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家教”及其门风之变化
    ——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的“士族化”趋向
【原文出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20075
【原刊页号】132～136
【分 类 号】K22
【分 类 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复印期号】200801
【英文标题】Change of “Domestic Discipline” and Moral Standards of the Emperor—Xiao daocheng in South Qi
    ——A sidewise approach to the tendency of becoming aristocrats of the royal family of Xiao in South Qi
【文章日期】2007-01-10
【作 者】王永平
【作者简介】王永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　225002）
【内容提要】建立南齐后，齐高帝萧道成鉴于刘宋皇族内部的自相残害，模仿世家大族的家教传统，重视家族内部的儒家礼法教育，其子孙中出现了不少孝友方面的典型。萧道成子武帝萧赜、萧嶷等也绍续此风，其门风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向。不过，作为新起的皇族势力，其门风依然表现出寒门的传统，在宗室政策上表现为苛禁诸王及家族内部的严重冲突等。
【英文摘要】After the founding of South Qi, due to the self killing within the royal family of Liu in Song Dynasty, Xiao daocheng, emperor of South Qi emphasized the education of Confucian rites within his family by imitating the domestic discipline of senior clans so some filial and good offspring appeared. His sons Xiao ze and Xiao yi followed his practice and thus appeared the tendency of aristocrats.　However, as a newly rising royal force, it manifested the tradition of common people, which was shown by castigating the nobility and major conflicts within the family.
【关 键 词】萧齐/萧道成/家教/礼法/寒门/士族
    Xiao Family in South Qi/Xiao daocheng/Domestic Discipline/Rite/Common People/Senior Officials
【责任编辑】周文彬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南史：卷四三[Z].
    [3]南史：卷四四[Z].
    [4]南齐书：卷三五[Z].
中图分类号：K23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5-0132-05

    就家族门风而言，寒门与高门之间差异明显。世家大族往往传承十数代，相沿数百年，大多形成了以儒家礼法思想为基调的家族风尚，其子弟涵养其中，无不受到其熏染，从而表现出独特的士大夫气质。而寒门人物尽管凭借一时的军功业绩飞黄腾达，但往往家族内总自相残害，风气污浊，令人不耻。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动，寒门势力不断抬头，类似的情况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对此，钱穆先生曾指出：“门第的精神，本是江南立国主柱。蔑弃了门第，没有一个代替，便成落空。落空的结果，更转恶化。……南朝诸帝，因此惩于东晋王室孤微，门第势盛，故内朝常任寒人，而外藩则托付宗室。然寒人既不足以服士大夫之心，而宗室强藩，亦不能忠心翊戴，转促骨肉屠裂之祸。”钱先生又指出寒门皇室风气说：“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门研讨的玄学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庄、老放言，破弃‘名教’，复归‘自然’，本来不教人在家庭团体、政治组织里行使。魏、晋名士，一面谈自然，一面遵名教，故曰名教与自然‘将毋同’。南朝的王室，既乏礼教之熏习，(因其非世家)，又不能投入自然之朴素。(因其为帝王，处在富贵不自然之环境中)蔑弃世务的，(大抵幼年皇帝居多)则残酷无情，循环篡杀，势无底止。”[1](P.268、PP271-272)综合考察南朝皇室的生活状况，钱氏所论，大体不误。不过，对这一情形，齐高帝萧道成已有所察觉，因而努力强化对其子弟的家教，提升其礼法与孝友意识，目的在于维护其家族内部的团结，稳固其统治。
    作为寒门武将出身的萧道成，他目睹了刘宋皇族的残酷倾轧，并寻机篡夺了刘宋政权，因而深知寒门家族风尚的弊病。建立齐朝后，他非常重视孝友之道的训导。据《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传下》，萧道成第五子萧晔，“母罗氏，从高帝在淮阴，以罪诛。晔年四岁，思慕不异成人，每恸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济，汝可与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晔小字也。故晔见爱。”由萧晔年幼如此苦孝，可见萧道成一贯以此教导子弟，而由萧晔以此“见爱”，进一步说明萧道成家教之导向。又，萧道成第十子萧鉴，“性聪警。年八岁，丧所生母，号慕过人，数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献王闻之，抚其首呜咽，谓高帝曰：‘此儿操行异人，恐其不济。’高帝亦悲不自胜。”萧道成第十六子萧铿，“生三岁丧母。及有职，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识母，常祈请幽冥，求一梦见。至六岁，遂梦见一女，云是其母。铿悲泣向左右说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闻者莫不觑欷。”萧鉴、萧铿二人都是年幼的孝子，正是其家风影响的结果。又如萧道成第十九子萧铉，“初，铉年三四岁，高帝尝画卧缠发，铉上高帝腹上弄绳，高帝因以绳赐铉。及崩后，铉以宝函盛绳，岁时开视，流涕呜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萧道成育子如此。
    不仅如此，萧道成临终前告诫萧赜，要他吸取刘宋亡国的教训，千万避免“骨肉相图”的悲剧。他死前，将个性特殊或年幼的儿子都向萧赜做了安排，如萧铉，“母张氏，有宠于高帝，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临崩，以属武帝，武帝甚加意焉，为纳柳世隆女为妃。武帝与群臣看新妇，流涕不自胜，豫章王嶷亦哽咽。”[2](P1092)其他如萧晃等皆明确提醒萧赜宽厚相待。他希望其家族后代能够相互友善，不断增强其家族的凝聚力，从而像儒家世族那样世代延续。
    萧道成还十分重视对其孙子辈的培养。如文惠太子萧长懋，是萧赜的长子，《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载“世祖未弱冠而生太子，为太祖所爱。姿容丰润，小字白泽……太祖方创霸业，心存嫡嗣，谓太子(指萧赜)曰：‘汝还，吾事办矣。’处之府东斋，令通文武宾客。”又辅导萧长懋研习《左氏春秋》等儒家经典，希望将其培养成文武兼备的接班人。萧道成称帝前，封萧长懋为南郡王，“江左嫡皇孙封王，始自此也”[3](P1098)。萧长懋后来具有很好的文化素养，深得士大夫群体的尊重，这当然得益于其后来的不断学习，但追溯其起始，应当说与乃祖萧道成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齐武帝萧赜也很重视对其子孙的礼法教育。如文惠太子，萧赜称帝后，以其为皇太子，《南史》卷四四《齐武帝诸子·文惠太子传》载其“及正位东储，善立名尚，解声律，工射，饮酒至数斗，而未尝举杯。从容有风仪，音韵和辩，引接朝士，人人自以为得意”。当时“文武士多所招集”，萧长懋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武帝加强其礼法素养的训导：
    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五年冬，太子监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曲礼》云“无不敬”义，俭与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一十人，并以笔对。太子问王俭：“《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当相主？”俭曰：“《乾》健《震》动，天以运为德，故言‘帝出乎《震》’。”俭又谘太子《孝经》“仲尼居曾子侍”义，临川王映谘“孝为德本”义，太子并应酬答，甚有条贯。
    文惠太子生活上尚奢，“武帝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东田殿为崇虚馆。”武帝次子萧子良也是一个修养甚高的人物，这也与其家教相关。《南史·齐武帝诸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幼聪敏。武帝为赣县令时，与裴后不谐，遣人船送后还都，已登路，子良时年小，在庭前不悦。帝谓曰：‘汝何不读书’子良曰：‘娘今何处？何用读书。’帝异之，即召后还县。”萧子良年幼知孝，这得益于家教，而萧赜尊重幼子的感情，是因势利导，颇得育子之道。后来，萧子良与乃兄文惠太子等“甚相友悌”，处处表现出仁厚孝义的性格特征。此外，如武帝第七子萧子懋，《南史·齐武帝诸子·晋安王子懋传》载：
    诸子中最为清恬，有意思，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
    又如武帝第十一子萧子罕，“母乐容华有宠，故屋帝留心。母尝寝疾，子罕昼夜祈祷。于时以竹为缵照夜，以缵宿昔枝叶大茂，母病亦愈，成以为孝感所致。主簿刘鬷及侍读贺子乔为之赋颂，当时以为美谈。[3](P1114)可见萧赜对诸子的礼法教育颇有成效。
    萧道成之后，齐武帝比较踏实地遵循乃父之诫言，优遇兄弟子侄。据《南齐书》卷三五《高帝十二王传》，萧赜与七弟鄱阳王萧锵关系甚好，“锵和悌美令，有宠于世祖，领军之授，齐室诸王所未为。锵在宫理事无壅，当时称之。车驾游幸，常甲仗卫从，恩待次豫章王嶷。”八弟桂阳王萧铄，“清羸有冷疾，常枕卧。世祖临视，赐床帐衾褥”。应该说，萧飒赜与大部分兄弟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当然，诸弟中也难免有个别粗疏之人，他也遵守乃父的诫言，予以包容。如萧晃，为萧道成第四子，“少有武力，为高帝所爱”，颇有军功，齐朝建立后，“高帝践阼，晃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上大怒，手诏赐杖”。萧道成怕他日后恃武生事，加以压制。这也是其家教的一个方面。萧道成死前特意将萧晃托付给萧赜，要求“处以辇毂近藩，勿令远出”，这是为了保护萧晃。后萧晃以南徐州刺史入中书监，“时禁诸五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江中。帝闻之大怒。”但他想起萧道成的遗言，于是没有追究萧晃之死罪，“终无异意。然晃亦不见亲宠。当时论者，以武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2](P1080)。但在日常生活中，萧赜对萧晃还是比较友善的，史称“世祖尝幸钟山，晃从驾”云云[4](P624)，便是显例。
    齐武帝时，其同胞兄弟萧嶷在处理其家庭内部事务中地位比较突出，可谓楷模。据《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萧嶷“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钟爱焉。”他很有军政能力，宋末齐初，他任荆州刺史，总领上流军事，“时太祖辅政，嶷务在省约”；萧道成谋篡之际，萧嶷在地方免除民间赋税、减轻刑法等，深得人心，以致王俭称其“自庾亮以来，荆楚无复如此美政”。他又在地方设立学校，建元二年，“其夏，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上表言状。置生四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置儒林参军一人，劝学从事二人，行释菜礼”。他后来返京师，“发江津，士女同送数千人，皆垂泣”。对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儿子，萧道成是十分赏识的，其生病，萧道成“深忧虑，为之大赦”，其恢复健康，则为之“设金石乐”；萧道成甚至一度想以他取代萧赜的继承人地位：“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颇有代嫡之意，而嶷事世祖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世祖友爱亦深。”但萧嶷深知教友之道，“太祖崩，嶷哀号，眼耳皆出血”；萧赜继位，他全心辅佐，“嶷不参朝务，而方事密谋，多见信纳”。萧嶷平时为人很注意礼节，而萧赜也以“同生相友睦”。永明年间，萧嶷十分低调，一再请求解职，萧赜不许，说：“毕汝一世，无所多言。”对他们兄弟之间的和睦关系，《南齐书》萧嶷本传有详细记载。
    齐武帝一再下诏称述萧嶷的品德，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萧嶷平常教育其子弟也以和睦为要务，其死前还以此训诫诸子，要求其子弟“其相勉励，笃睦为先”，“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如此足无忧患”，这与儒学世族的门风训诫是完全一致的。对此，《南齐书》卷二二传末“史臣曰”所论云：“……蕃辅贵盛，地实高危，持满戒盈，鲜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诚有天真，因心无矫，率由远度，故能光贤二祖，内和九族，实同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萧子显为乃父作传，自然难免誉美，但指出萧嶷“光贤二祖，内和九族”，则并非无据。萧嶷一生内敛谨慎，不仅为了保全自己，而且主要在于敦睦家族。从其家教的效果看，其子弟皆有良好的礼法修养，而且在学术文化上表现突出，是齐朝皇族唯一延续到梁代依然保持其显赫地位的房支。据《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萧嶷之子“(萧)子恪兄弟十六人并入梁”，这虽主要得益于梁武帝的提携，但也以优良的门风不无关系。如萧子恪作为其房支的代表，其兄弟之才学多超越其上，他常谓所常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4](P509)萧子恪以谦退的作风维持其家庭门风的传承，体现出他致力兄弟和睦的心态。子恪第六弟子范，其所生母卒，“子范有教性，居丧以毁闻”；子恪第八弟子显，“幼聪慧，文献王异之，爱过诸子”，其“容止吐纳”，风采绰约；子恪第九弟子云，“性沈静，不乐仕进”；子云弟子晖“性恬静，寡嗜好”。[4](PP510-516)凡此皆可见萧嶷家教之深刻影响。
    不仅如此，萧嶷在萧道成去世后，一再劝阻萧赜对其他有过失的萧氏皇族人物采取过激的处置方式。如长沙威王萧晃私藏武器，本应处死，萧嶷稽道流涕，对武帝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白象，即萧晃的小字，这是提醒萧赜不要忘记乃父对诸子弟的感情，武帝闻之，“亦垂泣”[4](P624)，从而放弃对萧晃“将纠以法”的打算。又如《南齐书》卷三五《高帝十二王·武陵昭王晔传》载，萧道成第五子萧晔与齐武帝不和，萧嶷则从中协调，一方面进言武帝多加包容，另一方面则劝导萧晔克制自己的性格。《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下·武陵王昭传》又载，萧昭与齐武帝之间屡生冲突，常机锋相对，但在萧嶷的斡旋下，总算没有进一步激化。萧嶷如此苦口婆心，目的在于维持兄弟之间的和睦。
    从上所述，可见萧道成、萧赜、萧嶷父子，很注重用儒家礼法仪范来改造其家庭门风，希望通过教悌伦理方面的教育，使皇室子弟逐步养成恪守礼法的习惯和品格，以避免因粗暴的僭越而引发家庭内部骨肉相残的悲剧。从相关事实看，萧齐统治集团嫡支在南齐王朝建立后，其门风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表现出迅速的“士族化”趋势。可以说，后来如果没有齐明帝以庶支篡夺及政治斗争的恶化，也许不致发生严重的宗族内部残酷杀戮的局面。
    谈论萧齐皇族之门风“士族化”趋向，不可否认，即便在萧道成、萧赜父子比较包容的宗族亲睦的政策下，其子弟中一些受封为王者也时常有违禁越制甚至生事作乱，如萧道成子长沙威王萧晃、萧赜第四子鱼复侯萧子响等，都好尚武力，私藏兵械。萧晃之事前已详述，而萧子响，据《南齐书》卷四○《武十七王·鱼复侯子响传》，他一度过继给萧嶷为子，萧赜即位后，任为辅国大将军、南彭城临淮二郡太守，“见诸王不致敬。子响勇力绝人，关弓四斛力，数在园池中帖骑驰走竹树下，身无亏伤。及出继。车服异诸王。每入朝，辄忿怒，拳打车壁。世祖知之，令车服与皇太子同。”后还为武帝子，任荆州刺史，“子响少好武，在西豫时，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至镇，数在内斋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内人私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其幕僚有人“连名密启”，子响竟然将这些人都杀了，这是严重违背当时典制的行为，齐武帝下令说：“子响若束首自归，可全其性命。”但萧子响又一度公然对抗，最终被赐死。①这虽是极端的事例，但其家庭内各种不和谐的因素确实不少，而这仅仅依靠道德教化自然难以杜绝。对于萧齐家族门风问题，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是类·《南史》”部分有一则札记中说：“自来宗藩之祸，无过于萧齐，而贤王之多，亦无过于萧齐，天道瞢昧，殊不可解。顾文献尤朱邸之表率，而身极富贵，殁备哀荣，子孙多才俊，皆见免危世，显用异代，虽以子恪之疑，犹被原赦，是亦为善之报矣。竟陵文宣王于武帝诸子，最称贤哲，以王融事见疑郁林，忧愤早卒，读史者咸以为惜。”李氏所谓“天道瞢昧，殊不可解”，即对萧齐之门风表示困惑。对此，我们可以从其出自寒门的文化背景予以理解。
    对诸皇子的这种表现，齐武帝深感失望与不安，于是下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王侯的管束，其具体方法就是借鉴和强化刘宋以来“典签”制度的职能。对此，《南齐书》卷四·传论中有言：“……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贻虑。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驰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申，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所谓“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这就是指在藩国重用“典签”。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齐制典签之权太重”条指出：“齐制，诸王出镇，其年小者，则置行事及典签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诸王之起居饮食，皆听命焉，而典签尤为切近。”他根据《南齐书》、《南史》等相关记载，详述典签对诸王在军政活动及日常生活上的严厉监督。可以说，当时的典签虽地位较低，但实际上是皇帝派出的亲信，定期向皇帝汇报，使得地方藩王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掌控之中。《南史》卷四四《齐武帝诸子·巴陵王子伦传》有一段较完整的记载，可以大体反映当时典签苛禁诸王的情形。
    “典签”之制，固非南齐所创，其发端于刘宋，又延续至萧梁，但比较而言，则以南齐实行得最严厉，由当时诸王哀叹名为王而实“与囚何异”，可见其苛禁之酷。从家庭文化的角度看，与其寒门统治者崇尚集权专制有关，也与其子弟越制僭乱有关。
    南齐统治时间甚暂，但其无行的淫乱君主则十分突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宋齐多荒主”条中指出：“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宋武以雄杰得天下，仅三年而即有义符。文帝元嘉三十年，号称治平，而末有无怨劭之悖逆。孝武仅八年而有子业。明帝亦仅八年而有昱。齐高、武父子仅十五年而有昭业。明帝五年而有宝卷。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继出，盖劫运之中，天方长乱，创业者不永年，继体者必败德，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辄覆灭，此固气运使然也。”赵翼详引史籍所载诸“荒主”之种种淫奢之表现，可谓证据确凿。不过，赵翼分析形成“荒主”密集的原因时，他以为“此固气运使然”，似乎说不清楚。其实，依照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主要在于宋、齐统治集团的寒门文化风尚的影响所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齐武帝之后，南齐的政治更迭与“乱主”问题，主要是由其家庭之庶支篡夺皇位所致。由上文所论，萧道成、萧赜之嫡传子孙尽管有不守礼法的情况，无论如何不致发生灭绝宗族的惨害，而齐明帝萧鸾篡位后，对齐高帝、武帝子孙采取灭绝政策。
    萧鸾本人及其房支文化修养甚差，其以不正当的方式夺取皇位，因而大肆杀戮原来的皇族子孙，说明萧齐宗室之不同房支的“士族化”进程尚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待于其后继者在文化上的进一步改造和推进。
    注释：
    ①对于萧子响之被赐死，萧赜一度很难过，因为他使用极端的方式来处理家庭内部的问题，有违亲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