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观”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由于受传统的政教型文化制约，“观”先被郑玄释为“观风俗之盛衰”（《论语集解》引郑语），后被朱熹解作“考见得失”（《四书集注》），被赋予了专门的“观政”意义。“观”风俗与“考”政事，所据当然是反映现实的诗歌，《诗经》的国风、小雅，汉乐府的民歌，多属此类。唐诗为“一代之文学”，杜甫有“诗史”之誉，白居易作讽谕诗，前者广涉政事，后者更是直接言政、观政。此外，唐诗中还有大量的咏史诗，其中也不乏具有观风俗、考得失价值者，在扩大了观政诗的外延同时，又深化了“诗可以观”的理论内涵。
一、见出知入，观往知来
诗以“咏史”命名，始于班固，所咏为缇萦救父事。魏晋南北朝所作渐多，名篇有左·思《咏史》八首，陶渊明《咏荆柯》，颜延之《五君咏》等。因有一定的创作积累，到萧统编《文选》时，已将“咏史”单列为一类。但是，这些作品或写古人、古事，或借古咏怀，极少可见借古鉴今之意。
唐代建立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唐太宗深知“载舟之水也覆舟”的道理，能从容纳谏，造就出以清明政治为基础的“贞观之治”。由于唐代推行进士制，后又行诗赋取士，焕发出诗人的从政热情，也使之在关注现实政治同时，又系心历史，因此，留意古代治乱兴亡之道，树立治世良吏能臣的榜样，歌颂扶危济困的人物，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是诗中常见的内容，也使得咏史诗有很大的发展。
唐诗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怀古成为重要的创作题材，“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几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不是“万事翻复如浮云，古人空在今人口”（岑参《梁园歌送河南王说判官》），而是咏史以求鉴戒的创作渐兴。《列子·说符》云：“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随着唐人咏史诗的发展，也体现、发挥了观往知来、借古鉴今的作用和意义。
唐人的咏史与怀古诗常有混称，此处不辨。应注意的是，“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班固《西都赋》），怀古、思古幽情通向历史，是咏史的前奏，是必要的感情准备，而咏史则进而作“蓄念”的理性思索，因此，以史为鉴的目的出以借古言今、古今对照的形式，确是“诗可以观”的涵义开拓和合理延伸。
虽初唐时期就不乏咏史诗，而以之负起观政之责，却是陈子昂，此后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有此类作品。陈子昂《感遇》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此诗咏战国历史以刺现实：魏将乐羊受命攻中山，其子在该国，被杀死烹为肉羹，以送乐羊，为示忠于魏，乐羊忍痛食之，魏文侯赏其军功，却疑其残忍，不予重用；中山君打猎得小鹿，交侍卫秦西巴带回，母鹿悲鸣相从，秦不忍而放之，中山君以其善心可嘉，任之为太傅以教王子。之所以吟咏此段历史，是缘于武则天因夺取政权，对李唐宗室、甚而太子、皇孙大行杀戮，而文武大臣也上行下效，表示效忠。其写作宗旨正如陈沆所说：因朝中“是皆有食子之忠，无放麑之情”，故作以“刺武后宠用酷吏淫刑以逞也。”(1)103
李白《古风》多有以咏史而观政、刺政之作。如其三（秦王扫六合），“亦刺明皇之词。而有二意：一则太白乐府中所谓‘穷兵黩武有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二则人心苦不足，周穆、秦、汉同一辙也。”其四十三（周穆八荒意），“刺明皇荒淫怠废政事”；其五十一（殷后乱天妃），“叹明皇拒直谏之臣。张九龄、周子谅俱斥窜死也。”再如其五十三：“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笺者以为：“此即《远别离》篇‘权归臣兮鼠变虎’之意。内倚权相，外宠骄将，卒之国忠、禄山两虎相斗，遂致渔阳之祸。”(1)（P132 －133）汉王符《潜夫论·实质》云：“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李白亲历开元、天宝，见玄宗从用贤兴国到信佞见败的历史，其咏史以刺今之旨确非空论。
杜甫虽多以“即事名篇”指陈时政，但也有咏史以观政论政之作。如《述古》三首的第二首，有“农人望岁稔，相率除蓬蒿。所务谷为本，邪赢无乃劳？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因军旅费用支出大，第五琦、刘晏、元载，皆以宰相领度支盐铁使，榷税四出，民不堪其困，故诗中申固本务农之旨，以商鞅令多扰民的历史以警之。
中唐时期，方镇跋扈，宦官专权，朝政日益腐败。诗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虽政见、仕历不同，但都是以进士登上仕途，都有士人从政之志，都希望改革时弊，以求政治清明。他们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创作诗歌，或如元白的以讽谕诗直接干政，或以咏史诗言事论政。
柳宗元《读书》开头云：“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可见借鉴历史以思考现实的读书之旨，所作《咏史》、《咏荆柯》等诗，也透出以史为鉴之意。刘禹锡以怀古诗负盛名，人们又常视之为咏史诗，其实他的咏史之作有别于怀古，多是别具手眼，言简意赅而余味无穷。有的以咏古人寄托自己的情怀，如《韩信庙》：“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韩信功高被杀，自己未功而逐，虽不同而又有其同，古今的联想实出于自然。有的虽历史而可联系现实，如《经檀道济故垒》：“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不仅将檀道济被王义康枉杀拟作长城之坏，将人民 300 年来的伤痛、怀念，表现得语短情长，而且能令人勾起王叔文被宪宗赐死之想。
晚唐政权逐渐走向衰落，咏史诗却呈方兴未艾之势，大概在唐宣宗咸通（860 ～874）以后，咏史组诗更大量出现，且超越了一般的今昔之慨，兼有借古讽今和以史遣兴之旨。杜牧、许浑、温庭筠，均擅长咏史，尤其是李商隐，不仅以60 多首的数量远过于他人，而且具有显著的以史讽时特点，在艺术上也代表了咏史诗的最高成就。下面再论。
二、托古刺时，炯鉴以规
“细腰争舞君沉醉，白日秦兵天上来”（许浑《楚宫怨二首》其一），被《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称为“千古炯鉴”。的确，无论写哪一朝代，诗人们借古为鉴，以古说法，赞美仁政、否定暴虐，都是希望统治者能行德政、重民心。韩愈的七绝《题楚昭王庙》：“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忆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与许浑的七绝《途经秦始皇墓》：“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所咏分在楚与秦，却立意相近，论者以为前者“虽题美昭王，实规世主，当留德泽于民心也。”并认为与许诗“同有言外远思”（《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珽语），规世主而期待德泽，美汉文而鄙弃暴秦，可谓深得诗人借古鉴今之旨。
咏史诗“观往以知来”，目的在针砭现实，而所“观”之“往”，则常与当今具有可比性。历史上汉、唐并称，皆为强盛的朝代，唐诗人也多以汉言唐，借汉鉴唐，表达观政之旨。“长空澹澹孤岛没，万古消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杜牧《登乐游原》）可涵括之，如清人李瑛《诗法易简录》所说：“寄慨深远，借汉家说法，即殷鉴不远之意”。如杜甫《述古》第三首：“汉光得天下，祚永固有开。岂惟高祖圣，功自萧曹来。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吾慕寇、邓勋，济时信良哉！耿、贾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运终四百，图画在云台。”诗从汉开国名臣萧何、曹参写起，而重在光武中兴功臣寇恂、邓禹、耿弇、贾復。因现实中郭子仪、李光弼功高被忌，肃宗使之受制于宦官鱼朝恩，故浦起龙指出“首提汉光，意在收京诸将”，“结到‘休运’，仍应‘祚永’”，“讽切时事，俱关治要。”(2)（P107）因此，赞光武以讽肃宗，当是此诗之托意。
不仅是杜甫，以汉言唐之作其实甚多，兹举中唐韩翃、戎昱二家以论之。韩翃《汉宫曲二首》，其一云：“骏马绣障泥，红尘扑四蹄。归时何太晚，日照杏花西。”李攀龙《唐诗训解》谓之“托言于汉，寄刺于时”，是借汉时韩嫣、董贤兰等诸侯游冶，出入宫掖，以刺时事。其七绝《寒食》后二句：“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以为“或指王氏五侯，或指宦官灭梁冀之五侯”，其以汉刺唐之旨正如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所说：“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 字 见 意，唐 诗 之 通 于《春 秋》者也。”(3)（P498）而戎昱的《咏史》更是借汉言唐的咏史佳作：“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云溪友议》云：唐宪宗之时，北狄频犯边境，大臣多惧其强悍，提议行和亲以求息兵，宪宗以此诗示朝臣，罢和戎之论，并以之“足称诗人之兴咏”。
中唐咏史的“托言于汉，寄刺于时”又见于刘、柳二家。柳宗元的《古东门行》，论者皆以是咏盗杀武元衡事，虽以聂政刺韩相侠累事相拟，但开头的“汉家三十六将军”是用周亚夫事，诸多事典亦出于汉。刘禹锡《咏史二首》其二：“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事实是卫绾在景帝时始拜相，诗人不拘史实，是借此以讽唐宪宗信奸佞而逐贤臣。
“借汉家说法”以李商隐最为擅长。《汉宫》、《汉宫词》、《茂陵》皆吟汉武，其实是对唐武宗信神仙、好女色的讽谕。《贾生》表面写贾谊未得汉文帝重用，实际上宣室的夜召问鬼一事，真意在于讽刺唐代统治者。《四皓庙》就萧何居功第一的异议，表其对晚唐诸帝多未能解决立储问题，导致多生宫廷变乱的见解，笺者以为是特因李德裕而发，李虽有拔石雄、破回鹘、平泽潞之功，却未能安储定国，故作此诗。晚唐咏史尚有薛逢的《汉武宫辞》，以汉武帝求仙之谬，讽刺今朝皇帝。许浑《学仙》其二亦近之：“心期仙诀意无穷，采画云车起寿宫。闻有三山未知处，茂陵松柏满西风。”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认为此诗甚至高过李商隐：“义山讥汉武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意无关系，聪明语耳。许丁卯则云：‘闻有三山未知处，茂陵松柏满西风。’隽不伤雅，又足唤醒痴愚。”(4)（P574 －575）
借前朝“说法”，不限于汉，六朝及隋的历史距唐更近，更有借鉴的意义、价值，所以诗人常以之入诗。尤其隋朝在本朝之前，隋炀帝又不同于梁、陈诸帝的“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曾很有作为，却很快亡国，遂引起诗人的感慨并透出悲伤：“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李益《汴河曲》）。咏隋诗的一类主于怀古，如中唐鲍溶《隋宫》：“柳塘烟起日西斜，竹浦风回雁弄沙。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表今昔盛衰之感，晚唐刘沧“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经炀帝行宫》）作了更为广远的概括。另一类则在怀古中讽今，如许浑《金陵怀古》感慨六代豪华不再，怀想与悲悼盛世，似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借古人以鉴诫现实；七律《汴河亭》前 6 句写尽隋炀帝的穷奢极侈、煊赫无比，最后的“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陡转笔锋，无情嘲讽其荒淫招致亡国，以隋炀帝事为亡陈之续，对于晚唐统治者的奢靡腐败，无疑也是“炯鉴”。
三、开元之治，天宝覆辙
唐人咏史诗固多以汉言唐，或以前朝示鉴于今朝，但又有不避反思本朝历史而直言者，其观政之直切，使之尤具价值。
诗人多以诗凭吊前朝，而本朝旧事，也激起深深的哀情：“愁云漠漠草离离，太乙句陈处处疑。薄暮毁垣春雨里，残花犹发万年枝。”（窦庠《陪留守韩仆射巡内至上阳宫感兴二首》其二）洛中上阳宫为高宗晚年经常听政之处，武则天传位太子后也居此，昔日繁华已经不在，黍离之悲不是为易代而发，却更令人伤感。相近的还有卢纶《过玉真公主影殿》：“夕照临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至如韩愈的《游太平公主山庄》：“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则不止于感伤，对公主“占春”之举，显然持批评、否定态度，其诗足当婉而多讽之评。而赵嘏的《经汾阳旧宅》：“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感慨郭子仪身后之寂寞，表达的是“‘山河不改’，唐祚无恙，而汾阳第宅，‘古槐疏冷’，德宗待功臣如此”（《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唐汝询语），当令统治者反省深思。
安史之乱既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又是封建社会整个行程的变化枢纽，因此，中唐以后诗人对玄宗一朝的政事及相关历史，怀有很大的兴趣，关于此朝的咏史诗尤多。韩愈《和李司勋过连昌宫》；“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山原。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韩集点勘》很正确地认为“诗意盖谓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兴，皆欣欣复见太平之盛，惟安乐而思终始，克绍开元之治，免蹈天宝之覆辙耳。”(5)（P1732）中唐以后，诗人对“天宝覆辙”尤多感慨。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中的《胡旋女》，开头与结尾数句：“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针对玄宗在天宝时的荒政误国，批判甚力，以史观政、鉴古知今的作意显见。杜牧善作咏史七绝，《过勤政楼》：“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通过对开元时勤政楼之荒废，表达了对盛时的凭吊。薛逢的七律《开元后乐》仅八句，却与白居易《长恨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以“莫奏开元旧乐章”开头，在帝王追求享受的全盛时期，在玉笛、金车的繁华中，安史之乱发生了，“一自犬戎生蓟北”，笔法陡转，战乱至今未靖，难怪闻旧乐要断肠了。若谓白居易对玄宗颇多同情，薛逢却在感喟中将同情更多的给了平乱的功臣和遭乱的百姓，而开元旧乐对新贵来说，也应是有警戒和启迪的。
华清宫在玄宗一朝具有特殊意义，可视作玄宗由明君而昏君的特定符号，因而诗人吟咏甚多。张祜《华清宫四首》，别饶怀古之意，如其三：“红树萧萧阁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其《雨淋铃》：“雨淋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除了上皇思妃之意外，还如《而庵说唐诗》所云，有“肃宗不得辞其责”，“其意不止悼妃子，于父子间有说不得处。”如此，则玄、肃父子关系可见，读者亦能藉此一窥高墙内隐秘的宫廷史。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竹坡诗话》虽批评其中“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置在此诗中，如使伶优与嵇、阮辈并席而谈，岂不败人意哉”，但仍承认“其叙开元一事，意直而词隐，瞱然有《骚》《雅》之风。”(6)（P350）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的第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唐诗绝句类选》谓之“此赋当时女宠之盛，而今日凄凉之意于言外见之，太白‘吴王美人’篇同意。”(5)（P2348）第二首（新丰绿树起黄埃）诙谐中更见讽刺，历史意识也很强烈。晚唐崔橹，慕杜牧为诗，七绝《华清宫三首》其一的“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栏干”，其三的“红叶下山寒寂寂，湿云如梦雨如尘”，今昔盛衰之感，的确是欲夺牧之、义山之席而自树一帜。吴融也不止一次的写及华清宫，如“四郊飞雪暗云端，唯此宫中落旋干。绿树碧檐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渔阳烽火照函关，玉辇匆匆下此山。一曲羽衣听不尽，至今遗恨水潺潺。”都能自出新意，语轻意重，发人深思。
马嵬是杨贵妃的死地，也是唐玄宗的伤心地，诗人对这一题材也写得甚多。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以之是“讥明皇专事淫乐，不亲国政，不唯不足以保四海，且不能庇一贵妃，用事用意皆深刻不浮。”罗隐《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对玄宗与僖宗的先后幸蜀，诗人所见已超越“女祸”之说，自有其历史评判的眼光。唐末徐夤所作《马嵬》：“二百年来事远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则系翻案妙笔。
唐玄宗曾励精图治，造就出贞观之治以后的开元之治，杜甫《忆昔》很恰当地以之为“全盛日”，却终因图奢侈、贪享乐、远贤人、用佞臣，导致安史之乱，转为衰世，自此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党争迭起，虽有短暂的“中兴”，终于走向没落。因此，“克绍开元之治，免蹈天宝覆辙”，确实是诗人以史为鉴而热衷于以玄宗朝为题的原因。
四、面貌不同，波澜莫二
唐代不少诗，于诗人为观世之作，于后人具观史意义，都有观政价值在。不仅杜甫有“诗史”之誉，其他不少诗人也能直击现实，为后人提供了观世、观政且尤具观史价值的诗歌，晚唐的这类作品长短不一，体式、风格有异，却具有同样的功用和价值。
杜牧的七绝最为人称道，所作长诗，则颇多写现实而给后人以观史之用者。如《感怀诗一首》，写沧州用兵事，《杜秋娘诗》写宪宗时事，都可见当时历史。虽《载酒园诗话又编》谓后者“真如暴涨奔川，略少渟泓澄澈……滔滔不绝，如此作诗，十纸难竟。”(3)（P370），但王士禛就曾考其始末，其诗史价值是可以肯定的。李商隐的《有感》、《重有感》，人多以为是为甘露事变而写，《石园诗话》谓之“感愤激烈，不同于众论”(5)（P2459），《唐诗三百首续选》则有“词严义正，忠愤如见，可配少陵”(5)（P2460）之评。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义门读书记》认为“此等杰作，可称‘诗史’，当与少陵《北征》并传。”(5)（P2497）冯浩以之“朴拙盘郁，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玉谿生诗集笺注》）(5)（P2498）。罗隐屡试不第，曲江成了他进士“情结”的伤心地，但其七绝《偶兴》云：“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如今赢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人以为“‘赢得’二字殊有深意，想为白马之祸杀名士作也。”（《唐诗绝句类选》）(5)（P2811）而对于后来的读者而言，看到的不应是祸福相倚之想，而应有观史之用。
历来多称赏杜甫的“即事名篇”，却较少注意晚唐诗，尤其是“香奁”诗人的“诗史”之作。实际上，杜甫所写是社会史，唐季韩偓所作则涉宫廷史。如《八月六日作四首》，原注“壬申年作”，《唐音戊签》以为“此诗自记朱温弑昭宗事，甲子年所作也。意温于壬申年被弑，此诗方敢出，故附之‘壬申’耳。”诗中虽多用典及隐语，仍可见所写史实，如其一的颈联：“左牵犬马诚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犬马’指全忠，‘簪缨’指附逆者，二语乃昭宗一朝定案”（《中晚唐诗叩弹集》杜诏按语）；其二是写朱全忠弑逆而并刘季述之乱，此诗颔联：“御衣空惜侍中血，国玺几危皇后身”，“季述幽昭宗于少阳院，凡宫人左右为上所宠信者皆榜杀之。又胁帝内禅，何后恐贼加害，即取玺授之。‘御衣’、‘国玺’二语皆切指……”（《中晚唐诗叩弹集》）；其三：“簪裾皆是汉宫卿，尽作锋铓剑血腥。显负旧恩归乱主，难教新国用轻刑。穴中狡兔终须尽，井上婴儿岂自宁。底事亦疑惩未了，更应书罪在泉扃。”《唐音戊签》认为：“‘用轻刑’，指蒋玄晖、朱友恭、叔琮辈。‘穴中狡兔’指附逆诸臣。‘井上婴儿’，为哀宗危也。”(5)（P2878）《中晚唐诗叩弹集》杜诏按语云：“天祐二年，全忠与柳璨、李振谋杀宰相以下三十馀人于白马驿，投尸黄河，‘簪裾’、‘剑血’谓此也……”(5)2879
吴融的《金桥感事》，人以之与韩偓并论，方回《瀛奎律髓》谓之“慨叹兵戈之间，诗律精切，皆善用事”，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更指出是“感李克用叛唐事”。杜荀鹤的《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虽论者以为粗直，却写出了因黄巢之乱而僖宗幸蜀的情况，可作史实来读。韦庄的七律《咸通》：“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可观“懿宗在位十四年，荒诞失德，臣下晏安宠禄，自是内盗迭兴，南诏再乱，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坏矣”（《中晚唐诗叩弹集》庭珠按语）(5)2930。其《辛丑年》亦可观史：“九衢漂杵已成川，塞上黄云战马闲。但有羸兵填渭水，更无奇士出商山。田园已没红尘里，弟妹相逢白刃间。西望翠华犹未返，泪痕空湿剑文斑”。名作《秦妇吟》，更是全幅展现了黄巢农民军攻占长安后的真实画面。
吴融《禅月集序》肯定了盛中唐诗歌的“骨气高举，不失颂美讽刺之道”，批评“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峻拔、飞动文彩为第一流。有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而上面这些诗，则能令人想起闻一多《唐诗杂论》对唐初宫体诗的“自赎”之评。的确，它们能上追杜甫的“诗史”，堪比杜诗的不仅是李商隐一人，“面貌不同，波澜莫二”应有较大的覆盖面。
五、案而不断，意味无穷
咏史诗虽有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创作传统，但在唐代以前，其题材既有限，艺术价值也不很高。唐人的咏史诗，非但作者甚众，持续至久，且与唐诗的总体发展有别，呈现一路向上的态势，到晚唐时期，无论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高峰。
初唐虽也有咏史诗，却多借历史来歌颂新朝，不具观政意义。陈子昂《感遇》开始了言此意彼、以古刺今的创作。李白受其影响，不少作品在艺术上很有创造，如《古风》其十二（松柏本孤直），人以“气体高妙”“不著议论”称之，其五十一（殷后乱天纪），更以比兴见长。王维《夷门歌》被吴汝纶评为“叙古事而别有寄托”，《息夫人》以历史写现实，怨而不怒，含蓄隽永。杜甫不仅首创《咏怀古迹》，怀古抒情，议论精警，《蜀相》、《禹庙》、《八阵图》等作，将思古、议论、述怀融为一体，对后来的咏史诗影响较大。
中唐咏史诗有较大发展，其中以刘禹锡成就最高。刘禹锡以怀古诗著称，所作咏史诗不似后来者之有特定刺时、讽政之意，常与怀古难作区别，而艺术上仍有显著特色。由于多以咏怀古迹起兴，故常是前几句用地名，后作“一篇之断案”，末句寓悲怆之情，总体上是借山川点化人事，感慨与讽刺托之于物，其惩前毖后之旨，常如《唐诗品汇》评其《金陵五题》所说，是“意在言外，寄有于无”，令人于言外思之，整体上以气魄、格调、笔力见长。
晚唐的咏史诗在艺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准，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均长于此。杜牧素有大志，其《上李中丞书》自称读书关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对后者的见解常施于诗。七绝《赤壁》、《乌江亭》、《桃花夫人庙》等作，被《许彦周诗话》称为“二十八字史论”，长于对历史的假设、翻案，《泊秦淮》以陈亡之由，为现实示警。《题木兰庙》：“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木兰与昭君所历不同，而同可归于戎昱《咏史》的“安危托妇人”，“明主”究竟是否能主导国家的命运，于此甚明。许浑咏史，《唐诗品汇·七律叙目》以之与刘沧、李商隐并论：“用晦之《凌歊台》、《洛阳城》、《骊山》、《金陵》诸篇，与乎蕴灵之《长洲》、《咸阳》、《邺都》等作，其古今废兴，山河陈迹、凄凉感慨之意，读之可为一唱而三叹矣。三子者虽不足以鸣乎大雅之音，亦变风之得其正者矣。”
如《唐诗品汇》所指出：“元和后，律体屡变，其间有卓然成家者，皆自鸣所长。若李商隐之长于咏史诗……”李商隐的咏史诗不仅内容丰富厚实，可分为以古鉴今、借古喻今、借题托讽三类，而且艺术性也达到了高峰。方东树《昭昧詹言》以其七律《南朝》“叙四代兴亡，全不费力”，李瑛《诗法易简录》认为其《隋宫》“言外有无限感叹，无限警醒”，七绝《咏史》（北湖南埭水漫漫）、《齐宫词》（永寿兵来夜不扃）、《南朝》（地险悠悠天险长）、《汉宫》（通灵夜醮达清晨）等作，都是咏史而兼讥讽的佳作。《诗境浅说续编》云：“玉谿绝句，属辞蕴藉，咏史诸作，则持正论，如咏《宫妓》及《涉洛川》、《龙池》、《北齐》与此诗（按，指《贾生》）皆是也。汉文、贾生，可谓明良遇合，乃召对青蒲，不求谠论，而涉想虚无，则孱主庸臣又何责耶？”(5)2476《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写杨妃事而十分微婉，论者皆谓得风人之旨。善于以议论使书卷，却不乏神韵，是其咏史七绝的主要长处。《贾生》一诗，较之刘禹锡《咏史》的“贾生明王道”，更见含蓄隽永，不同之中自有高下之别。《北齐二首》：“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重订李义山集笺注》引程梦星语 曰：“以托北齐以慨武宗、王才人游猎之荒淫也”(5)（P2418），其艺术性之高，确在于“案而不断，意味无穷”。（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评》）(5)（P2418）
综言之，义山咏史诗的主要艺术特色如《瀛奎律髓》所说，是“感事托讽，运意深曲”，《唐诗品汇》则谓之“造意幽深，律对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者。”之所以“深曲”或“幽深”，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解释得甚好：“义山近体，襞绩重重，长于讽喻。中多借题摅抱，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进而指出，因阉人暴横、党祸蔓延，“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漫语之”。
唐末咏史，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造福与为祸的对照，可见对历史的正确评价，较之前引韩愈《题楚昭王庙》、许浑《途经秦始皇墓》的正写，此诗用假设、反讽，似更能发人深思。章碣《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乱不生于读书之辈，乃兆于焚书之时”（《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珽语）(5)（P2823）的严肃题旨，出以揶揄口吻，将议论寄于讽刺，也不失为论史佳作。窃以为，若对晚唐咏史诗的艺术下一最简单评语，似大致可取前引“案而不断，意味无穷”一说，而《唐诗品汇》以李商隐咏史诗作为元和诗变后的晚唐代表，评价是很正确的。
由郑玄到朱熹所释，“诗可以观”的政教意义更强，而朱熹此见应与历史的积累，尤与唐诗（包括咏史诗）所体现的功能相关。后来黄宗羲《汪扶晨诗序》将“兴观群怨”作了较大的推衍，认为“凡论世采风，皆谓之观”，并以后出的吊古、咏史等作属之。因此，咏史诗以史为鉴、考见得失的“论世”之旨，确是“诗可以观”发展出的题内之义和必然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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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邓乔彬（ 1943 －），男，广东珠海市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词、绘画及相关理论研究。
陈建穰（1962 － ），男，广东江门市人，广东环保工程职业学院高级讲师，暨南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古代诗画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