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袁宏作为东晋时期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其《名士传》主要记述了魏晋名士的遗闻轶事，由于时代久远，此书早已散佚，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保存了多则史料。《名士传》多有精实之语，简洁隽永，别有神韵，在人物性格、才能的描写以及名士思想、行为风范的记述方面，具有魏晋杂史杂传鲜明的时代特征。《名士传》与《世说新语》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世说新语》 袁宏 《名士传》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志人小说，不仅以记述魏晋名士的言行事迹取胜，而且刘孝标的注释引书多达四百多种，保存了许多可贵的史料，而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袁宏所撰的《名士传》即为其中之一。
一
袁宏（328－376），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孤贫，以运租为业。永和四年（348），任谢尚安西参军，累迁至桓温大司马记室，入为吏部郎，除东阳太守，卒于东阳，年四十九。唐修《晋书》卷92列袁宏于《文苑传》中，并言其“有逸才，文章绝美”，乃为“一时文宗”。东晋高门王珣曾云：“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指袁宏）。”可见，袁宏才华卓著，早有令名。他性格强正亮直，每不阿屈奉迎，机对辩速，率而能要。作为史学家的袁宏，所撰编年体断代史《后汉纪》三十卷，对后汉诸史重加厘定，删繁补缺，至今保存完整，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而已。”[1]P343可见，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并为东汉史事之渊薮。袁宏的杂传著作《名士传》文笔清雅，自有神理，可谓是《世说新语》“名士教科书”的先驱之作。（以下皆称《世说》）
《名士传》包括《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中朝名士传》若干卷三部分。《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仅记载《正始名士传》三卷，袁敬仲撰。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言：“宏字彦伯。《隋志》作敬仲，盖误以袁宏为卫宏。”可知，《隋志》所言袁敬仲是指袁宏，《名士传》在唐初已经散佚。据《世说?文学》注云：
（袁）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2]272
是为袁宏对魏晋名士的分类及名士人物目录。所谓名士，原指知名于世而未出仕之人。如《礼记?月令》云：“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3]1363随着时代的发展，名士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范晔《后汉书》卷82《方术传论》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其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此处名士则指以诗文著称、恃才放达、不拘小节之人。而玄学兴起之际，魏晋名士蔑视礼法、崇尚自然、率性而为、简傲旷达的言行风范则重新阐释了“名士”一词的深刻意蕴。
纵观袁宏《名士传》中所录人物，或以何晏、王弼为首的正始名士倡导玄学、高谈理念，或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纵情任性、率真脱俗，或以裴楷、王衍为首的中朝名士妙于谈玄、容止灿然。这些名士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的时代精神，其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无不张扬、显示着一种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玄学兴盛、崇尚清雅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对魏晋名士风流的艳羡、景仰之情，加之魏晋时期私家修史以及杂史杂传创作非常繁荣，因此，这些因素构成了袁宏《名士传》产生的背景条件。袁宏本人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在《后汉纪序》中提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4]P1785其创作目的就是“观其名迹，想其为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馀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4]P1785可见，袁宏对历史人物的行实及遗风非常重视。正因如此，袁宏往往在史传当中呈示自己的判断与个性所好。《名士传》一书寄托了袁宏本人对魏晋名士风度神韵的向往之情，所谓天形奇特、明秀若神、颓然渊放、了无异然，是为容止之美，而任心而动、处之晏然、土木形骸、遨游一世，是为情性之赏，如此优美清逸的词语赋予了《名士传》一种非常明显而又浓重的玄学色彩。
据《世说?文学》记载：“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指谢安）。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箸书。’”[2]P272谢安所言，虽有所据，但并不确然。观《世说》刘注引袁宏《名士传》共存21则，涉及名士18位，如裴楷、王承、阮修、刘伶、夏侯玄、山涛、阮咸、郭象、庾顗、阮瞻、何晏、阮籍、戴逵等。条目简短，语言精实，人物形象生动，风趣神韵再现。其实，就史部杂传类别而言，袁宏《名士传》与其他杂传著作诸如《高士传》、《高隐传》、《高僧传》、《止足传》、《忠臣传》、《良吏传》、《列女传》、《神仙传》等一样，都是因循正史类传以及刘向《列女传》、魏文帝曹丕《列异》、嵇康《高士传》之类，相继而作，虽然名目趋广，但“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5]P982也就是说，作为史学家的袁宏，是以记述史实的态度来进行《名士传》的编撰工作，虽然撰作的性质为杂传，但仍不脱史家之窠臼。诚如欧阳修《崇文总目?传记叙》所言：“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于策，小事载于简牍。……然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而袁宏的《名士传》则为以备多闻之类，其所凸显的史部杂传性质同时也是其纪实特征的另一种表现。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袁宏《名士传》一书虽然亡佚，但通过对《世说》刘注所引条目的考索，依然可以窥见其主要内容及人物风韵。《名士传》文字典雅，清秀隽永，体现出袁宏作为史学家在叙事、人物刻画等方面所使用的多种技巧及其简洁的行文之风。
二
袁宏《名士传》不存于《中国丛书综录》目录当中，而只在《世说》刘孝标注中遗存21则，其形式与《世说》正文相似，丛残小语，简洁赅要。
从《名士传》残存条目来看，其体例与一般正史列传相同，首先以介绍名士的生平、字号、籍贯、官阶起始。如“王承字安期，太原晋阳人，父湛，汝南太守。……累迁东海内史，为政清静，吏民怀之。元皇为镇东，引为从事中郎。”[2]P173又“阮修字宣子，陈留尉氏人。”[2]P207“（刘）伶字伯伦，沛郡人。”[2]P250“（阮）咸字仲容，陈留人，籍兄子也。……为散骑侍郎。山涛举为吏部，武帝不用。”[2]P424“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等等俱为此类，[2]P435这也是杂传类作品记叙人物时的基本体例。袁宏《名士传》中有一些人物外相神韵的描写颇为传神，字里行间反射出魏晋名士不同凡俗的情趣，如谓王夷甫（即王衍）“天形奇特，明秀若神。”[2]P428言庾顗“颓然渊放，莫有动其听者。”[2]P530又“阮籍丧亲，不率常礼，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发箕踞，旁若无人。楷哭泣尽哀而退，了无异色，其安同异如此。”[2]P733这些有关魏晋名士容貌举止的描述，虽然笔墨经济，但是，玄风浸染之下的名士风度的表现由此可见一斑。而且，袁宏简笔勾勒，诸名士的思想、性格跃然纸上。如《世说?雅量》注引《名士传》曰：“楚王之难，李肇恶楷名重，将收害之。（裴）楷神色不变，举动自若，诸人请救，得免。”[2]P351作为魏晋名士，裴楷外貌俊美，神清俊朗，在临难之时，能够神色自若，处危不变，其胸怀、气度的确令人赞叹。
袁宏《名士传》还有多种语言描写，或有简短的诗歌摘录，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如《世说?规箴》注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何）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2]P553此处是以何晏的五言诗来表现他的心情，是以鸿鹄为喻来表现他浓重的忧患意识以及对自由的渴望，较好地体现出何晏如履薄冰、忧惧而沉重的心情。这种以诗歌摘录方式传达人物内心世界的叙事手法与袁宏的史学才能不无关系。另外，《名士传》中还引述了许多人物品评之语，示例如下：
王夷甫推叹（山）涛“晻晻为与道合，其深不可测。皆此类也。”[2]P388
庾顗谓（郭）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2]P435
（裴）楷病困，诏遣黄门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属夷甫云：“竟未相识。”夷甫还，亦叹其神俊。[2]P610
阮籍丧亲，不率常礼，裴楷往吊之，……戴逵论之曰：“若裴公之制吊，欲冥外以护内，有达意也，有弘防也。”[2]P733
这些品评之语很简短，但却体现出魏晋时期名士之间的赏誉、品鉴之风。不过，细察《世说》刘注所引袁宏《名士传》条目可以发现，刘孝标所引重点在于补叙《世说》的《文学》、《识鉴》、《雅量》、《赏誉》、《品藻》、《容止》、《任诞》等篇，其中尤以《雅量》、《赏誉》篇中所引为多，这些内容恰恰也是魏晋风度最有魅力、最有影响的主题范畴。由此可以看出，袁宏《名士传》在记述魏晋名士事迹、表现人物性格时，在气度、雅量、赏鉴、容止等方面有所侧重，而刘孝标在这些篇目中对《名士传》的征引，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他在使用袁宏《名士传》相关史料时的信任程度。《名士传》对名士风范的记述以冲淡清简为佳，以任心而动、任情而动为上，因此，从容博畅、处之晏然的行为作风在这里得到了揄扬，例如：
（裴）楷行己取与，任心而动，毁誉虽至，处之晏然。[2]P21
王承冲淡寡欲，无所循尚。……避乱渡江，是时道路寇盗，承每遇艰险，处之怡然。[2]P173
阮修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见俗人，时误相逢，即舍去。傲然无营，家无儋石之储，晏如也。[2]P207
（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2]P250
（阮）瞻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2]P437
（庾）顗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顗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2]P447
可见，袁宏在记述名士行实时，用语十分简洁，着力刻画了他们冲淡无为的性格特征，推崇一种不以外物而累、从容自若、晏然处之的人生态度，而这正是受老庄思想影响、于魏晋玄学中所积淀下来的风度意蕴之所在，是袁宏借以阐释“名士”内涵的主要侧重点。袁宏行文尚以简要，风格隽永，体现出他作为一代文宗的出众的才华。在《名士传》中，袁宏称许阮瞻“读书不甚研求，而识其要。”[2]P437又谓庾顗“不为辨析之谈，而举其旨要。”[2]P444因此，简要清通既体现了魏晋名士的主要行为准则，同时，也是袁宏《名士传》叙事行文的基本出发点。
三
作为东晋时人，袁宏与谢安、桓温、郗超等名士皆有直接接触，受染于东晋那样一个玄风函席的时代，因此，袁宏对魏晋风流的认知与解读势必然地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这一点从袁宏的其他作品中亦有所体现，如其“清颖有致”[6]P65的《明谦论》就引用《周易》、《老子》之言来佐证：“贤人君子，推诚以存礼，非降己以应世，率心以诚谦，非匿情以同物。故侯王以孤寡飨天下，江海以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下行。’《老子》曰：‘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此之谓乎！”[4]P1788非惟如此，袁宏还在《七贤序》中点评“竹林七贤”的作为：
阮公瑰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过则乎？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致自高，故伤之者也。山公中怀体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挠，在众乐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4]P1786
严可均案：“此当即《竹林名士传叙》也。”虽然此文残佚，但是袁宏对阮籍虚怀若谷雅量的赞叹，对嵇康遗世高绝之情的感伤充分体现出他对人生状态的思考。袁宏的选择是山涛之途，所谓“仰挹玄流，俯弘时务，名节殊途，雅致同趣。”[24]P1787玄流与时务本有出世、入世之别，然而袁宏认为能够泰然、怡然处于变与不变之间者为上，游刃有余才是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所以，袁宏《名士传》中多处出现冲淡寡欲、晏然自若的情态，其原因就此而释然。不过，这种对魏晋风流的神往曾因其强直的个性几乎给袁宏带来了杀身之祸，据《世说?轻诋》记载：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凛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2]P834
这则故事很有名，袁虎即指袁宏，学者余嘉锡在两则案语中指出了桓温与袁宏在西晋灭亡与玄谈误国的关系问题上所持意见的不同，余氏认为：“（袁）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桓温所谓诸人，正指中朝名士，固宜为之强辩矣。”[2]P836而桓温有英雄之才而富于远略，其论玄学清谈者有罪责于西晋灭亡一事亦有合于史实，固然适宜，但袁宏秉性直言，试以辩护，“因此对，失（桓）温之意，遂致被责免官矣。（桓）温虽颇慕风流，而其人有雄姿大略，志在功名，故能矫王衍等之失。英雄识见，固自不同。”[2]P835虽然《世说》此则是为肯定和宣扬桓温的英雄风范，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袁宏本人对名士风流的真正向往。
袁宏《名士传》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杂传类作品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隋书?经籍志》中记载刘义庆著有《徐州先贤传赞》、《江左名士传》，诚然，后者当为袁宏《名士传》的后继之作。而从以上对于《名士传》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袁宏不仅是以一种史家的心态致力于名士轶事的撰作，而且，很多方面还体现出袁宏对魏晋名士行为风范的肯定与认可，故而《名士传》透示出袁宏本人的一些情感成份。《名士传》作为史家多闻之作，就杂传的创作原则、创作体制而言，其严谨性不能与正史相提并论，如《世说?方正》刘注所引《名士传》曰：
初，（夏侯）玄以钟毓志趣不同，不与之交。玄被收时，毓为廷尉，执玄手曰：“太初何至于此？”玄正色曰：“虽复刑馀之人，不可得交。”
余嘉锡按：“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晋魏世语》，事多详覈。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并云玄距钟会。而袁宏《名士传》最后出，不依前史，以为钟毓，可谓谬矣。”[2]P285可见，《名士传》亦有缺谬之处。
不过，袁宏作为史学家，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及性格，其文笔典雅、隽永飘逸的风格在《名士传》中有显著的表现。在袁宏现存的作品中，尚有《东征赋》、《北征赋》等辞赋作品，史论诸如《后汉纪序》、《三国名臣序赞》、《单道开赞》、以及《祖逖碑》、《丞相桓温碑铭》、《孟处士铭》等作品，而其善长者在于人物传记及评论方面。如谓祖逖：“勇士五百，抚戈同泣：非祖侯之为，吾谁为死？并力齐赴，卷甲宵起，遂陷坚阵，负戈而反。”[4]P1788排比对称，情绪激昂。再如赞扬桓温北伐为奇功大勋，称其“秀杰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鉴；明统备于成德，巾褐衡门，风流推其高致，忘己应务，天下谢其勋业。辅相两仪，而通运之功必周，虚中容长，而方圆之才咸得，道济而不有，处泰而逾约，可谓固天时纵，生民之杰者也。”[4]P1788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是桓温的确“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7]P2568“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7]P2581袁宏碑记所言，确乎真实，不过，无论是奇姿英特还是俊神朗鉴，这些明显带有玄学意味的词语真切地显示出袁宏对魏晋名士之风流高致的热爱。《文心雕龙?时序》言：“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8]P275诚然，袁宏文名早已得到肯定。
综上所述，袁宏《名士传》一书虽然散佚，但从《世说》刘注所引诸条中可以窥视其独有的一些创作特征，无论是人物的性格塑造还是时人的品评赏鉴，都显示出与《世说》主题内容的某些相似。而后者的玄远冷峻、简洁清朗的风格又无不是承继于魏晋杂史杂传优秀的创作成果及其成熟经验，因此，袁宏《名士传》与《世说》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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