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张语，因为生在金融海啸，要活得称心，恐怕得够老够透彻；或够年轻，不知世间崎岖，才能心情愉悦。
我现在五十，比我年轻的，记忆中战乱贫穷的画面皆以黑白影集播出。说世界大战，道石油危机，丘吉尔是黑白，孙运璇也是黑白；我们从不知他们打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电视影像科技的进展，给了我们错觉，危机只存在于黑白的时代，自从人类的报道世界成为彩色后，世间早已一片缤纷美好。
金融海啸诱引我回头，阅读崛起于1920年至1930年大萧条年代的许多人物，其中最精彩的首推两个女人，张爱玲与CoCo Chanel。她们都活在那个因大萧条而极端主义战争的年代；CoCo略长张爱玲十来岁。我常扪心自问，如果与她们活在同一时代，我会和她们做出相同的选择吗？我还能如此推崇这两个女人吗？
首先，这两个女人都曾是“汉奸”或“法贼”。张爱玲嫁给了“伪”政权大官胡兰成；CoCo Chanel在德军入侵巴黎时，与一名德国军官同居。大战后人们质问香奈儿女士，何故“卖国”？她不仅不道歉，还轻佻地回言：“和一个男人上床，需要检查他的护照吗？”
其次，这两个才女，皆话题女王，都是搔首弄姿之辈。同代自命清高的文人多为贬抑，但迷恋她们的众生，却横跨时代与年龄，拥爱不已。张爱玲与沈从文同时成名，她是上海滩那一辈小说家最早奇装异服，摄像上画报，宣传自己的女文人。这种附庸大众文化的炒作法，自非沈从文、鲁迅等革命文学家愿意干的事。她晚年孤寂，惜字如金，与少女时成名趁早，红唇时髦成了极大对比。如果张爱玲一开始采取的不是画报型的宣传策略，走个严肃路线，她的文学是否仍拥有今日相同的经典地位？张爱玲本人与作品都成了传奇，互为迭影，世要够乱，才能出佳人。那个战火中唯一最无国仇家恨、只求纸醉金迷的上海孤岛，出现一名明哲保身的乱世佳人，恻恻轻怨的文字，竟给了中国人战火中避世唯一的慰藉。
CoCo Chanel更“过分”，她的人生简直有如一本谎言集。绝口不提出身孤儿院，一生利用男人，认定上流社会的价值，只求往上爬。永不停止地向上爬，成了她人生唯一相信的道德。从巴黎到维基“伪”政府，从维基避至瑞士，再从此处不留人的法国、发展至新兴时尚帝国美国；香奈儿出身比张爱玲更穷困，也因此更没有道德包袱。一切只为了发展她们旷世的天才，除此之外别无生存原则。
这两个女人皆活在大萧条时代，乱世里经营自己，有时也被逼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原因之一，她们很早即明了自己除了天才的梦外，一无所有。CoCo的侄儿，是她在孤儿院一同长大的姊姊唯一的后代，德国入侵时侄儿被关进集中营，CoCo与德国军官的卖国性事除保住了她自己之外，还救出了她的侄儿。而张爱玲的故事大家听多了，出生于银进银出的父亲家庭，成长后渴望着自由，她形容自己出走父亲的家“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经过一番算计，她决心只有自己才是唯一的资产。16岁时的张爱玲已爱看《聊斋》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她写《更衣记》，只提到了法国大时装公司如Le long s Schiaparellis，CoCo Chanel对她而言，还是一门太高级遥远的时尚知识；但她已批评起中国裁缝，没主张。并明言，如果男性们对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致千方百计争取社会声望，祸国殃民。这一点香奈儿女士战后，曾于美国时尚杂志专访时，说了相同的话，“那些战争的发动者，不懂得追求时尚，男人们要像女人一样爱起花边帽，天下就太平了。”
大萧条乱世中，两位只求自身太平的女子，最终也真的成了世纪巅峰的奇才。“我们的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她们世故地选择冷视人间，女人救不了时代的悲苦，只救得了自己的天才。CoCo死的时候，法国总统将之比喻“法国20世纪留下的三个名字，戴高乐、毕加索与香奈儿”。她们错了吗？我没有答案。 （陈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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