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朝众多的世族中，彭城武原到氏并非显赫门第，不仅与传统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簪缨世家”、“华丽家族”相比，可谓门寒地微；即便与当时凭借皇权支撑而兴起的彭城刘氏、兰陵萧氏等家族相比，就其家族人数与影响而言，也只能算一小族。不过，作为南朝新起的家族，其家族门第之上升及其文化风尚之变化则颇具代表性，对于理解当时世族门第的变化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我们知道，南朝时期，由于出自寒门的勋贵不断崛起，造成了政治结构与体制的诸多深刻变化，因缘附会，依附于南朝皇权的宗室、乡里、外戚和军事将领等势力不断走到历史前台，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尽管在南朝皇权政治的挤压下，传统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影响，明显趋于式微，但其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则植根深厚，包括南朝各皇族在内的各种新兴权势阶层无不自觉不自觉地在文化上仿效士族，从而普遍趋于士族化。本文所论之彭城武原到氏便可谓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值得给予专题解析，从一个侧面透视当时新起的武人阶层家族门风的变化状况。
一、“宋得其武”：刘宋建国前后到彦之以军功显名
关于彭城到氏家族之缘起，《元和姓纂》卷九“到氏”条载：“楚令尹屈到之后，以王父字为氏。宋、梁间有到彦之、到溉、到洽，望出彭城武原。”这一说法本自《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后也。”关于到氏迁徙江东，虽无具体记载，但其家族与刘宋皇族先人同乡里，似可推测其与刘宋皇族先辈一样，大约是在永嘉之乱后也即两晋之际南渡的。不过，与刘宋皇族先人作为以崇尚武力的“次等士族”的背景相比，到氏的门第似乎更为卑微。
关于到氏南迁后的侨居地，《南史·到彦之传》载“宋武帝讨孙恩，以乡里乐从”，似乎应该在南渡后侨居于京口；但同书又载“彦之家在广陵”，而广陵则位于江北。在两晋之际的北人南迁过程中，江淮之间确实长期滞留了不少北方移民，其中主要是下层流民，一些豪霸人物充当其首领，时常卷入东晋王朝的军政斗争。东晋中后期以来，随着上层门阀社会斗争的不断激化和南北方军事对抗的日益加剧，以军事武装形式组织起来的北府兵势力在内外斗争中不断强大，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北府兵的中下层将校及其主力正来自于徐州籍移民的后代，其两代主要领导人刘牢之和刘裕则皆祖籍彭城。
对于到彦之的家世背景及其早期生活状况，少有记载。据说“彦之初以担粪自济”①，其家境之贫寒可见一斑。至于其发迹，《南史》本传载到彦之随刘裕征孙恩，“每有战功”。此后，到彦之又参与刘裕平定桓玄和卢循的战争，晋末义熙年间，被封为佷山县子，太尉中兵参军。刘裕弟骠骑将军刘道怜镇江陵，到彦之任其谘议参军、司马、南郡太守。可见到彦之由于投身刘裕的北府兵军事集团而以军功显名。后刘裕以其第三子刘义隆镇守荆州，以到彦之为“除使持节，南蛮校尉”；刘裕建国，进封其爵为侯。到彦之任职刘义隆府，这一安排固为巧合，但此后的政局变化，对到彦之而言，则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机缘。
刘裕死后，徐羡之、傅亮、谢晦和檀道济等几位顾命大臣谋害了刘裕第二子庐陵王刘义真，又废黜并谋害了少帝刘义符，造成刘宋统治的严重危机，他们决定以刘义隆继任帝位。作为刘义隆的属吏，到彦之在刘义隆赴京就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史》本传载：
彦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载，威信为士庶所怀。及文帝入奉大统，以徐羡之等新有篡虐，惧，欲使彦之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贰，便应朝服顺流；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非所以副远迩之望也。”会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彦之权镇襄阳。羡之等欲即以彦之为雍州，上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彦之自襄阳下，谢晦已至镇，虑彦之不过已，彦之至杨口，步往江陵，深布诚款，晦亦厚自结纳。彦之留马及利剑名刀以与晦，晦由此大安。
可见，到彦之为刘义隆军事上的主要僚属。在刘义隆惧怕京师危险的政治局势的情况下，到彦之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坚定了刘义隆赴京就位的信心。面对出镇荆州的谢晦，到彦之能够从容面对，颇有策略，从而为宋文帝顺利返京继位提供了保证②。正因为如此，徐羡之等欲调离到彦之，而刘义隆则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是刘义隆的主要军事依靠。元嘉三年，宋文帝在清楚了徐羡之、傅亮后，以到彦之为征西将军，征讨顾命集团的谢晦，尽管此役虽有反复，但最终在檀道济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从而解决了顾命大臣问题，真正确立起文帝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宋文帝对“彦之恩厚”，“江陵平，因监荆州州府事，改封建昌县公。其秋，迁南豫州刺史、监六州诸军事，镇历阳”③。
到彦之在文帝时期参预的另一个重大军事活动是领导元嘉七年的北伐。面对北魏对河南的不断蚕食，宋文帝于元嘉七年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伐活动。《南史·到彦之传》载文帝信任到彦之，“将加开府，欲先立功”，于是命其节督诸将北伐，自是年四月至七月，一度收复了河南失地，但入冬后，魏军大举南侵，到彦之退师彭城，其留守诸将则多战败，“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④。无奈，文帝遣檀道济领军北上接应，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悲剧。于是文帝收彦之下狱，免其官爵。后复起用为护军。元嘉十年，到彦之卒，宋文帝乃“复先户邑，谥曰忠公”。
由上述情况看，到彦之作为北府兵中下层将校投靠刘裕而起家，助其定孙恩、平卢循等；后因襄助宋文帝刘义隆继大统而获得恩宠。在晋末宋初一系列军事活动中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到彦之所走的道路，顺应了晋宋之间社会变革的大潮。史称刘裕“无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实须外积武功，以收天下人望”⑤。刘裕正是凭借其卓著的战功而代晋建宋的。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北府旧将乘势而起，沈约《宋书》卷四九在叙述诸将校事迹后有论云：“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此诸将并起自竖夫，出于皂隶刍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奋其鳞翼。至于推锋转战，百死而不顾一生，盖由其心一也。遂飨封侯之报，诗人之言信矣。”到彦之之发迹，也是如此。
在北府兵诸多勋将中，到彦之的军事才具与业绩并非最为杰出者，其地位之确立，显然更多地在于他对宋文帝得继大统的坚定支持。到彦之以其参预造宋之功，成为刘宋之功臣，并由此奠定了其子孙发展的基础。据《南史·到彦之传》，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诏（到）彦之与王华、王昙首配食文帝庙庭”。到彦之长子到元度位至益州刺史，少子仲度位骠骑从事中郎，“兄弟并有才用”。这显然是由于到彦之的余荫所致。到仲度子到撝一度仕途不畅，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后，擢为太子洗马”。唐代史家李延寿在《南史》卷二五传末有论云：“道豫虽地居丰、沛，荣非恩假，时历四代，人焉不绝，文武之道，不坠斯门，殆为优矣。”这充分肯定了到彦之以军功奠定其家族门户基础的创业之功。
二、“梁得其文”：齐、梁时期到氏子弟之名士化及其崇尚文学
南朝时代，出自寒门的军事勋贵子弟在取得政治权位和经济财富后，必然在思想文化上向高门士族靠拢。不过，他们取法士族之文化需要一个过程，往往首先模仿和接受的是士族社会的一些表面化的所谓名士做派。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士族社会崇尚玄学，张扬个性，放任自流，这成为一部分名士的标致，而对于缺乏文化积累的寒门勋贵子弟而言，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领会士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因而凭借其物质财富和地位，以纵欲为自然，造成当时社会风尚的变化。对此，钱穆先生论述南朝皇族文化风尚时曾指出：
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门研讨的玄学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⑥
钱先生指出南朝皇族子弟“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和“只有放情胡闹”，而没有接受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没有领略得名士门研讨的玄学与远致”。其他寒门权势人物也如此，这是寒门人物进入上层社会后在文化转变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个必然阶段，随着他们逐渐领略到士族社会的文化精神，其文化面貌便会明显改观。
（一）“到藉豪华，晚怀虚素”：萧齐时期到撝对士族名士风雅做派的模仿
具体就彭城武原到氏家族子弟而言，其家族门风“雅痞”化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宋齐之间的到撝。《南齐书》卷三七《到撝传》载：
撝资藉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庖厨丰腆，多致宾客。爱妓陈玉球，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揭颇怨望。帝令有司诬奏撝罪，付廷尉，将杀之。撝入狱，数宿须鬓皆白。免死，系尚方，夺封与弟贲。撝由是屏斥声玩，更以贬素自立。⑦
可见宋明帝时，到撝以其“资藉豪富”的经济条件，在生活上模仿士族社会名士的诸多奢华之举，以显示其风雅。进入南齐，他在交游中依然如此，《南史·到彦之传附到撝传》：
（齐）武帝即位，累迁司徒左长史。宋时，武帝与撝同从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与上对剖食之。上又数游撝家，怀其旧德，至是一岁三迁，为御史中丞。车驾幸丹阳郡，宴饮，撝恃旧，酒后狎侮同列，谓庾杲之曰：“蠢尔蛮荆，其俗鄙。”复谓虞悰曰：“断发文身，其风陋。”王晏既贵，雅步从容，又问曰：“王散骑复何故尔。”晏先为国常侍，转员外散骑郎，此二职清华所不为，故以此嘲之。王敬则执榠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头，何事自契之。”为左丞庾杲之所纠，以赎论。
到撝为御史中丞，竟然“酒后狎侮同列，言笑过度”⑧，这固然是其寒门轻薄粗鄙的本色的表现，但也反映了他刻意模仿士族社会盛行的排调之风，显示出其门风的变化。不仅如此，到撝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史称其曾“于屏风抄古诗”⑨。另，到撝有弟到坦，《南齐书·到撝传》载“坦美须髯”云云，齐时官至中书郎，他很注重仪容，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模仿士族社会重视容止的风尚。萧子显在《南齐书·到撝传》赞语中称“到藉豪华，晚怀虚素”，他已看出到撝之言行体现出其家族门风的某些变化。
（二）“诸到可谓才子”：萧梁时期到氏代表人物之崇尚文学及其名士化
进入萧梁，到氏子弟的文化气质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代表人物之言行普遍名士化，多以文学艺术才能显名。其中到沆、到溉、到洽三人最为知名，进入梁代最活跃的文学之士的行列。《梁书》卷四九《文学上·刘苞传》载：
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前后，其赏赐不殊。
可见到氏兄弟为梁代后进才士之杰出代表。他们既为梁武帝赏爱，也活动于以任昉、昭明太子萧统、梁元帝萧绎等为中心的文学群体。
到沆，为到撝子，《梁书》卷四九《文学上·到沆传》载：
沆幼聪敏，五岁时，撝于屏风抄古诗，沆请教读一遍，便能讽诵，无所遗失。既长勤学，善属文，工篆隶。美风神，容止可悦。
到撝在萧齐时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很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到沆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具备了很好的文学才能。梁武帝时期，提倡文学艺术，到沆以此显赫一时：
高祖初临天下，收拔贤俊，甚爱其才。东官建，以为太子洗马。时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使校定坟史，诏沆通籍焉。时高祖宴幸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为二百字，三刻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马管东官书记、散骑省优策文。三年，诏尚书郎在职清能或人才高妙者为侍郎，以沆为殿中曹侍郎。沆从父兄溉、洽，并有才名，时皆相代为殿中，当世荣之。（天监）四年，迁太子中舍人。沆为人不自伐，不论人长短，乐安任昉、南乡范云皆与友善。……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伤惜焉，诏赐钱二万，布三十匹。所著诗赋百余篇。
到沆列于文学传，被梁武帝召人文德殿学士省，与“高才硕学”者并列，其学术文化修养可见。特别是他长于诗文创作，一再以此受到梁武帝的赏识。在为人方面，到沆与乃父相比也有明显变化，“为人不自伐，不论人长短”，这是其门风进步的结果。
到坦二子到溉、到洽也以文学和才艺显名于时。《梁书》卷四○《到溉传》载：“溉少孤贫，与弟洽俱聪敏有才学，早为任昉所知，由是声名益广。”⑩ 梁元帝萧绎当初出任会稽太守，以到溉为轻车长史、行府郡事，梁武帝敕曰：
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间有进止，每须询访。”到溉以突出的文学才能为梁武帝父子称誉，《梁书》本传载其“有集二十卷行于世。时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陆，故世祖赠诗曰：“魏世重双丁，晋朝称二陆，何如今两到，复以凌寒竹。
梁元帝将到溉兄弟与“双丁”、“二陆”并举，其表彰之情甚切。
到溉子到镜少有文才，《南史·到彦之传附到溉传》称“镜五岁便口授为诗，婉有辞况。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到镜子到藎也是一个少年才俊，《梁书·到溉传附到藎传》载：
早聪慧，起家著作佐郎，历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马，尚书殿中郎。尝从高祖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藎受诏便就，上览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藎。”因赐溉《连珠》曰：“研磨墨以腾文，笔飞毫以书信。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于少藎。”其见知赏如此。(11)
到藎早慧，有如此文学才能，可见其家族之教育与熏陶。
到溉弟到洽，其文学才能甚著。《梁书》卷二七《到洽传》载：“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学士行。谢脁文章盛于一时，见洽深相赏好，日引与谈论。每谓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资文武。’”这是萧齐时的事，谢朓为当时最著名的文人，他如此称誉到洽，说明其确实具有比较突出的文学才能。及至梁朝，梁武帝也深表赏识，《梁书》本传载：
天监初，沼、溉俱蒙擢用，洽尤见知赏，从弟沆亦相与齐名。高祖问待诏丘迟曰：‘到洽何如沆、溉？’迟对曰：‘正清过于沆，文章不减溉；加以清言，殆将难及。’即召为太子舍人。御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匹。高祖谓昉曰：‘诸到可谓才子。’昉对曰：‘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迁司徒主簿，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五年，迁尚书殿中郎。洽兄弟群从，递居此职，时人荣之。七年，迁太子中舍人，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俄为侍读，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洽复充其选。九年，迁国子博士，奉敕撰《太学碑》。
梁武帝以到洽诸人皆有文才，多加奖掖，委以显位。昭明太子萧统也极赏识到洽之文才，曾对萧纲说：“到子风神开爽，文义可观，当官莅事，介然无私。”(12) 到洽有文集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四》载“镇西录事参军《到洽集》十一卷”。
到溉还有其他才艺，特别是善于围棋。《南史·到彦之传附到溉传》载：
溉特被武帝赏接，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当时以为笑乐。溉第居近淮水，斋前山池有奇礓石，长一丈六尺，帝戏与赌之，并《礼记》一部，溉并输焉。未进，帝谓朱异曰：“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敛板对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礼。”帝大笑，其见亲爱如此。石即迎置华林园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倾城纵观，所谓到公石也。溉弈棋入第六品，常与朱异、韦黯于御坐校棋比势，复局不差一道。后因疾失明，……溉少有美名，遂不为仆射，人为之恨，溉澹如也。
围棋是当时名士社会的普遍爱好，梁武帝本人也特喜好，到溉“弈棋入第六品”，常与武帝弈棋，这不仅直接有助于其仕途晋升，而且对于提升其名望也有很好的效应。
不仅如此，到溉还儒、玄、佛兼综。《梁书》本传载其“遭母忧，居丧尽礼，朝廷嘉之。服闋，犹蔬食布衣者累载”。又载：“溉家门雍睦，兄弟特相友爱。”重视孝友之道是当时世族社会普遍风尚，到溉如此，可谓其门风趋于士族化的表征。此外，到溉也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其任国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于学，请置《正言》助教二人，学生二十人。尚书左丞贺琛又请加置博士一人。”到洽也有学术修养，精于礼仪，前引文称其能“清言”，说明他长于玄学；到洽早年曾听经师伏曼容讲论：“洽美容质，善言吐，弱年听伏曼容讲，未尝傍膝，伏深叹之。”(13) 《梁书》本传又载：“时銮舆欲亲戎，军国容礼，多自洽出。”到洽任御史中丞，能以儒家礼法整肃士风：“寻迁御史中丞，号为劲直。少与刘孝绰善，下车便以名教隐秽，首弹之。孝绰托与诸弟书，实欲闻之湘东王。”
到溉兄弟皆曾表现出名士隐逸倾向。《梁书·到溉传》载：
溉身长八尺，美风仪，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俭，不好声色，虚室单床，傍无姬侍，自外车服，不事鲜华，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传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到溉之仪表、清廉、谦抑、谨厚，皆合玄学名士之风范。到洽也崇尚玄学，颇有隐逸之风。《梁书》本传载其事云：
（谢）脁后为吏部，洽去职，脁欲荐之，洽睹世方乱，深相拒绝。除晋安王国左常侍，不就，遂筑室岩阿，幽居者积岁。乐安任昉有知人之鉴，与洽兄沼、溉并善。尝访洽于田舍，见之叹曰：“此子日下无双。”遂申拜亲之礼。
到沆、到溉、到洽在齐梁之际都表现出一定的隐逸退避之情，并非毫无仕进之心，这主要是他们受到高门士族社会文化风尚的影响，既在政治危机状态下回避现实，也以退隐而养名。从其效果看，此举确实给他们带来了相当高的社会声誉。
关于到溉崇佛，《梁书》本传载：
初与弟洽常共居一斋，洽卒后，便舍为寺，因断腥羶，终身蔬食，别营小室，朝夕从僧徒礼诵。高祖每月三置净馔，恩礼甚笃。蒋山有延贤寺者，溉家世创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无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与朱异、刘之遴、张绾同志有密。及卧疾家园，门可罗雀，三君每岁时常鸣驺枉道，以相存问，置酒叙生平，极欢而去。临终，托张、刘子孙以薄葬之礼，卒时年七十二。(14)
《南史·到彦之传附到溉传》载其遗言曰：“气绝便敛，先有冢塞，敛竟便葬，不须择日。凶事必存约俭，孙侄不得违言。”言毕，“便屏家人请僧读经赞呗，及卒，颜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当时佛教盛行，梁武帝等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士族社会普遍信奉。到溉言行玄化，又重儒、佛，符合当时三教兼综的文化旨趣，这对其家族文化品格的提升颇有助益。
由上所叙，齐、梁之际，以到沆、到溉、到洽为代表的彭城到氏人物皆为文学之士，并且儒玄双修，兼综佛理，相继以此获得梁武帝等人的赞誉，所谓“诸到可谓才子”、“日下无双”，“皆相代为殿中，当世荣之”和“兄弟群从，递居此职，时人荣之”的仕进状况，皆可谓一时清选，改变了宋、齐之际其家族的文化风尚及其出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士族社会的认可。正由于梁代到氏名士辈出、士族化进程加快，也引起了一些传统高门人物的抵制，《南史·到彦之传附到溉传》载有一则典型的事例：
（溉）历御史中丞，都官、左户二尚书，掌吏部尚书。时何敬容以令参选，事有不允，溉辄相执。敬容谓人曰：“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敬容日方贵宠，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彦之初以担粪自给，故世以为讥云。
撇开何敬容与到溉个人权利的冲突，何敬容作为东晋南北朝的清雅高门，他轻视出自勋贵的到溉，反映出一部分传统士族人物的心态；他讥讽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也指出了到氏努力模仿士族社会风尚的用心。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正是由于到氏人物挤进了名士阶层，并威胁到了一部分旧贵族的利益，他们才会受到这种攻讦和排挤。
三、余论：由到氏门风之变化看南朝寒门勋贵的士族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甲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门阀制度的保护下，这一阶层逐渐处于封闭状态。不过，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相对性，中古士族阶层及其相关制度也是如此，其演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和更新机制。唐长孺先生《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考察了士族形成及升降的过程及其主要因素，指出“汉末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而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就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因而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在门阀制度形成以后，士族社会依然重视“当代轩冕”，而并非一味依赖“冢中枯骨”，这就决定着门阀士族社会必然存在着不断升降的变化。唐先生通过一些例证指出，这种士族门第的升降变化，直到南朝时期依然在进行，唐代柳芳论江左士族称“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15)。唐先生据此指出，兰陵萧氏本为寒门，“在宋代，萧氏包括齐高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顺之都是将家，以军公显，那时不过与高平檀氏相比，虽挤入士族，并非高门。齐梁两代是宗室，不以一般门第论。柳芳以萧氏和王、谢、袁并列，恐怕实以梁陈以后萧氏的地位为断。在南朝，出于寒微，以军功显达的人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已不多，被称为高门、甲族的只有萧氏一家而已。”在此基础上，唐先生概括指出，“东晋南朝中正品第业已固定，……但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仍然视当时官爵而定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仍然视当时官爵而定”(16)。依照唐先生的考论，东晋南朝士族社会虽然存在者其门第秩序不断固化、僵化的趋势，但依然存在者通过现实的权势地位和联姻皇族等渠道晋升门第的情况，虽然南朝寒门军功阶层最终获得与王、谢齐名的高门甲族只有兰陵萧氏一家，但其他寒门军功人物在政治地位上升后，则寻求其门第的士族化。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东晋时期的“新出门户”，还是南朝时期的皇族勋贵，他们之所以能够适时地士族化，除了各种权势地位的影响外，还与其家族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在当时，士族社会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显著的表征在于其家族文化，即所谓家学门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曾指出：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17)
陈先生以为决定士族社会地位重要表征在于“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
南朝时期，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动，不断出现寒门人物以其勋业获得军政方面的实际权位，但他们在文化上则缺乏士族社会“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的优势，反过来必然被这种士族文化所征服。检阅南朝时期的相关史籍，不难看到许多在当时改易朝代中崛起的寒门勋贵子弟很快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习尚，从而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明显的成就多表现在文学艺术和散淡旷达方面，而在经史学术上则相对迟缓。彭城到氏可谓典型代表之一。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概述南朝文学的一个特征是文学艺术的世族化。
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18)
他列举当时包括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等传统高门甲族之文学世家，将彭城到氏与之并列。
当然，当时门风日益雅化的寒门文学艺术世家并非到氏一门，齐、梁以降著名者如兰陵萧氏、彭城刘氏、河东柳氏等都是如此。兰陵萧子恪一支为萧齐皇族之后，《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载：“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彭城刘氏安上里一支晋宋之时本尚武，其代表人物为刘勔，入齐后其子刘绘等已以文才显名，及至梁代，其子弟无不尚文，《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载：“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河东柳氏亦为南徙之武力强宗，刘宋初期柳元景以武事起家，屡遭政治变故，宋齐之际其家族门风明显转变，其代表人物是柳世隆，《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世隆传》载：“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与众同。虽门势子弟，独修布衣之业。及长，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萧齐初，“性爱涉猎，启高帝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又载其“性清廉，唯盛事坟典。张绪问曰：‘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邪？’答曰：‘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可见柳世隆已明确以文化整肃其家风、延续门户，这显然是受到世族门风影响的结果。至于其本人，多有文艺才能，“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琐，为士品第一。常云：‘马稍第一，清谈第二，弹棋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廉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柳世隆子柳悦、柳恢、柳恽等皆好学善属文，特别擅长音律弹琴和围棋等才艺，深得齐、梁时期诸多士族名士及萧子良、梁武帝等人的赞誉。
以上所述彭城刘氏、兰陵萧氏、河东柳氏与彭城到氏一样，其家族之兴起皆肇始于晋宋之际，以武力功勋发迹；宋齐之际，其第二代人物开始致力家族文化事业；及至齐梁时期，其家族门风普遍雅化，人才辈出，成为文学艺术世家。当然，其中也有子弟出入经史，但总的说来，其学术文化成就有限。主要倾心于文学才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由其士族化进程中所决定的。因为，一般说来，寒门人物在接触到高雅的士族文化后，首先比较能够吸收、仿效的是其表面的行为举止和围棋等娱乐项目，进而是诗文音律，而经史学术的积累则需要经历更漫长的时间。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南朝寒门勋贵在士族化进程中，其不同房支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同一房支，也往往会出现反复。以彭城到氏为例，如萧梁时期其家族门风的雅化渐达高峰，才俊辈出，“当世荣之”，但梁陈之间到洽子到仲举则不以文化显，《陈书》卷二○《到仲举传》载其“无他艺业，而立身耿正”，后以依附陈文帝而官至尚书右仆射，“仲举既无学术，朝章非所长，选举引用，皆出自袁枢。性疏简，不涉世务，与朝士无所亲狎，但聚财酣饮而已。”其子到郁尚文帝妹信义长公主，出为宣城太守。后陈宣帝政变夺权，斥责到仲举父子，“到仲举庸劣小才，坐叨显贵，受任前朝，荣宠隆赫，父参王政，子据大邦，礼盛外姻，势均戚里”。因而将其父子赐死。到仲举“无他艺业”、“无学术”，不为士大夫所礼，“但聚财酣饮而已”，甚为粗鄙。到仲举之为人学识与乃父到洽一辈差距明显，而与到彦之则颇为相似，可谓其家族文化的“返祖”现象。到氏如此，其他寒门勋贵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南朝寒门勋贵与传统文化高门世族的明显差异，值得注意。
注释：
①(13)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附到溉传》。
② 在宋文帝返京继位过程中，主要决策人还有琅邪王县首、王华兄弟。《宋书》卷六三《王县首传》载：“太祖入奉大统，上及议者皆疑不敢下，县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固劝，上犹未许。昙首又固陈，并言天人符应，上乃下。”《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又载：“上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从中也可见到彦之是坚决支持宋文帝尽快返京继大统的，并且在军事护卫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
④ 关于这次北伐的直接损失，《宋书》卷八一《顾琛传》亦载：“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
⑤ 《宋书》卷四八传末沈约之论语。
⑥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1－272页。
⑦ 《金楼子·杂记篇上》亦载：“到撝少有豪气，家产富厚，自奉养，伎妾艺貌，当时绝伦。筑馆穿池，雅有佳趣，饮食珍味，贵游莫及。当世之士，皆愿与交，撝随方接对，无不谐款。”
⑧ 《南齐书》卷三七《到撝传》。
⑨ 《梁书》卷四九《文学上·到沆传》。
⑩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附到溉传》载：“溉少孤贫，与兄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国左常侍。乐安任昉大相赏好，恒提携溉、洽二人，广为声价。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资，为二儿推奉昉。”任昉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这是一个以任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相互间常有诗文唱和。
(11)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附到溉传》又载到藎以文才得梁武帝赏识，“后溉每和御诗，上辄手诏戏溉曰：‘得无贻厥之力乎？’”此既可见到溉常与梁武帝诗文相和，也说明武帝对到藎的赏爱。
(12) 《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14) 明代林茂桂辑《南北朝新语》卷二“玄解”录到溉此事，詹子忠评曰：“即此便已成佛。”又，这里记载钟山延贤寺为到氏“家世所创”，说明其家族早在宋、齐之世已奉佛。
(15)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
(16) 以上所引唐长孺先生语，皆出自《士族的形成与升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63页。另，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论述门阀士族的形成与演变时也有“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的区别，涉及士族社会的门第升降变化问题，可一并参见。
(1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2页。
(18) 刘师培著、舒芜点校：《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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