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学术界曾有这样一个争论：儒学中到底有没有“超时代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成份”，或者说有没有“超阶级、超民族、超时代的普遍真理”。显然，这个问题不只关系到儒学，而且涉及到对整个传统文化的评价与继承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的看法是：传统文化是阶级性与超阶级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与继承是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毛泽东关于“吸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封建性的糟粕”的论断对此已作了肯定，同时，这一论断本身也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时代，需要突破和发展。
一、传统文化是阶级性与超阶级性的统一
所谓传统文化某一思想体系中有无“超时代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成份”或“超阶级、超民族、超时代的普遍真理”，其焦点和要害是“超阶级”问题。笔者认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思想体系都是阶级性与超阶级性的统一体。
毫无疑问，传统文化（这里指社会科学范畴内的文化）中并不存在超阶级的文化形态，各种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都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产物。尤其剥削阶级的思想代表大多以“超阶级”的面目出现，力图抹煞思想观念上的阶级分野，更给各种思想理论的阶级实质的甄别评判增加了难度。
因此，对历史上的各种精神遗产和社会思潮，首先判明其阶级属性，把握其阶级立场和阶级背景，揭穿各种伪善口号的阶级实质，当然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评价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就是说，评价和继承传统文化，首先要明辨阶级是非。
但是，阶级属性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唯一属性，甚至不是最本质的属性。儒、释、道这些传统文化形态，当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观照时，正是要超越其阶级层面而揭示其超阶级、超民族、超时代的文化内涵。
“文化作为一定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财富，具有其‘超个体’性。”（《哲学与文化》，陈筠泉、刘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第72页. 以下只注页码）笔者认为，这里的“超个体”性既适用于各种具体的文化实体，也适用于各种创造文化实体的主体。就主体而言，“个体”不只是单个的人，也表现为不同的阶级、阶层、群体或民族。而文化的这种“超个体”性，无论是从“个体”与“个体”的横向联系来讲，还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纵向联系来讲，其最根本、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超阶级性。如果一种思想理论只有阶级性而没有超阶级性，那末它的“超个体”性和文化生命力都将是非常有限的。文化之所以具有人类通性，不同阶级的文化或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相互比较，相互吸收借鉴，正是因为它具有这种超阶级属性。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封建性”的文化实体中汲取“民主性”的精华，也正是因为它具有这种超阶级性的内涵或特质。阶级性与超阶级性的统一，正是阶级社会里各种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二者正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相互联结而构成文化的实体。
就单个的人来讲，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统一体。那些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也都是特定阶级的人，都有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脊梁”，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显示了超越其阶级属性和时代属性的本质力量。
显然，这里所谓“超阶级”，与剥削阶级及其思想代表所宣扬的“超阶级”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以肯定其特定阶级性为前提，后者则是以否定其特定阶级性为目的，前者是对传统文化中合理成份的科学观照，后者则是对具体文化形态的特定社会属性的虚构和粉饰。
从文化视角对传统文化的观照，其判断尺度也与判断阶级属性的尺度根本不同。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和历史必然性的反映、揭示和确证。“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一是合客观世界的普遍尺度之理，二是合人的内在尺度之理，合价值尺度之理。”（第47－48页）
显然，这两个尺度都属于哲学尺度，亦即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尺度。这一文化尺度当然适用于传统文化，从哲学和文化角度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正是要运用这一文化尺度而揭示其超阶级的文化价值。
归结起来讲，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与鉴别在总体上应当有两种尺度，一种是阶级（政治）尺度，一种是哲学（文化）尺度，二者缺一不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思想理论形态上，相应地也就包括两种意义的批判，即阶级（政治）意义的批判和哲学（文化）意义的批判。
广义来讲，阶级批判是哲学批判的一个层次；狭义来讲，二者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功能。前者重界定，后者重扬弃，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主干，既不可等同，也不可相互替代。如果忽视阶级批判，抹煞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异，当然不可能有科学的哲学批判。但是，如果在哲学批判上没有合理的观照，也同样难以对传统文化做出恰当的评价。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曾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并指出在孔子的观念论体系中包含着片面真理，在其认识论和社会论上除了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还有许多辩证法因素。毛泽东这个意思，就是主张对孔子思想的批判，要坚持阶级批判与哲学批判的辩证统一。
至于所谓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当然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其超越阶级属性的合理成份的转换，即找到其合理成份与现实生活的最佳结合点。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把握了这个合理成份，是否真正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的最佳结合点，而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旧酒”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戏说”。比如说，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将其转换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究竟是“旧瓶装新酒”呢，还是“新瓶装旧酒”呢，抑或仅仅是一种“戏说”呢？
二、传统文化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传统文化的阶级性与超阶级性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当然，这里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因为某一思想体系除了其阶级性之外，其他的均属超阶级性，比如民族性也是超越阶级属性的。而在我们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角度来观照时，则由于参照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在本民族范围内来观照，民族性属于普遍性，而在超越民族范围来观照时，民族性则属于特殊性。所以，普遍性具有范围性和层次性的特点。
不过，从学术界争论的情况来看，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普遍性有何特点，而在于如何认识这个普遍性。比如，《哲学与文化》一书认为：“儒家‘仁学’是以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为前提的，如果否定了‘君、臣、父、子’等级制度这个前提，儒家‘仁学’还成其为儒家‘仁学’吗？而如果不否定这个前提使其仍保持儒学的固有性质，它又何以能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这也是站在观念论的立场上无法解答的问题，这是由其历史观的局限性所注定的。”（第12页）
这段话的意思很值得推敲。
其一，什么是儒学的“固有性质”？应当说，阶级性和超阶级性的有机统一就是它的固有性质，或者说阶级性和超阶级性这两个方面都属于它的固有性质，而不能认为只有阶级性是它的固有性质，超阶级性不属于它的固有性质。
其二，就“仁学”来讲，如果不否定等级制度这个前提，它真的就不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因为它既然是一个阶级性与超阶级性的统一体，或者说是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统一体，那末其“超时代的永恒价值”就客观地存在于这个统一体之中。也就是说，不否定这个前提，它照样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当然，在表述上可以更精确一些，即：不否定这个前提，它照样包含着“超时代的永恒价值”的成分。
其三，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仁学”是否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而在于不能把“仁学”当成儒学中的“普遍真理”成份。因为“仁学”与儒学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儒学和其中的“仁学”都是特殊的具体的文化形态，都需要给予批判和扬弃。
从历史的实际来看，“仁学”既是阶级统治的产物，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它既符合维护等级制度的政治需要，也符合建构和协调农业社会伦理关系的客观需要。“仁”的观念在中华民族根深蒂固，既是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长期灌输的结果，也是中国农业社会长期绵延的结果。《哲学与文化》一书指出，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到处是生存竞争的社会中仍有人道主义的存在。那末，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里倡导人道主义，就更应当是自然而必然的事情了。尤其儒家“仁学”中的有些东西，并不能完全与等级制度挂钩。比如，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里边就看不出与等级制度有什么关系。
中华民族人道主义传统的形成固然不可全部归功于儒家“仁学”，儒家“仁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并非都是积极的和正面的，毫无疑问也有其消极作用和负面作用。但是，它在培育中国或东方人道主义文化传统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其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甚至是具有永衡合理性的因素，却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只看到“仁学”的特殊性，只强调其阶级性和历史前提，而否认其中普遍性、合理性、现实性的东西，是否也有“观念论”的影响呢？
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总体上也是一种比较文化研究，既要求异，又要求同。而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这个角度来讲，求同更应当是主要的，亦即从特殊的文化形态中发现普遍性的成份这一点是主要的。在这里，应当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苟同”，即缺乏批判、分析和鉴别，良莠不分，盲目求同，甚至对那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乃至腐朽反动的东西也大加称颂、宣扬和鼓吹；另一种是“斥同”，同样是缺乏批判、分析和鉴别，只见异而不见同，以璞为石，以瑕掩玉，以特殊性否定普遍性，这也不是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同样不利于对传统文化的评价、继承和弘扬。
三、评价与继承是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哲学与文化》一书指出：“真正有意义的是首先要客观地判定儒家思想在现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中的地位，即它是否还在制约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制约着现代人的生活？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谈得上对儒家思想的褒贬取舍。”（第291页）这就是说，评价传统文化的参照系只能是现实，评价的客观尺度（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是统一于现实的，或者说，评价尺度也是以时代为转移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对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选集》第667页）。这个尺度符合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需要和时代特点，在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与继承上发挥了历史性的指导作用。那么这个尺度在今天是否仍然合理呢？应该说，剔除糟粕、吸收精华这个总的要求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是在今天，传统文化中究竟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是否仍然可以沿用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个尺度呢？笔者认为，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个尺度已经不完全适应于今天的现实，应当予以扬弃才对。
首先，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与民主革命时期相比，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民主”而论，那个时期的“民主”是相对于封建主义而言，是反封建争民权，是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解决国体问题。而今天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民主，是人民如何行使政治权利，是特定国体下的政体问题。
因此，对传统文化，如果我们仍沿用民主革命时期那个判断尺度，或者说仍在过去那个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民主”概念，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比如，“文革”中继续提倡“造反有理”，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与此相适应，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盲目破“四旧”，打倒一切，结果反而损害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自己的政权。就对传统文化的观照而言，这不能说没有判断尺度和参照系方面的失误。
其次，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整个历史使命远远没有完成，我国无产阶级作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要使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在国际资本主义和敌对势力的包围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避免苏联、东欧悲剧的发生，不仅要扩大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建设，而且要努力巩固国家政权，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褒贬取舍就应当有更为现实的尺度。
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任务压倒一切，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限定为“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为夺取政权服务的。传统文化中那些关于治国和巩固政权的正反经验和规律性探索成果，在那时或者被视为糟粕，或者缺乏现实价值，而在今天却正是我们所实际需要和应当努力吸收借鉴的东西。
仍以儒家“仁学”为例，“仁”是为“礼”服务的，“仁”属于伦理道德，“礼”则是政治规范和政治秩序，儒学正是在伦理道德与政治秩序的关系上为我们提供了规律性的认识成果。比如所谓“礼不下庶人”，站在“庶人”的立场当然是应当予以批判的，但那时“庶人”是被统治者，“贬为庶人”是对王公贵族的一种惩罚。从政治和文化角度来观照，“礼不下庶人”正是揭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不适用于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分子这一政治法则，蕴涵着一种普遍性的品格，不能说对我们没有借鉴意义。如果那时“礼下庶人”，反倒成了怪事，我们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学原理都需要重写。
至于今天我们从政治上强调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不做，与孔夫子所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否反映了政治上的相通性呢？是否可以从中发现古人的政治智慧呢？
再次，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吸收“民主性的精华”的尺度，仅仅是一种政治尺度，而在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在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与继承仅仅使用政治尺度是远远不够的。政治尺度远远不能涵盖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也远远不能适应当今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广泛需要。只有建立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的尺度或尺度体系，我们对传统文化才能有更科学、更严肃、更现实的评价和继承。
事实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各方面工作和各门学科的繁荣与活跃，人们已经和正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样的尺度，在营造这样的尺度体系，对传统文化的消化、吸收、借鉴早已大大突破了毛泽东提出的那个尺度框架，对传统文化与现实的最佳结合点、结合域的探索已经贯彻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反映于各种思想理论之中。在这样的尺度体系面前，我们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华，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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