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咏史诗
　一、杜牧概述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后历任监察御史，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杜牧“今存七绝一百九十一首，内容比较广泛，怀古咏诗、送别伤感、宫怨边词、行旅感怀、写景咏物、无所不有。他的七绝格调响亮，豪迈艳丽，颇有气概。”②他是晚唐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和李商隐被后人称为“小李杜”。
　　二、杜牧咏史诗的生成原因
　　1、社会原因
　　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指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制，战乱屡起，赋税沉重，民间空竭。这一切，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由于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官位紧缺，朝中重要职位又为朋党及有权势者所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机会很少；由于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寒微，拙于钻营的有才之士，在考场上长期受困，甚至终生不第。少数士人即使幸而中举入仕，也很难像中唐的韩愈、白居易等人那样，凭他们的文才进入政治机构上层。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人尽管仍然眷念朝廷，关心时政，怀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终。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使晚唐诗人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即来。这种种抑郁悲凉，在晚唐诗歌的多种题材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体现得既早又突出的就是怀古咏史之作，因此晚唐怀古咏史诗的数量大增，但是，这些诗的情调也与往时已经不同。初盛唐在怀古中常带有前瞻的意味，中唐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晚唐诗人则是用一切皆无法长驻的眼光，看待世事的盛衰推移，普遍表现出伤悼的情调。这种悼古伤今，从刘禹锡在长庆末期和宝历年间写的《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台城怀古》等篇开始，形成一股势头，随后，有许浑、温庭筠等人的大量创作，而杜牧和李商隐在晚唐时期则把怀古咏史诗推向了最颠峰。
　　2、个人原因
　　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19年，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很有文化传统。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爱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学，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与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三通”，乃中国治史研究的经典。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早逝。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他说：“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杜牧才气纵横，抱负远大，思想深受其家学涵溶，继承祖父杜佑以《通典》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少小孜孜”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③，“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在诗歌创作上，他自称‘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④。结合他的诗歌创作来看，他不满当时诗坛的绮靡倾向，追求的是一种情致高远、笔力劲拔的诗风。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可眼前，唐王朝似欲中兴实则无望，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党争严重，社会动荡不安。杜牧面对内忧外患，忧心如焚，渴望力挽狂澜，济世安民。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使他壮志难酬。长时期的幕僚生活、不稳定的朝野升迁，使他感慨良多，但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文人，他只能把满腔的愤懑通过饱蘸情感的诗篇迸发出来。他熟谙历史，知道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后人看清自己和现实，于是杜牧开始大量地创作借古讽今诗，他的咏史诗便在晚唐的夕光中熠熠闪光了。
　　三、杜牧咏史诗的分类
　　品评历史，求异翻新，借古讽今，是杜牧怀古咏史诗的突出特点。此类诗大体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论史之作，如《赤壁》、《题乌江亭》、《江南春绝句》等；二是借古讽今之作，如《过华清宫绝句》、《题武关》、《泊秦淮》等；三是借题发挥之作，如《九日齐山登高》、《登乐游原》、《过勤政楼》等；四是含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之作，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等。
　　（一）论史之作。杜牧很注意研究国家治乱的经验教训和经济、军事问题，善于运用史料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把历史、现实和个人思想融合在一起，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阐发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多有求异翻新之作。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公元842年至844年任黄州刺史，一次外出游玩，借用相同地名吊古抒情，写下此诗。诗人一改传统的“周郎妙计安天下”的格调，阐述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发前人之未发。“前二句只是写诗人在江边沙滩上散步游览的情景，而那些埋在沙滩还未腐烂的‘断戟’，竟使诗人不胜感慨，联想到了历史上的赤壁大战，周瑜凭借东风战胜曹操的侥幸成功，感叹际遇对人生命运的重要。诗人从眼前之景联系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来进行抒情立论，音节响亮，很有气概。”⑤又如《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别人总认为项羽乌江自刎是壮举，而杜牧则不以为然，认为‘包羞忍耻’也是大丈夫。如果项羽不自杀，到了江东重新整顿人马，也许还能重新打败刘邦。”⑥他把深沉的历史感慨融化在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评论之中，诗歌形象圆满，借古喻今，使人从历史的事实中吸取教训，有一种豪迈的气息。
　　晚唐，统治者重视佛教，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众多庙宇，劳民伤财，杜牧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 诗人由“南朝”二字提领那一段历史，引发人透过历史的“烟雨”，联想到南朝统治者推崇佛教、大兴佛寺，劳财伤命，但佛寺并不能挽救病入膏肓的南朝政权，相反，昏聩荒唐的迷信活动却加速了其崩溃的步伐。而今，留下来的南朝佛寺成为衰败历史的见证，使人联想到唐王朝崇信佛教导致衰败的现实，讽谕之辞劝谏之意，自然而出。
　　（二）借古讽今之作。诗人针对晚唐朝廷的黑暗政治和腐朽没落的社会现实，借历史上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加以讽喻。历史人物吴王夫差、秦始皇、隋炀帝、陈后主，特别是本朝的唐玄宗，都是诗人笔下批判的对象。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这首咏史诗是杜牧路经华清宫抵达长安时，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而作的。华清宫曾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游乐之所，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因此，许多差官累死、驿马倒毙于四川至长安的路上 。《过华清宫绝句》截取了这一历史事实，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昏庸无道，以史讽今，警戒世君。
　　开成四年（839），杜牧由宣州赴长安，途经武关时，吊古伤今，感叹时事，写下了这首《题武关》：“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樯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面对唐王朝渐趋没落的国运，诗人站在武关前，思绪万千。于是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忧思，一齐涌上心头，形于笔底。他希望唐王朝统治者吸取楚怀王的历史教训，任人唯贤，励精图治，振兴国运。同时也向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提出了警戒，不要凭恃山川地形的险峻，破坏国家统一的局面；否则，不管弱吐强吞，其结局必将皆成空。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夜泊秦淮，诗人听到隔江传来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 》。表面上，诗人似乎是在斥责“商女”无知，但是诗人的矛头所向，却是那些身负天下安危，但醉生梦死的权势显达。在距陈朝覆灭已有两个半世纪之遥的晚唐衰世 ，竟又有人不以国事为怀 ，用亡国之音，麻醉自己，令人陡生历史悲剧又将重演的预感 。诗人上溯历史 ，下照现实 ，揭示了当今的达官贵人像陈后主一样，如此下去，也将亡国；如不改弦更张，将要自蹈覆辙，不堪设想。
　　（三）借题发挥之作。诗人把自己的政治际遇融入诗篇，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这类诗虽主要意思不在怀古，但由于是由古代历史或遗迹触发的感慨，一般仍带有伤悼往事的情绪。如《九日齐山登高》，杜牧与朋友张祜于武宗会昌五年（845）的重阳节一起登上池州城东南的齐山。诗人登上这翠微之山，流露出对眼前美景的愉悦感受，于是斟酒与客人酩酊大醉，想以此来掩盖和消释长期积压在内心的郁闷。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诗人的怀才不遇、抑郁之情是那样的深，那样的难以驱遣。最后，诗人只好发出感慨，既然并非今世才有此恨，又何必像齐景公那样独自伤感流泪呢？又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人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侥幸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又如“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过勤政楼》）这两首诗，“前一首感叹盛大煊赫的西汉王朝，只剩下荒陵残冢。后一首写唐玄宗时代作为盛世标志的勤政楼，被遗亡冷落，独任苔藓滋蔓。两首诗虽然一慨叹汉代，一咏本朝，但抒发的都是对于现实衰颓已经无可挽回的感触。”⑦
　　（四）含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之作。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伤悼六朝繁华消逝，同时又以“今古同”三字把今天也带入历史长河。“人歌人哭”，一代代人都消没在永恒的时间里，连范蠡的清尘也寂寞难寻了。留下的只有天淡云闲，草色连空。这正是对于唐衰推移，一切都无法长存的认同和感慨。
　　四、艺术技巧
　　从艺术技巧来说，杜牧摆脱了汉魏六朝以来用五古进行长篇铺叙的传统，发扬杜甫用七律吟咏史事的新风，还写了很多艺术概括性很高的咏史七绝，为后世的咏史诗在体裁和艺术技巧上开辟了新的道路。
　　自班固的《咏史》以来，咏史诗的名家名作很多，如陶渊明，左思等，那时七言体裁尚未成熟，咏史诗主要以五言古诗为主，如陶渊明的《咏荆轲》、左思的《咏史》系列。艺术手法也比较单一，主要是铺陈史实，杂以议论。杜甫开始用七律吟咏历史，如《蜀相》《咏怀古迹》等，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开始用七绝咏史，杜牧之诗有“二十八字史论”之称，七言律绝咏史诗在质和量上都大大提升，臻于大成。七言律绝由于其体裁比较简短，对仗要求工整的特性，不便于完整周详地叙述历史事实，然后再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如何在方寸之间传神写照，俯仰今古；如何把史的思想性和诗的艺术性有机结合起来，这给每个咏史诗作家提出了一个难题，这也正是杜牧咏史诗的艺术成就所在。
　　第一，杜牧继承杜甫的遗风，把凭吊古迹和追怀史事熔铸一体，扩大了诗的时空浩瀚感。杜甫在《咏怀古迹》中已开这种笔法的先河，如“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等。杜甫的笔法沉实质朴，杜牧的则更趋空灵自如，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想象的历史虚景，几百年间，王朝更替，降旗变幻，繁华落尽，宛如梦境，只有眼前一片漫漫烟雨，茫茫长空，时空感特别强。
　　第二，杜牧的咏史诗展现的是一幅幅历史与现实相辉映的画卷，《江南春绝句》中，杜牧先是写春到江南 ，莺啼婉转 ，燕语悠扬，红花绿叶，交相辉映，河水荡荡，山色佳丽，水村山郭，酒旗飘扬。这盎然生机的天然美景，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在这尺幅“千里”的画卷中 ，不仅有春莺 、春花、春草、春水、春山、春风等春天的景物 ，而且声、色、动、静兼备，听觉、视觉的景色并置 。“水村”、“山郭”、“酒旗”、“风”等四对名词联缀使用，表现出人与自然的融为一体，人在景中，景因人而生机勃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既是面上取点式的绘景 ，又是讽谕朝政的议论。在细雨蒙蒙 、烟霏云敛的江南 ，兀立着一座座雄伟壮丽的佛寺，庙中的古钟发出阵阵轰响，更给这江南春色增添了神奇的色彩 。《江南春绝句》短短四句，绘景明晰，聊聊几字就简练明确地展示了一幅壮阔无比的春光图。诗的末两句写景如画，景中寓情。
　　第三，他擅长在宏大复杂的历史故事中截取一幅或者一小段画面进行描写。这有时候是出于史书记载的实景，如《题武关》中的“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诗人既谨守历史真实，又大胆创造艺术真实，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细加点染，形成非常生动，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再加上诗人适度的评论和抒情，所有的历史意蕴都在这个画面中集中舒展呈现，藏须弥于芥子，笼古今于方寸，由此来表达深沉的感慨，或者深刻的讽刺。
　　第四，杜牧的咏史诗有时很少直接发议论，而是有案无断，含而不露，避免了枯燥的说教，巧妙地让读者在历史画面中自行思索感受，从而造成了意在象外，含蓄沉厚的艺术效果。《江南春绝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虽一笔带过“南朝”和佛寺，却并无剑拔弩张的谴责之语，诗中只是在凭吊南朝覆灭时对“烟雨”中寺庙的来历稍加点拨，就使人能纵向想见这些佛寺建造的历史，讽喻警醒之意不言自明。
　　打开杜牧的诗作，历史如一幅幅画卷在我们的眼前慢慢展开，风云变幻，人世沧桑。合上杜牧的诗集，我们又仿佛能看到了诗人身着青衫，正孤独地站在前朝的废墟上仰天长叹，黯然揾泪。秋风猎猎，吹动他的衣襟，吹散他的鬓发，而远处的长安城上，正笼罩着一团团厚实沉重的乌云，随时都会带来一场摧毁一切的风雨，确实，杜牧死后不久，唐朝也彻底灭亡了。杜牧的咏史诗，既是对历史的凭吊，又是对现实的批判，更是对自身的伤怀，伤感凄楚、苍凉低昂，近乎一曲时代的挽歌。
　　注释：
　　①《文史知识》中华书局 1996.6 P33
　　②《唐人七绝选》孙琴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1 P214
　　③《文史知识》中华书局 1996.6 P33
　　④《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8 P406-407
　　⑤《唐人七绝选》孙琴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1 P229
　　⑥《唐人七绝选》孙琴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1 P230
　　⑦《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8 P408
　　参考文献：
　　①《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
　　②《中国古代文学史》罗宗强、陈洪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③《唐诗鉴赏辞典》萧涤非、程千帆等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版
　　④《唐诗精品》霍松林、霍有明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9
　　⑤《文史知识》中华书局 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