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诗、柳词之盛传与文学作品如何找到读者

白乐天之诗 曾闻“老妪能解”

“凡有井水饮处 即能歌柳词”

               ——浅析白诗、柳词之盛传与文学作品如何找到读者

赵仁亮

白居易的诗歌“力主诗歌语言的通俗浅显，追求语言的平易自然，要求‘老妪能解’。《寄唐生》诗云：‘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1】按此说法，既然老妪都能够读得懂，那么即可说明白居易的诗歌既通俗易懂，也具备了广泛流传（这里指向普通百姓传播）的条件。无独有偶，提起宋代词人柳永，不禁让人想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2】宋人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也曾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3】  如此说来，柳永之词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了。以上提到的两位诗（词）人，其作品或具备了流传的条件，或已经在当时的社会中广为流传。假如把文学作品比作商品的话，可以说以上提到的两位诗（词）人的作品是大有市场的，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对于时下的文学创作，如何让文学作品找到读者，实现自身价值。是人云亦云，按大众的要求进行创作，还是坚持自己的个性，不断创新？

以往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白诗、柳词的盛传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他们自身具备素质紧密相关。要为文学作品找到读者，我们应该探究文学作品传播的本质规律，探究白诗、柳词得于盛传的具体原因，借鉴其经验。

一、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应通俗易懂 

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也就是说诗歌具有“启迪、鼓舞、感染读者之艺术魅力”，“反映现实、认识社会”和“团结教育组织群众的社会功能”。【5】而这些功能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是读者能读懂作品，不然只能是空谈。不同的读者文化层次不一样，接受能力也不一样。一般而言，通俗易懂的作品较学术性较强的文学作品而言容易被读者读懂、接受。以往研究表明：白诗、柳词在语言方面就比较注重语言的通俗易懂。

语言文辞声律之美“不是白居易追求的审美目标”，【7】他在《新乐府序》中曾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也就是说，白居易的诗歌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谋篇布局上，都讲求通俗易懂。如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诗人用朴素平实的语言概括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耐人寻味的哲理，不仅将常见的离愁表现得新警，“而且启发人在别情之外产生更丰富的想像”。【8】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打破了晚唐五代文人的词“只是从书面的语汇里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口语和俚语”。诸如将“争”、“自家”、“消得”等“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这些词的反复使用，不仅使词“生动活泼”，且“使读者和听众既感觉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9】如他的词《忆帝京》中词人白描的手法以及“争”字等俚语的使用，“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的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10】

二、文学作品应写事实并加上真情实感的展现

美学研究者普遍认为：本身具有美的属性的东西不存在的。一件东西之所以美，是因为审美主体在这件东西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即文学理论上所说的“共鸣”。就文学而言，一篇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就是能否使读者产生“共鸣”。如果一篇文学作品反映的都是陌生的，或为多数人所不熟悉的，这样的作品要引起读者的“共鸣”是困难的；一篇作品没有真情实感，也必定是枯燥乏味的。我们讲写事实即为写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真情实感的投入即为作家要在作品中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人之常情，不无病呻吟。通读白诗、柳词，无不是写现实之事，抒发个人真情实感，表现普天之下的人之常情。

白居易对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曾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诗而作”，强调诗歌的价值在于“反映事实”，“为现实而作”，【11】要“唯歌生民病”（《寄唐生》），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在这一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他的《观刈麦》、《卖炭翁》、《上阳白发人》以及《琵琶行》等作品。所描绘的人民大众的疾苦，宫女的人生悲剧，失意文人的落魄几乎都是大多人所熟知的事实，而这些事几乎是能使人们产生同情，甚至感觉写的就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柳永入京却屡试不中之后，一度流连于汴京的秦楼楚馆，为教坊乐工和民间歌妓填词为生。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歌女无不争先让柳永为其填词，以提高身价，赚取更多钱财。柳永用当时流行的新声创作了许多俚俗的作品，比如为众人所熟知的《雨霖铃》、《八声甘州》、《满江红》及《定风波》等。作品内容多是“描绘都市的繁华，备述行役羁旅之苦，诉说男欢女爱，抒写离情别绪”。【12】作品内容主要反映的是妓女的不幸生活，但也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市民大众生活的再现；而所展现的男欢女爱、离情别绪及羁旅之苦，无不是人人都可能经历、感受到的“人之常情”。

柳永四十岁释褐入仕后，“生活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早年的风情显然减退，放浪的生活和俗词的写作也从此结束”。他在后期也创作了不少“歌颂皇恩和粉饰升平”之作，但就流传度而言，和先前的作品相比就逊色多了。【13】

三、文学作品应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创新，文学的发展一样离不开创新。没有创新，我们的祖先就不可能给我留下这么多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据审美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但凡新鲜的、新奇的事物，往往容易激发人们的猎奇心理需求（审美需求）。按此说法，白诗、柳词的盛传，关键在于出“新”，而这与他们身上具备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创新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盛唐的诗歌，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方面，通过盛唐人的创作实践，“已日臻成熟”，其作品大多“活泼先新鲜，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典故又用得少，确乎做到了雅俗共赏”。【14】也正因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丰富多样”，各种题材都写尽了，“艺术上达到了高峰”，盛唐人在这一“成就面前胆怯了，作诗拘于盛唐旧法”，导致“大历以来的诗歌越来越陈熟，发展也逐渐停滞下来”。【15】在这种背景下，白居易勇于创新，为打破这种停滞的状态，开创了一种“新诗风、新诗体，提倡‘通侻’（即简易之意）”，降低了作诗的要求，“改变盛唐旧法，随便写”。【16】故他的诗歌题材丰富，形式灵活多样，“对现实不满，可以写言激意质的讽喻诗；想卖弄人才，可以写千字律诗；如果只是发于一笑、感于一事一物，可以率然成诗。”【17】诗中可谈理说禅，发表议论，且提倡“俚鄙的诗境”。一改盛唐诗创风格，“以眼前事为现成话”，拓宽了诗的境界，“世间一切事都可以写进诗里，特别是生活小诗这一路”。【18】此外，白诗还接受了“中唐以来市人小说、传奇、变文的影响，在长诗中铺排敷衍故事”。【19】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语言质朴通俗，议论直白显露，写事绝假纯真，形式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20】“新乐府诗”。其所主张的“用新题，写事实，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21】正是白诗的创新之处。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上才发生了重大变化。”【22】柳永在词坛上的创新之处可谓变“雅”为“俗”。他的词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展现“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23】这些内容，尽管当时的文人都可能经历过，或都有所听闻，但多数文人不敢写，或不愿意写（认为写这些，有悖于他们的价值观）。柳永却大胆的写了，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从其作品的盛传得到明证）。这道出了柳词的创新点之一：即“将词的内容由上层社会转向都会下层生活，采用市井通俗浅显的口语俚词入词，开启了写通俗白话词的风气。”【24】此外，柳永还大胆创新，“大量创制长调”：既发展了敦煌曲子的一些“长调”，也“当时的新声代替唐五代的旧曲小令”；“与长调的体制相应，他创造了以白描见长、铺叙层次分明，细致而又直露的艺术表现手法。”【25】这些创新之处，使柳词获得“凡有市井饮处”，就能被吟唱的效果。

综上所述，白柳、柳词的盛传与其作品通俗易懂、写事实和真情实感的展现有密切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大胆创新。毕竟前两点是所有优秀作品、盛传的作品都应该具备的，而“创新”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做到的，也恰恰是文学创作应该追求的，是文学作品找到读者最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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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17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 参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参见宋人·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引。

【4】参见《论语·阳货》

【5】参见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39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参见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17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8】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1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本段前两句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3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10】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3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11】参见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17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2】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2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2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同上

【16】同上

【17】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28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21】参见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17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2】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3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23】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34-3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24】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参见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2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