她用织的布换柴换米，自己节衣缩食，从牙缝里省出一些钱，好让小寇准吃得好一些。孩子也很争气，从小就聪明伶俐，非常招人喜欢。另外，深受书香世家影响的寇准的母亲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寇母常常于深夜一边纺纱一边给寇准讲故事，种田织布的闲暇之余，教他读书识字。当时，战乱不断，哪里能买到笔墨纸砚啊。寇母就在树上折些树枝，在外面取来些沙子铺在地上，用木板刮平，用树枝画字来教寇准。寇准学得特别快，只要一两遍就记住了。于是，平时寇准就帮助母亲干活，料理家务，干完活以后，就在地上练字。在他六岁的时候，就能自己看古书了，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母亲请教。对于古代的典籍，只要自己知道的，都讲给少年寇准听，同时母亲还教他做人的道理，讲孔子的“仁者爱人”，讲孟子的“舍生取义”，要寇准堂堂正正做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一天，母亲给寇准讲“苛政猛于虎”的故事。母亲说：“从前啊，孔子从泰山脚下经过，看到一个妇人在路边的坟前哭泣，就过去和蔼的问道：‘你怎么啦？为什么在这里哭啊？’妇人说：‘我的丈夫被老虎吃掉了，我的兄弟也被老虎吃掉了。’孔子说：‘既然这里有老虎，问什么不离开这里，搬到别的地方去呀？’那妇人说：‘因为这里没有苛酷的统治啊。’孔子感慨万千，教导学生说：‘苛酷的统治比老虎还厉害呀！’”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寇母抚摸着小寇准的头，亲切地说：“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争口气，了却你父亲的心愿，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如果能当官，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千万不要奢侈浪费，作万民唾骂的贪官。”母亲的这些教诲，寇准一一记在心中，对他后来走上仕途，爱民如子，刚正不阿，有着深远的影响。据说后来寇准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喜讯传到家里，寇准母亲正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了，临终时她将亲手画的一幅画交给身边的刘妈说：“寇准日后必定做官，如果他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寇准做了宰相以后，为庆贺自己的生日，请来了两台戏班，准备宴请群僚，刘妈认为时机已到，便把寇母的画交给他。寇准展开一看，见是一幅《寒窗课子图》，画上写着一首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这显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即撤去寿宴。此后专心料理政事，成为深得民心的一代名相。
　　
　　少年时期的寇准，也很懂事，知道母亲持家教子很不容易，因而也更加勤奋好学，从书本上学到许多知识和道理，尤其对《春秋》三传，读得烂熟，理解得很透彻，任意抽出一段都能背诵下来，而且讲得头头是道。邻居们听说寇家出了一个神童，能够背诵讲解《左传》，都来看寇准。有一个秀才自己觉得有点墨水，就向寇准问起《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寇准不慌不忙高声背诵，一字不差，众人无不称奇。秀才不服气，以为这是第一篇，可能是寇准经常诵读的缘故，就提问别的篇目，只要秀才读出篇目，寇准无不熟诵，从此更是闻名乡里。
　　
　　寇准少年早慧，才思敏捷，六岁就能做对子，人们都称他为神童。有一天 ，小寇准跟随母亲从地里干活回家，路上遇到一位老先生跟着他的学生正在谈论一副对子。上联是：鹦鹉能言难似凤。他的学生都开始试对，可是，过了好半天，也没有人能对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有几个衣着光鲜的富家子弟，对出了几个不伦不类的对子。老先生听了，频频摇头，感到不满意。这时，寇准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早已成竹在胸。就赶紧上前几步，走到老先生的近前，有礼貌的说：“老先生，我可以对吗？”老先生一惊，见是一个小孩，外表清秀，二目有神，挺招人喜爱。于是就和蔼的说：“好啊，只要你能对出来，我就收你为徒。”小寇准看着老先生，知道他在当地很有名望，只是由于家里贫穷，上不起私塾。听老先生这么一说，小寇准半信半疑的问：“此话当真？”老先生哈哈大笑：“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啊。”于是寇准朗声答道：“蜘蛛虽巧不如蚕”，众人无不露出羡慕的神情。老先生又惊又喜。连忙说：“好好好，我今天就收你为徒，这孩子才思敏捷，将来必成大器。”寇准的母亲过来千恩万谢。从此，小寇准的学业更是如虎添翼，神童的名声不胫而走。
　　
　　寇准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有不同于常人的胸襟。据说他7岁的时候，老师带着他登上华山，面对着远山红日，白云从脚下飘过，他诗兴大发，即兴吟诵了一首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诗歌既有意境，同时又气势不凡，有登高临远、压倒一切的气势。老师听了，大加赞赏。自己教过这么多的学生，还没有一个像寇准这样作诗如此大气，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此事传到乡里，人们更是对寇准刮目相看。人们都说这孩子迟早必成大器，是宰辅之材。
　　
　　二、步入仕途 初试锋芒
　　
　　寇准十九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979年，参加了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殿试的机会。
　　
　　宋代的科举考试为三级考试制。在原唐代解试、省试两级考试外，增设殿试，由皇帝亲自主考。殿试合格者，按五等三甲授予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等身分，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另外，唐代重诗赋，宋代则重策论、经义。策就是针对现实，结合朝政，提出问题并作回答；论则从经史中出题，展开议论；经义则是以经书中的句、段为题，阐发其精神义理。目的是为了寻找真正的能够治国安邦的人。
　　
　　按以往的经验，宋太宗面试的时候，往往要把年龄较小的考生黜落。年龄较小的考生可能只有才华而缺少社会经验，不能委以重任。这时候，有人给寇准出主意，让他把年龄报的大一些，这样就有更大的考取的把握。谁知寇准却正色说道：“我刚刚踏上仕进之路，读的是圣贤之书，怎能欺君呢？这不是明知故犯，大逆不道吗？”那个人惭愧的无地自容，知趣的走开了。
　　
　　殿试那一天终于来了。在那些参加殿试的举子中，寇准是年龄最小的，但他如实通报了自己的年龄。太宗听了就是一惊，小小年纪就能过关斩将，来参加殿试，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就让他做一诗、一赋、一论共三题，没想到寇准当场作论竟然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联系现实，引经据典，切中时弊，颇有见地。吟诗作赋挥笔而就，真可谓有“七步之才”，太宗不由得暗暗称奇，于是就破例录取了寇准。
　　
　　从此，寇准走上了仕途。先是被授予大理评事之职，一年后在归州巴东县做了县令。这一干就是三年，巴东向来以地处荒远著称。郦道元的《水经注》上说：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足可见边地的荒凉。当时，巴东地处峡中，偏僻闭塞，经济十分落后。据以后来此游玩的陆游的记载，此地“江山雄丽，大胜秭归。但井邑极于萧条，邑中才百余户”，县衙以下全是茅草屋，“了无片瓦”。在追逐官爵的当时，竟没多少人愿意来此做官，县令的职位常常空缺两、三年都无人肯来补上（见陆游《入蜀记》）。寇准春日登搂望远，举目四顾，但见峡江幽远，野水孤舟，荒村炊烟，古寺莺啼，写下“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的诗句，暗示了当时民生凋敝，百业萧条的境况。有时他也动摇过。“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春日登楼怀归》）。乡思触动，怀念起那遥远的渭河边的家乡来。在一个秋日的傍晚，他独自登临一个小驿亭远望，景色虽然秀丽，却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想起死去的父亲，想起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自己身处异乡，宦游在外，家乡的母亲可好。他久久地凝望，直到峡谷被夜气所暗淡，“迟迟未回首，深谷暗寒烟”（《巴东县秋日晚望》），描写了寇准独自遥望家乡的情景。
　　
　　在这远离家乡的巴东，虽然在诗歌中有意无意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时不时的有一种落寞的情绪萦绕心头，但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寇准在现实中还是有一番作为的。新上任的年轻人，踌躇满志。自己学的治国安邦之道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他勤奋工作，爱民如子，经常下乡视察，注重民风教化，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很短的时间内，直把巴东县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风淳朴。寇准取得了良好的政绩，也为自己赢得了清官的美名。据《巴东县志》记载：“（寇准）在县日，人皆以寇巴东呼之”。堂堂县令，竟被人们亲切地叫做“寇巴东”，由此可见，他与当地老百姓的亲密关系。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是少见的。
　　
　　寇准治理巴东的时候，主要讲究“恩”和“信”。遇到家庭困难的人，寇准总是从自己的俸禄里拿一些钱接济他们，而自己却过着节俭的生活。有一次，上司派来的差官来到寇准的县衙，竟然连个像样的茶壶都没有，桌凳也都是破破烂烂。差官们以前都是接受了本地官员款待之后才离开，见寇准工作的巴东县竟然是这种情景，办完事就立刻返回了。现在，人们发现了巴东寇准工作过地方的遗址，确实条件很差。另外，寇准还注重“信”字。如果说那一天收赋税，谁也不准拖延，违者必然追究责任。办事一丝不苟，从不马虎。当然，寇准知道当地人们生活贫困，不容易，经常上奏灾情，要求减免赋税。他从不为了自己的政绩而谎报收成，置百姓生活于不顾。所以，每到征收税赋、征发徭役的时候，根本不用贴出公告和命令，当然更不用挨家挨户地去征去抢了，只要把该交赋税的名单和数量贴在县衙门口，百姓们没有敢超过期限的。
　　
　　当寇准离任进京的时候，百姓们依依不舍，洒泪相送，当时的情景真是万人空巷。寇准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观音在世，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寇准曾在自己的住处栽了两棵柏树，他离开巴东以后，人们想念他的时候，常来这里看看柏树。人们后来为这两棵柏树取了个名字，叫做“莱公柏” 。
　　
　　他不但政绩卓著，而且自编《巴东集》，录诗一百五十六首。在巴东县城背后的金字山下，有一座造型古朴的亭子，为双层飞檐阁搂，内外有四根两人合抱的红柱支撑。飞檐的四角，精雕细刻四条金龙，这就是秋风亭，寇准所建。伫立亭中向周围望去，但见山川野云，苍远辽阔；江水奔腾，滚滚涛涛；远处的群山，近处的梯田，尽收眼底。寇准修建秋风亭，表达了他对巴东乡土的热爱，同时这亭子也是他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和吟诗作赋的地方。由于古亭掩映于万绿丛中，故而显得格外突出。游客到了巴东港，一眼即可看见。寇准曾在这里做了一首《春日登楼怀归》，其诗曰：“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蔼，古寺语留莺。花木遥清渭，沉思忽有惊。”一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使其名扬天下。这是他化用的韦应物的句子，有人据此推断说：“寇准将来必是经国之才”。后来苏轼曾到过这里，他有诗说：“莱公昔未遇，寂寞在巴东。闻道山中树，独余手种松。”感慨寇准被大材小用，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寇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才能，受到太宗的赏识，官职屡屡升迁。
　　
　　三、直言敢谏  忠智两全
　　
　　寇准做人讲究“直”，做事讲究“智”，事君讲究“忠”。有一次，太宗召集百官议论朝政，议论关于抗击契丹的事，大多数发言平庸，无关痛痒。有的认为现在没有战事，不必到边境多派军队。有的说大宋兵多将广，威名远镇，契丹不敢轻易出兵。唯有寇准，慷慨陈词，痛陈厉害，深深打动了太宗。他说：“契丹之所以按兵不动，与我们相安无事，并不是因为契丹没有南下之心，而是他们现在刚刚统一北方，立足未稳，力量不足。不久以后，等到时机成熟，定会率军南下，争我大宋江山。为今之计，只有扩军备战，派精兵良将驻守要塞，才是上策。”寇准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太宗深为感佩。从此，太宗对寇准就更加器重了。但是，并不是每一次寇准的讲话都能让皇帝满意，言听计从。有一次，太宗召他上殿议事，他说话过于坦率，不讲分寸。太宗想在京城北部修一处宫殿，事情刚刚提出来，准备议一下。寇准不由别人讲话，出班上奏：“以前，纣王修建露台而亡国；秦始皇修建阿旁宫传二世而亡国；隋炀帝开凿运河游玩而亡国。希望您收回成命，不做亡国之君。”他把宋太宗比作历代的昏君、亡国之君，不留一点面子。这一下可激怒了太宗。太宗忍着怒气拂袖而起，这就要下朝回宫，寇准竟紧跑几步，上前拉住皇帝的衣襟，再次请皇帝归坐，对皇帝说：“您让我把话说完，再回宫也不迟。不然陛下就没有机会听到臣的忠言了，就会贻误大事啊！”太宗皇帝被寇准的忠直精神和胆识所感动，就放弃了修建宫殿的计划。他感慨地说：“朕得到你寇准，就好像唐太宗李世民得到魏征一样啊！”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面无惧色，神态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没有今日的灾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于他，而是改为笑容。原因就是他欣赏魏征的直言敢谏。他曾评价魏征说：“魏征以前是我的冤家对头，但他无论干什么事都很尽心，这一点值得称道。我之所以用他，就因为他敢于犯颜直谏，指出我的短处。”唐太宗把魏征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股肱之臣，地位之高，人君之看重，前无古人。他说：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如今，宋太宗给了寇准这样高的评价，也预示着寇准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
　　
　　寇准性格刚直，但并不鲁莽，办事讲究策略，足智多谋。太宗有一些自己迟疑不决的事总要找寇准商量。楚王赵元佐是宋太宗的嫡长子，性情暴躁，武艺高强。《宋史》载：楚王赵元佐自幼聪明机警，有王者风范，深得太宗欢心。太宗曾经说：“我死之后，大宋就靠这孩子了。”赵元佐长大以后，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做事果断，智勇双全，无人能比。太宗认为，元佐实在是接替自己帝位的理想人选，于是就立为太子。但是，后来元佐因为援救赵廷美（太宗的弟弟）失败，精神受了刺激，性情变得很残忍。左右的人稍有过失，就用箭射杀或者其他种种酷刑。太宗屡次教训他都不悔改，并且有时故意抗旨。重阳节时，太宗宴请诸王，赵元佐借口生病才好而不参加，半夜又忽然发怒，把侍妾关闭在宫中，并纵火焚宫。太宗很生气，打算废除他太子的身份，但太子有自己的军队，又骁勇善战，打起仗来，恐怕引起内乱，伤及无辜。寇准那时正在郓州任通判，太宗特别从郓州把他找来，对他说：“找你来和朕一起商议一件大事，太子所作所为让朕太失望了，他将来如果登上帝位不是祸国殃民、断送江山吗？朕想废掉他，又怕他有兵，而且它武艺强，擅长带兵打仗。他如果趁机作乱，怕局面不好收拾。现在废他又没有理由，你说如何是好？”寇准思索了片刻，想了一个主意，说：“您选一个日子，命令太子代替您去祭祀，太子的左右侍从也都让跟着去。陛下再趁机派人去搜查东宫，若果真有不法的证物，等太子回来再当着他的面公布出来。如此罪证确凿，要废太子，只须派个黄门侍郎宣布一下就行了，您还担心什么呢？”太宗说：“太好了，真是妙计。”于是，太宗就采用寇准的计策。等太子离去后，派人进入东宫。果然搜得一些残酷的刑具，包括有挖眼、挑筋、割舌等刑具。太子回来后，太宗命人当场展示出来，宣布废除太子和废除的理由。太子无话可说，于是就被废了。
　　
　　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是明哲保身之徒，立刻把灾害的原因全推到天数上，这样，皇帝就完全没有责任了，皇帝听了自然不会反感。而寇准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其实，寇准早就掌握了一桩受贿案，想借此机会奏上一本。宋太宗在处理赃官王淮时，其受贿的赃款至千万两，本当杀头，但因为他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只作了杖一百、降职的处分。而另外一个犯官，祖吉却被杀掉了。
　　
　　王沔是太平兴国初年（976年）中的进士。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王沔得到宋太宗的召见，因政绩显著，屡屡升迁。太平兴国八年（783年）春，与宋白、贾黄中同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每次在太宗面前读所试进士辞赋，皆“音吐明畅”，所以被他读了卷子的人多中高第。后来，又历任枢密副使等职，深得太宗赏识。当初，王沔罢官回到老家，朝廷中有事牵连到王沔，有人在太宗面前奏了一本。太宗说：“王沔做事明断敏杰，此事与他无关。”奏本的人自知没趣，惭愧地退到一旁。由此看来，太宗对王沔有些偏爱。他的弟弟东窗事发以后，王沔百般袒护、上下疏通，终于救了弟弟一命。太宗知道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好让王沔蒙混过关。寇准知道了以后，知道这是皇帝碍于王沔的面子，不好意思做得太绝。寇准觉得这太不公平，并且堂堂朝廷这样做事，岂不是坏了法度。
　　
　　本来，从建隆二年（961年）起，至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处决贪官赃吏，仅明载《宋史·太祖本纪》的就有十五人之多，手腕还比较强硬。到了太宗，对贪官仍然采取高压政策，继续斩杀贪官赃吏。但后来这桩案子，由于涉及到自己的亲近大臣王沔，太宗想放他一马。寇准担心，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这样下去，就会纵容贪污受贿，对江山社稷不利。
　　
　　今天寇准借此机会奏上一本，说天有灾害是由于赏罚不公，这是上天的震怒与警示。其实寇准才不信那一套呢，他不过想借这个话题引出那桩受贿案。宋太宗听后，非常生气，转身走入内室。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还没有糊涂到家。当他气消了以后，觉得寇准用意是好的，也是为了赵家江山着想。于是就把寇准一个人召进来，问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准回答说：“请将二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最后说：“王淮、祖吉身为朝廷命官，不思报效朝廷，吃着朝廷俸禄尚不满足，又贪得无厌，一年贪污受贿超过一百万两，按律当斩。但是，只斩了祖吉一人，众人不服。王淮是王沔的兄弟。王沔竟然为私情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为他的兄弟说情，最后只打了一百杖，官职也只是降了一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公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准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预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准虽然只是个左谏议大夫，但它可以参知政事，因此也参与高层决策。太宗虽然有时也不满寇准的直率，但很欣赏他的精明能干。太宗曾对宰相吕蒙正说：“寇准遇到大事的时候敏捷明断，现在再提拔他，想必更加尽心。”于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不过，当时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个个老谋深算，宦海沉浮，你升我降。当时吕端为右谏议大夫，有功也不居功。在皇帝面前说话，首先检讨自己的错误，深得太宗的信任。吕端作为右谏议大夫本来跟寇准平级，却请求在寇准之下。后来，太宗命吕端为左谏议大夫，居于寇准之上。
　　
　　四、贤能见妒 宦海沉浮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太过出色了，也会招来别人眼红。处在官场之中，也难免有是非纷争。寇准是一代治国能臣，立朝有本末，做事有原则。而他的同事枢密院副使张逊工于心计、做事小心谨慎，他的升迁完全是靠攀附权贵、玩弄权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因此寇准很讨厌他，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只要他在太宗面前说一句话，寇准就驳斥他，弄得他很没面子，便因此而怀恨在心。有一天，寇准和温仲舒在一起骑马并行，不知道是有人故意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突然，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蓬头垢面，大呼小叫的从道旁跑过来，迎着寇准的马头高喊“万岁”。这下可坏了，在封建时代，朝廷最忌讳这个，这可是谋反哪！就是玩笑也开不得，轻则入狱，重则杀头。这时张逊正在回家的路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暗自高兴，心想：这一下我可要置你于死地了，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他正好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宾，官至左金吾，专管皇城的安全。张逊就唆使王宾奏寇准一本。王宾是个武人，就爽快地答应了。在大殿上，王宾花言巧语，添油加醋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攻击寇准不遗余力。寇准大呼冤枉，就让温仲舒为自己作证，请万岁明断。张逊哪里能容，他凭着事实已经发生，证据确凿，厉声质问寇准，不准他有发言的机会。寇准据理力争，说张逊栽赃陷害。于是两个人就在朝堂之上，你一言我一语，争吵了起来，互不相让。一时难以分清谁是谁非，场面非常尴尬。太宗大怒，认为有失体统。既然分不清谁是谁非，干脆就各打五十。把两个人全都贬官降职。寇准被贬到青州做知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
　　
　　其实，太宗心里很明白寇准的为人，决不会犯下忤逆之事。但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也是覆水难收，只好如此了。寇准走了以后，朝堂之上缺了一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剩下的多是唯唯诺诺之辈。皇帝少了“一面镜子”，经常长吁短叹，闷闷不乐。经常在大臣面前提起寇准：“你们知道寇准的消息吗？他在青州高兴不高兴啊？他过得怎么样啊？”过了几天，就再问几遍，时时如此。左右大臣揣摩圣意，知道太宗有再次起用寇准的意思。但他们可不想让寇准回来，于是就说道：“您天天思念寇准，我们听说寇准可是每天纵情喝酒，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思念陛下。”太宗知道寇准刚直的个性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就沉默不语，只是对寇准的思念日益加深。到了第二年，找了一个理由，召寇准回京，官拜参知政事。
　　
　　寇准是太宗的智囊，遇大事总要找寇准商量。太子赵元佐被废以后，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光义以皇弟身分继承皇位，并且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太宗的长子元佐被废，次子元僖暴死，储位空缺，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至道元年（995年），冯拯、黄裳和王世则等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谈立储这样的大事。再说立元僖也不是太宗的本意，不立他吧，长子废后，按次序该是次子。太宗正举棋不定，心中烦闷，大臣参奏，说立也不是，不立也不是，就非常恼火，太宗一怒之下，冯拯被贬知端州。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立皇储的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脚病，让寇准看过病情之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寇准回答说：“我是被贬之人，不待召见是不能回京的。”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便向寇准问起立皇储的事。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 襄王赵恒，是太宗的第三个儿子。寇准心中有数，揣摩圣意，知道太宗始终想立赵恒为太子，只是顾虑到朝野的议论，才不便开口，迟疑未决。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太子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于是转忧为喜。回宫以后，立刻摆宴庆贺，赏寇准对饮，寇准也不推辞，喝了个尽兴才回府。此后太宗更加倚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通天犀，太宗命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至此，寇准得到的荣耀可谓是人臣之极。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盛极必衰也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寇准如此受太宗器重，炙手可热，怎能不引起别人的眼红，招来非议呢？一年，太宗在南郊立祠祭祀。无论在中央为官，还是在地方为官，依次进用。恰好是寇准平时喜欢的人大多得到了台省级的要职，寇准厌恶的或寇准不认识的就很少升迁。这给想攻击他的人留下了口实，彭惟节与寇准关系好，但官位一直都在虞部员外郎冯拯之下，后来寇准提拔他任屯田员外郎。有一次冯拯写奏章时，还像以前一样把彭惟节列在了自己的后面，寇准看后大怒，当众遣责他扰乱朝制，致使冯拯恼羞成怒，在朝堂之上指责寇准专权揽政，结党营私，官员的升降，全凭自己的好恶。其他的一些平时对寇准有意见的人，也乘机上奏，说目前把持朝政的要员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所荐。吕端属于有德而应该晋升，张洎则属于能曲意逢迎寇准，李昌龄胆小怕事，不敢与寇准对抗。所以寇准任意进退官员，独霸朝纲，乱了朝廷的规矩。太宗听说以后大怒，把吕端等人召来训话。吕端解释说：“寇准性情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我如果跟他争执，怕有失体统。臣懦弱无能，望皇上降罪。”太宗听后，大怒，又把寇准召来，问冯拯的事是怎么回事。还没责备他几句，他就自辩不止。太宗说：“如此在朝堂上辩论不止，有失你作为一个宰相的身份。”寇准不听，还是反复辩解，坚持己见。太宗叹道：“鼠雀尚知人意，而你怎么这样不识大体呢！”于是又罢去寇准的宰相之职，贬到邓州去了。
　　
　　转眼到了宋真宗即位的时候。新皇登基，必然要大赦天下，以安抚收买民心。同时也选拔一部分有能力的官吏充实朝纲。寇准与真宗素无怨怼，真宗当初立为太子的时候得到寇准的支持，并表示祝贺，与先皇痛饮，大醉而归。所以，真宗即位以后，寇准不久即得到了升迁，任尚书工部侍郎。后来，又出任地方官，去凤翔做知府，治理一方百姓。当然，寇准又以出众的才能，刚直的个性，方正的为人，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一致称赞。有一年，真宗巡察民情来到大名府，听说寇准在民间声望很高，爱民如子，断案如神。就把寇准召到行在，也就是真宗临时办公下榻的地方，真宗问及当地的政事民情，寇准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而且很有政治眼光。真宗很满意，就调寇准进京并且权知开封府。开封府掌管京师的民政、司法、捕盗捉贼、赋役、户口等政务。历来以公正无私闻名。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钦宗赵桓三位皇帝登基前均曾执政于开封府；寇准、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苏颂、蔡襄、宗泽等一批杰出的宋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及军事家均曾先后主事开封府。他们公正廉洁、不畏权贵，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在宋代，平民有冤无处申的时候，往往想到开封府。因此，这次让寇准权知开封府，既是对寇准的磨练，以期有更大的作为，更是对寇准的信任。寇准到任以后继续发扬自己的长处，捕盗抓贼，办案如神，公正廉明，被人誉为“寇青天”。咸平六年（1003年），又升迁到兵部做三司使。
　　
　　对三司制度的改革，又一次显示了寇准的经世才能。当初，三司中每司设置一名使官，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彼此自成体系，各不相干。主要工作是催促上交税务。但是作为朝廷，它是一个整体，是一盘棋，常常是这儿缺那儿余，或者这儿出那儿进，就是财务体系不协调。因此，各自为政，动辄相矛盾。有时实在没法解决了，还得麻烦皇帝亲自解决。有时，两个单位发的文件不一致，让下属机构无所适从。他们各执一词，皇帝也无法解决。吏部侍郎陈恕为尚书左丞、开封知府。曾经在三司工作十几年，对于其中的不妥之处，也进行了不少的改革，当他离任的时候，向皇帝举荐寇准做三司使。当寇准做了三司使以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自己统领全局，其余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各设一名副使。并且把所有的规章制度，从新审核修订，报请皇帝批准。从此以后，三司事务井井有条，这个制度和体例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真宗看到，寇准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放到哪里，都做得很出色。从县令到知府，从刑部到三司，每到一处，都颇有政绩。问起国家大事，总有独到的见解，此人可以大用。其实真宗早就有让寇准做参知政事的想法，只是有一点让真宗不放心，那就是寇准太过刚直，恐怕难以独自担当这样的重任。不做参知政事吧，又可惜了这个人才。景德元年（1004年），真宗终于让毕士安作了参知政事，一个月以后，寇准做了集贤殿大学士，职位在毕士安之下。
　　
　　五、澶渊退敌 青史留名
　　
　　赵宋王朝是在兵变的情况下建立的。他怕有朝一日，大臣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取得政权。北宋的前两个皇帝太祖、太宗均把外族入侵视为“盱腋之患”，而把人民“谋反”和军事政变，看作“心腹之患”。就千方百计的巩固自己的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说得很清楚，大意是说如果有一天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也会做皇帝的。于是为这些开国功臣多买良田美宅，让他们交出兵权，永绝后患。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重用文人，抑制武夫。派兵驻守主要城市，交通要道以镇压内乱等等。但是，边境驻兵却很少。因此，边患不断，宋朝皇帝也一味的求和苟安，对外表现得非常软弱。
　　
　　公元1004年，契丹老是骚扰北宋边境。经常以小股部队往返试探，受到轻微的阻击就马上缩回去，没有摆开决战的架势。消息传到京成里，群臣议论纷纷，揣摸不透契丹的用意。唯有寇准胸有成竹地说：“这是在挑衅，也是在试探，他们虎视中原，一直想过来掠夺，可又担心力量达不到，所以用小股人马试探虚实，看看大宋的反映。所以，请积极备战，以精锐部队守住边塞要隘。以防万一。”公元1004年冬天，契丹人果然大举进犯，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告急文书急如星火，报道了京城。众人慌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就连真宗皇帝也六神无主，苦无退敌之策。只有寇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饮酒喝茶、谈笑风生。这事很快就传到真宗的耳朵里。真宗问他，契丹人大举进犯，你怎么一点也不惊慌？难道你有退敌之策吗？寇准却轻描淡写地说：“陛下您要解决这件事情，只需要五天就够了。只要您能御驾亲征，必然能鼓舞士气，敌兵固然闻风丧胆，这样大事可成，敌兵可退。”真宗感到为难，就想进入内室。当时，不是真宗不想以武力抗击大辽，实在是国力空虚，心里没有底气。契丹人善于骑射，作战勇猛，经过这几年的休养生息，统一北方，建立大辽。如今兵强马壮，就挥师南下，要灭大宋。真宗举棋不定，心中烦闷，就想回到后宫，以后再说。这时寇准跪下苦谏：“如果陛下进入内室，臣就见不到你了，就会耽误国家大事，请留步。”于是寇准痛陈利害：“现在，大宋地处中原，国富兵强，有足够的实力抗击辽人。辽人杀我子民，掠我财物，宋人恨之入骨，同仇敌忾。出兵抗辽，是民心所向。辽兵虽然彪悍善战，然而劳师远征，必然人困马乏，我军以逸待劳，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陛下御驾亲征，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必会一战告捷。如果陛下远避东南，则失去民心，军心涣散。辽人乘虚而入，大宋江山岌岌可危。望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御驾亲征，则敌兵可退，大宋无危矣。”真宗听了，很受触动。于是第二天就把御驾亲征的事提到朝堂上进行庭议。哪里知道，除寇准之外，基本没有赞成御驾亲征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就请真宗到金陵暂避。陈尧叟，是蜀人，就请真宗到成都暂避。真宗问寇准，寇准心知二人心中的小算盘，他们不想让真宗冒险，到自己的家乡躲避，是在献媚邀功。但他假装不知道。继续说道：“谁让陛下躲避退缩，应该处斩。如今陛下神武盖世，文臣武将团结一心。如果您能御驾亲征，敌兵必然闻风丧胆，一战即溃。就算不御驾亲征的话，既可以出奇兵以制胜，也可以以逸待劳。那里用得着逃跑啊？”寇准的一番慷慨陈词，让真宗下定了亲征的决心。
　　
　　到了南城，群臣请真宗留步，在这里坐镇就可以了。理由是，皇帝是万乘之尊，作臣子的应该在前敌效命，不能让皇帝冒险，不然就是不忠。寇准力排众议，坚持要让真宗过河与敌兵直接对阵，说：“陛下如果不渡河，就不能助长我们的士气，也不能威慑敌人的士气，这不是取胜之道。况且王超领劲兵驻扎在中山守着要道，李继隆、石保吉在两翼威胁其左右，我们四方的援兵正在加紧赶来，为什么还迟疑不进兵呢？”众人争执不下、议论纷纷，久久不能决定下来。寇准心中烦闷，正在这时，遇到了太尉高琼。在宋朝，太尉主管军事。于是就问：“您世受皇恩，现在准备怎样报效朝廷？”高琼郑重的回答道：“我乃一介武夫，当效命疆场，马革裹尸而归，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寇准听了很受感动，有此忠臣良将，何愁敌兵不退呀。就和高琼计议道：“现在皇上怕敌强我弱，我军士气不振，冒然过河，会带来杀身之祸，因此迟疑不决。高太尉既然能有以死报国的决心，何不与我进见皇上，当面表明你的决心，让皇上了解属下的士气，坚定他的必胜的信心呢。”高琼说：“就依丞相。”于是寇准带领高琼进见真宗。寇准一身正气，厉声说道：“前者，我力主陛下过河，是因为陛下亲征，鼓舞了士气，我军必胜。陛下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何不问武将，看他们士气如何。”真宗问高琼，高琼上奏：“高琼深受皇恩，如今国家有难，愿以死相报。”真宗看到有这样的大臣，心中很是宽慰，于是决定起驾渡河。寇准说：“这时候，士气正盛，应该马上起驾。”高琼指挥武士推辇进帐，请皇帝登上龙辇，浩浩荡荡护驾过河。这时，远远近近的士兵、平民，看到黄色的御盖，全部欢呼雀跃，像海啸一般，在几十里之外都能听到欢呼声，士气空前的高涨。契丹士兵耳闻目见这种声势，吓得目瞪口呆，乱了阵脚。当时，真宗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寇准，准其临机专断。这时，约有数千敌军向城门逼近。寇准下令，全力出击。就见士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势如猛虎，扑向敌军。就在城门前面，双方展开了激战。直杀了个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敌军伤亡惨重，大半被斩或被捕，其余的狼狈逃窜。宋军大获全胜。
　　
　　真宗得胜回宫休息，留寇准在城上镇守。这一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也见识了辽兵的凶猛。现在，他们一定在调整兵力，组织力量反扑。因此真宗有些忧心忡忡。他暗地派人探察寇准的动向，看他做些什么。有人回报，寇准正在和杨亿喝酒取乐，相互逗笑，歌唱欢呼，全然不像大敌当前的样子。真宗大喜，心中稍稍有了些安慰：“寇准能这样临危不乱，我还担心什么呢。”后来又相持了十来天。这一天，契丹统帅挞览督战，被宋军射死。这一下，辽国军中好几天没有动静。这一天，敌军中秘密派出人来，要求讲和。寇准断然拒绝：“辽人屡次犯我边境，杀人掠货，无恶不作。现在作战失利了，就要讲和，决不能答应。”真宗实在不愿意再打了，如果不是主帅被射死，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还是见好就收吧。寇准见真宗都无心恋战了，自己也不再坚持。他对真宗说，讲和可以，不过契丹要割地、称臣。真宗觉得我们勉强胜了一次，这样的条件辽国哪能答应啊。对寇准的坚持有点恼火。后来有些人诬陷寇准拥兵自重，对抗朝廷。寇准不得已，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真宗派曹利用前去议和，并告诉他议和的底线：“一百万两银子以下，都可以答应他们。”寇准虽然放弃坚持，总感到于心不甘。他把曹利用召到自己的帐中，警告他说：“虽然真宗有旨意，你如果答应它们超过三十万两，我一定要斩你的人头。”曹利用到敌军中，果然以三十万两盟约而还。曹利用被寇准这样训斥，虽不敢顶撞，却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平时，寇准也看不起武将出身的曹利用。曾经公开表示对曹利的轻蔑：“你只是一个武夫，你那里了解国家的大体？”弄得曹利用很没面子。后来他和丁谓一起，同流合污，陷害寇准，恐怕也是为了报今日之仇。
　　
　　六、泰极否来 名高见妒
　　
　　自从澶渊退敌以后，寇准颇为得意，以为自己立下了首功一件。即使是真宗也因寇准退敌有功而另眼看待。为此，也引起了一些大臣的妒嫉。尤其是参知政事王钦若，澶渊之盟时，王钦若向真宗进言避祸江南，被寇准严词拒绝，并说：“谁为陛下划此策者，罪可诛也。”王钦若知道此时真宗信任寇准，自己斗不过他，此时留在朝廷恐怕会对自己不利，就主动要求出知大名府。待时机成熟，以图东山再起。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将王钦若调回朝廷，寇准却另设了资政殿学士的头衔给王钦若，实际上是剥夺了他参政的机会。王钦若原来的权力被剥夺，对寇准结怨更深。现在，自己的冤家对头春风得意，更使王钦若心理不平衡，总想寻找机会说一些寇准的坏话。
　　
　　有一天，朝臣又在一起合议军国大事，寇准有事先行告退，真宗以敬佩的目光目送寇准远去。王钦若看在眼里，再也压抑不住对寇准的妒意，他稳定了一下情绪以平静的语调说：“您对寇准如此的敬重，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说：“对呀，难道不是吗？”王若钦说：“臣不这么认为，澶渊那一仗，陛下不以为是耻辱吗，而认为寇准有社稷之功，这是为什么呢？”真宗听了一惊，急忙问：“为什么打了胜仗倒是耻辱呢？”王钦若说：“澶渊的盟约，是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在《春秋》中，是耻辱的代名词。您以一国的万乘之尊倒与敌人有城下之盟，再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真宗听了，有些沮丧。宋朝的皇帝一直以正统自居，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契丹则是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没有想过跟他们平起平坐，骨子里是想着一统华夏。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统一南方之后，曾出兵北方，于六月灭北汉，其后继续北上，是其明证。王钦若用《春秋》中的“城下之盟”比喻“澶渊之盟”，又勾起了真宗皇帝的尊严，真的以为那是耻辱了。王钦若见真宗有所动心，乘机接着说道：“陛下您听说过赌博吗？那个快要输光的赌徒，把所有的钱都压在一把上，这叫孤注。陛下您就是寇准的孤注啊！那也太危险了。”真宗想想当时的情景，也有点后怕，如果不是偶然把敌人的主帅射死，这仗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自己也冒着生命危险啊。从此以后，对寇准的态度也慢慢冷淡了下来。景德三年（1006年），寇准被排挤出京到陕州做知州，接替寇准的是王旦。真宗对王旦说：“寇准经常封官许愿，收买人心，你应该多加注意啊。”从这里可以看出，真宗对寇准的态度急转直下。如果不是奸佞小人经常挑拨，怎么会这样啊。
　　
　　王旦与寇准过从甚密，与王钦若也是势不两立。他的上台自然使王钦若在还没有高兴完的时候又被泼了一盆冷水。王钦若这个时候是参知政事，一直想登上相位，但是因为王旦一派的坚决阻止与斗争。王钦若一直未能如愿。直到王旦死去，王钦若才登上相位。
　　
　　王旦为人坦荡，但很谨慎。从来不敢像寇准一样违逆皇帝的意思。他知道真宗已经对寇准有偏见，有时也顺着真宗的意思批评寇准。他说：“寇准喜欢别人记着他的恩惠，又要别人畏惧他，这都是大臣所避讳的，寇准却唯独喜欢这样，这是他的短处。”从史书上看，王旦的老好人主义太严重，不该唯心的批评好友。但他的批评都是表面的皮毛，权宜之计。后来终于借天书事件把寇准拉回朝中。
　　
　　当初澶渊会战时，初战告捷，真宗无心再战，于是与辽言和，签订了和约，每年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为此，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打了胜仗倒要赔款赔物，天下哪有这个道理。真宗为了平息朝野人士不平的情绪，接受副宰相王钦若的建议，决定伪造“天书”，欺骗视听。
　　
　　　　为了防止别人戳穿这件事，真宗找了一个内庭侍卫名叫周怀政，来诈言天书降临。周怀政，是一个见识短浅、凡俗平庸的人。他酷信妖魔邪术这一套。是真宗的亲信，而且有很多人追随。当初，有一个叫硃能的人，本是单州团练使田敏的家奴，性情凶残狡猾，他贿赂怀政的亲信，求见上怀政一面。用神怪事吓唬怀政。怀政既害怕又迷惑不解。就帮助硃能当上了御药使、阶州刺史。不久，硃能在终南山修道观，与刘益等人伪造天书，托神灵之口说国家兴衰祸福，或评价大臣的得失功过。当时寇准被贬出京，镇守永兴，硃能当上了巡检。真宗指使怀政联合硃能诈言天书降临。说：“与辽和好是上天的旨意。”然后再找一人上奏朝廷，真宗再封禅泰山，以谢天恩。
　　
　　找谁上奏呢？真宗苦苦思索，永兴一带，寇准最合适。一是寇准在那里镇守，二是寇准很有威望，由他上奏民众信服。不过寇准那个直脾气，他肯上奏吗。于是真宗召来亲信大臣王钦若商量此事。王钦若说：“寇准向来不信天书，如果能让他上奏，老百姓必然信服。”于是，真宗就让周使怀政通知寇准。起初，寇准不肯。他的女婿王曙给寇准写信做寇准的思想工作，寇准才勉强答应。当月，寇准启奏有天书降临在乾祐山中。
　　
　　寇准上奏以后，朝野上下半信半疑。真宗也顾不了许多了，就命起驾去泰山封禅。这时也有正直的大臣向皇帝上疏：“天道是不会说话的，君主做得好了，直接就有福报；君主做得不好，则有灾异发生。哪里有什么天书啊。”河阳知府孙奭也上疏说：“硃能是奸巧的小人，陛下却相信他，全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天连话都不会说，哪有什么书啊？天下人都知道硃能的所作所为，难道唯独陛下一个人不知道吗？请斩硃能，以谢天下。”真宗明知道怎么回事，哪能斩硃能呢。不过，他心里有鬼，也没有加罪于孙奭。
　　
　　天书事件是否已经瞒过了朝野上下呢，宋真宗对此内心十分不安。宰相王旦心如明镜，也不好意思当面揭穿。过了几天，真宗请王旦喝酒，真宗问王旦：“天降祥瑞，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丞相怎么看呢？”聪明的王旦含糊其辞：“或许是有吧，这事谁能说得清呢。” 他又借机向真宗提起了寇准的事：“寇准在澶渊退敌，威望很高。陛下应再把他调进朝廷才是啊。”真宗这时也想起了寇准的种种好处，再说这么倔强的寇准在天书事件上也比较配合，还真给面子。况且，要想王旦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就得给他点好处，答应他的要求。就这样，寇准入京。天禧二年（1018年），官拜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升至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七、泄密遭贬 客死异乡
　　
　　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已经病重，大权实际落在了刘太后手中。刘太后派人以看护真宗为名，实际上已经把后宫控制了起来，到处是刘太后的亲信和眼线。任何探视真宗的大臣，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刘太后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寇准在探视真宗病情的时候，看到真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面容憔悴，不由得掉下泪来。虽然以前几次被贬，但真宗对寇准始终是信任的，寇准也清楚这一点。当真宗清醒的时候，看到寇准在这里，强打精神，用虚弱的声音说道：“寇爱卿啊，你终于看我来了，你不会记恨我吧。”寇准赶紧跪倒施礼：“陛下，臣身受皇恩，蒙皇上信任，才有今天，就是叫臣去死也没有半句怨言，哪里敢记恨陛下。”“我知道你的忠心，也知道你虽然倔强了一点，但每遇到大事，你总是能为朕分忧。现在，我恐怕不行了，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今后的江山社稷呀。”寇准向上叩头：“皇太子是众望所归，希望您传位于太子。并且选择品行方正的大臣辅佐他。”真宗说：“这个我已经想好了，你说谁可以做辅政大臣呢？”寇准说：“丁谓、钱惟演是奸佞的小人，不可以辅佐少主。杨亿、李迪等人品行端正，有经国之才，可当此大任。”真宗认为寇准说的有道理，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就示意他可以照此行事。于是寇准密令杨亿草拟奏章，请太子监国，而且让杨亿辅政。谁知道，他们密谋的事不久就传到刘太后的耳朵里。刘太后一听火冒三丈：“什么？寇准说怎办就怎么办，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太子是我的亲生儿子，太子监国我没有意见，由谁辅政可得我说了算。寇准眼里竟敢没有本宫，明天上朝就罢了他的官。”于是寇准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所以后人又称寇准为“寇莱公”。后来，丁谓利用天书事件追究责任，杀周怀政，由于寇准参与其中，也被连连降职。当初寇准上奏天书降临也是顺从了皇上的旨意，现在成了丁谓整治寇准的把柄。先是降为太常卿、相州知州，又转为安州知州，再贬为道州司马。当初，丁谓由寇准提拔才官至参政，那时候丁谓事奉寇准非常谨慎。曾经有一次，寇准和中书在一起吃饭，菜汤弄脏了寇准的胡须，丁谓赶忙站起来，慢慢的把汤擦掉。寇准笑着说：“参政是国家的大臣，哪能为官长溜须呀？”丁谓非常惭愧，寇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他，使他怀恨在心，从此就和寇准产生了隔阂。现在丁渭紧靠刘太后，掌握着朝政大权，当然要报被辱之仇。这些事情真宗并不知情，他当时已经病糊涂了。有一天，他清醒了一些，就问左右的侍女：“我好久不见寇准了，这是为什么？他在哪里呀？”左右的人慑于刘太后、丁谓的淫威，谁也不敢说话。可见，寇准在真宗的眼中，始终是值得信任的。真宗驾崩之前也相信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国家大事。可惜奸臣当道，忠臣被贬，真宗在临死前也不知实情。寇准离开京城的那一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另外，李迪对寇准罢相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并且在皇帝面前痛斥丁谓的奸邪，诉说寇准蒙冤被贬。可惜当时真宗已经糊涂，局面已被丁谓控制。李迪也是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奸臣横行，好友蒙冤。乾兴元年（1022年），寇准被再次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就是今天的雷州半岛，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简直就是天涯海角。
　　
　　天圣元年（1023年），太子登基执政，是为仁宗。等到寇准被贬不久，丁谓也在政治斗争中被挫败，被贬琼州。琼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报应，丁谓被贬之前，皇帝又咨询宰相们的意见，这时的宰相冯拯毫不犹豫的写上琼州两个字，贬得比寇准还要远，算是为寇准报了仇。在去琼州的路上要经过雷州。路上，寇准派人带着一只蒸羊送给丁谓。丁谓想见寇准，叙说为官的感慨和自己的苦衷，被寇准拒绝了。家童们都说像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让我们杀了他。寇准说：“算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我们也曾经在朝共事一场，就由他去吧。”家童们还是不解气，非要杀了丁谓不可，寇准就把它们锁在屋子里，直到丁谓走远了，才放他们出来。丁谓到了崖州后，由于经历了宫廷纷争、宦海沉浮，他好像看破红尘，变得处乱不惊。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难道这是上天对我的报应吗？他从容面对一切，直到他临终前的一刻。这在当地传为美谈。丁谓刚认识寇准的时候，寇准本来很欣赏他的才干。但是，丁谓在天书事件中的投机表现使寇准认识到了他的真面目。后来，在天禧三年（1019年），王钦若终因贪污有据而罢相，接替的是寇准和丁谓。于是王旦与王钦若的斗争由寇准和丁谓继承下来。寇准看丁谓不顺眼，丁谓自然也知道寇准看他不顺眼。于是，丁谓联合曹利用一起对付寇准。
　　
　　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再次转为衡州司马。此时的寇准，由于几经转徙，灰心失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变得苍老了许多。想起一幕幕往事，寇准常常独自叹息。他想到了在巴州的风风雨雨，身为进士却当了县令，秋风亭上虽有苍凉却踌躇满志。想到了澶渊城上临风观战，指挥千军万马，是何等的威风。想到了立废太子，桩桩件件由自己策划的事。也想到了象征着信任与荣耀的玉带。当初，太宗曾经得一通天犀，命工匠做成了两只玉带，其中一条赐予了寇准。而现在，山川依旧，人事已非。往日的荣耀已经如微风飘散了，往日的君主也已经驾鹤西去了，往日叱咤风云的一代名相如今也变成了一个糟老头。现在，他决定派人把玉带从京城取来，作为永久的留念。
　　
　　家人把玉带取来了，寇手收抚玉带，深深的叹息，老泪纵横。这一天，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全身沐浴，穿上往日的朝服，束好心爱的玉带，命家人排摆香案，寇准缓缓地走到香案之前，神色凝重。然后，手执香火举过头顶，缓缓跪倒，望北一拜、再拜……然后对家人说：“我的心愿已了，我要休息了。”就让让左右的人摆好卧具，躺在上面缓缓地说：“我累了。”就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寇准死了以后，衡州来了公文，允许寇准归葬西京。走到荆南公安县的时候，人们都在路边摆上祭品，哭拜寇准。人们把竹枝插在地上，挂上纸钱。过了一个月以后，枯竹都活了，开始生笋。众人都以为寇准在天有灵，于是大家为他立庙，每年定时祭拜供养。时有民谣：“欲得天下宁，拔得眼前丁，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这一“丁”说的是权相丁谓，“寇老”自然就是寇准寇平仲了。这时，仁宗才认识到寇准在民间的声望。想起寇准为了自己能立为太子所作的努力，也是为了激励朝臣们尽忠报国，寇准死后十一年，仁宗传旨，让寇准官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号“忠愍“。皇祐四年（1053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写神道碑，仁宗亲自在碑的上部撰写“旌忠”两个大字。
　　
　　学士孙抃的碑文，对寇准的功绩、人品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澶渊退敌，乃是寇准顶着重重压力，力排众议，一手促成。寇准的性格刚直，敢于当面指出同事的错误，这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听不得别人的意见，缺少包容的胸襟和涵养，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最后，把寇准的被贬归因为：“不慎”，则是太片面，没有看到斗争的复杂性。
　　
　　今天，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寇准。我们会发现他身上的可贵之处：他有政治家的胸怀，在忠君的同时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它不是绝对的服从皇帝个人，而是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考虑问题，皇帝做的不对也敢于当面反驳。他有军事家的气魄，面对契丹强敌，有蔑视敌人的勇气，面对反对的洪流，有执著到底的精神。他有坦荡正直的人格美，几经宦海沉浮，始终不改刚直磊落的个性。面对政敌的攻击，始终具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恰似于谦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